花卉與恬淡生活(1 / 3)

花卉與恬淡生活

一天,莊子和惠施在濠水的橋上遊玩,莊子說:“魚悠悠哉地遊出來,這是魚的快樂啊!”惠施問:“你不是魚,怎知魚是快樂的?”莊子回答說:“你不是我,怎知我不曉得魚的快樂?”又有一天,莊子在濮水釣魚,楚威王派了兩個大夫先去表達他的心意說:“我希望把國內的政事委托給你。”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答道:“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王把它盛在竹盒裏用布包著,藏在廟堂之上。請問這隻龜,寧可死後留下一把骨頭讓人珍重呢,還是願意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塗裏爬呢?”兩個大夫說:“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塗裏爬。”莊子接口道:“那麼你們去吧,我還是希望拖著尾巴在泥塗裏爬。”這兩上故事見於《莊子·秋水》篇,表達了對自然、生命和自由的珍視和向往,對後世很有影響。據《世說新語·言語》載: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簡文就是東晉簡文帝司馬昱,華林園在長安城西,他在一次出遊華林園時,突然想起了莊子在濠梁欣賞魚樂和濮上釣魚的樂趣,更覺得周圍的鳥獸禽魚都像朋友一樣與人親近,於是便講了這番話。後來,“濠濮間想”成了別有會心、自得其樂的同義語。

上至帝王如簡文帝,下至平民如莊子,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愛慕自然,珍重生命,因為這是人之常情。然而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同,生活處境的不同,對待山水草木、花鳥魚蟲,會心所在便會大相徑庭。

譬如,以天子之尊,棲情於花草,往往是唯我獨賞第一,天下奇品異種恨不得羅致皇家庭園,盡入我眼。愛之愈深,塗毒生靈愈厲,所謂會心所在,不過是填一己之欲壑而已。

秦始皇一統六國後,大興土木,為建上林苑,役使七十餘萬勞工,花木果樹,刈集一地。漢初各諸侯國國君“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漢·孔臧《諫格虎賦》。三國吳主孫皓大開苑囿,費用動輒以億萬計。齊永元年間,東昏侯蕭寶卷因東宮焚於火,遂起芳東苑,正逢酷暑,所種好樹美竹不出兩天內紛紛枯死,便傳令向民間征收,於是“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至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複皆然。”隋煬帝辟地二百裏建西苑,投入百萬勞力,詔天下進花卉,單是易州一地便進牡丹二十箱。唐武則天也曾命令大量移植牡丹充上苑。北宋徽宗為汴京(今天封)城郊造艮嶽,興起臭名昭彰的“花石綱”之役,為征集奇花異木、珍竹怪石,專門在平江(今蘇州)設立應奉局,大肆擾民。其間毀人家園、取人花石、榨人財錢不計其數。這一事件在小說《水滸傳》中也得到藝術再現。明談孺木《棗林雜俎》一則記載說:“宋徽宗藝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於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禦愛菊’也。”宋徽宗癡情於菊,他親手培植菊花,曾育有小朵銀色的菊品,卻視為禁臠,不準傳種到宮外。當聯係上“花石綱”之役這個背景,他的愛心,他的癡情,更隻能令人產生反感。

不過,即令帝王,也有值得一書之處。《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劉恒登基那年三月,下詔書說:“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顯得對莊子的思想心領神會。漢文帝是我國曆史上以勤儉節約著稱的皇帝,他親耕籍田以供粢盛。即位初,有人獻千裏馬,拒不接受,在位二十四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他繼續執行漢初休養生息政策,免收全國田賦十二年,解放奴婢,免官奴為庶人,廢連坐法,除肉刑,邊關采取和親政策,以致生產發展,社會安定,史上與是景帝並稱“文景之治”。前述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曲籍,好書法。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由於大司馬桓溫擅權,即位後雖有抵製,卻常常怕遭到廢黜。他遊華林園時,突發“濠濮間想”,也是自有其苦衷。《開元天寶遺事》說,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唐玄宗一次同諸王在竹叢間散步,看到那裏的新竹“牙筍未嚐相離,密密如栽”,感歎地說:“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睹此可以為鑒。”幾個皇兄弟聽後都唯唯稱是,玄宗於是呼之為“義竹”。可謂別有會心了。

反之,像莊子這樣的社會下層人士,穿則布衣麻屨,居則篷門篳戶,遊則戴天履地,朝夕與山川林野鳥語花香相處,所思所想自然大異其趣。在他看來,大自然是完善的,人應當回歸大自然。但人由於有太多的名利的約束,為“物役”所牽累,造成了人生的痛苦。他因此呼籲,要絕聖棄智,擺脫“物役”,將身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時時會沉浸在身處林野懷抱的樂趣中:“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焉!”《莊子·知北遊》。他更重視精神上的自由,提出一個人應當堪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遊自在、無掛無礙的境地,他把這稱作逍遙遊。

莊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據《莊子》和《史記》記載,他生活窮苦,靠打草鞋過活。曾在家鄉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官,在職不久就歸隱了。莊子的生平,經曆了平民、出仕、歸隱三個階段,在最後的階段,莊子也成了一個隱士。所以,“濠梁濮上”對莊子來說,並非隻是寓言式的故事,而是親身的實踐。楚威王招他出山,遭報拒絕,《史記》就有記錄,且說是聘他作相,較《莊子》更詳,當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