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就討論一下這些局麵。上述幾國和俄國共同決定了側翼地帶的軍事、政治形勢。在這幾國中，英、日、美三個國家絕對是海上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主要在於海軍方麵。德國不太一樣，不過它近年來的商業發展使它也希望在不發達地區實行自由貿易。和他國一樣，德國也必然要反對獨占性控製——這種情景令它無法想象。德國的這種立場是眾所周知的，而且體現在了德國的擴充海軍計劃上。因此，我們可以預計，一旦形勢需要，四個國家可以在中國采取同樣的一種以海軍為後盾的行動。這些國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來支持這種行動，強大的海軍力量足以使這些基地防範陸上進攻。不過德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它的膠州灣基地比較易受攻擊。日本則因其島國地位而比較安全，香港也遠離陸上敵國的重心所在。占據著菲律賓的美國也有著同樣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況保證了海洋得以處於海軍控製之下。在基地、艦隻、防禦和進攻力量、基層官兵和上層決策者諸方麵，四國的海軍都勝過了俄法海軍。而且，四國海軍還可受到陸軍的支援。在俄國的一翼有著日本陸軍，而在五千英裏以外的另一端，有著德國軍隊。德軍對於亞洲問題的意義正說明了美國為什麼對德國的長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國易受攻擊的兩端之間還缺少鐵路聯係；而菲律賓和香港都接近俄國的東翼；和它隻有一小段絕對安全的水上距離。除了這些，長江還為海上強國提供了進入內陸的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離海二百三十英裏的南京，而頗有戰鬥力的其他艦隻則可到達還要遠四百英裏的漢口。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至離入海口一千英裏的宜昌。
軍事形勢就是政治形勢，對其正確理解有助於和平。盡管存在著上述優勢，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將它們用於政治侵略，不管它們在戰時能如何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麵，當然可以用它們來阻遏憑借武力謀取商業壟斷的嚐試。但是，對海上強國來說，也有一個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的位置。由於自身力量的特點，海上強國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隻能通過中國人來發展中國，隻能激勵而不能取代現存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們希望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後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除非這在北京政府屈服於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得以實現，否則很可能在長江流域就會逐漸產生一個和北京對立的政權。中國中央政府的虛弱會促進這種革命，而它隻不過是業已顯露的地方獨立運動的另外發展而已。中國人民及其領土經曆一段政治分裂時期或許有益於愛國主義的生成——法國革命之前的德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在當今時代，愛國主義將人們彙集為比現有的民族更廣泛的集團。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
根據我們的闡述，顯而易見的是，四個提及的海上國家憑借著它們在東亞的地理存在，能夠有效地抵製來自北方的擴張。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亞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況尚欠清晰。這裏離俄國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國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為俄國的黑海艦隊提供協助，這都有利於俄國建立主宰地位，而這個地位幾個世紀以來也一直是法國的主要目標。對此，作為一種抵銷，意大利由於它在當前國際聯盟問題上的傾向性及基於明顯利益的民族情緒，會積極支持任何能保證地中海地區的均勢及蘇伊士運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眾的政治智慧，不會不認識到，它靠近馬爾他及位於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們能夠依靠其強大的海軍，在本地區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使意大利成為連接歐洲與遠東的交通鏈條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穩固的一個環節。至於日本或美國，它們在地中海地區沒有關鍵的利益，也無優越地位，因而也無理由把本應用於更緊迫任務的力量花費在該地區。而且，美國人民肯定也反對幫助土耳其蘇丹維持其被濫用的權力，何況他們不願破壞與俄國的傳統友誼，除非後者推行一項明顯違背美國利益的政策。盡管如此，美國人仍需接受並熟悉這樣的事實，即美國已經不可改變地介入了世界事務，它發表了門羅主義，接下來占領了一些島嶼——主要是菲律賓，在中國又具備了關鍵利益，因而美國人絕不能擺脫如利凡特或波斯灣入口的力量平衡這樣的問題對於他們自身的關聯性。這些地區緊密關係到美國的利益，至少現在是如此，因為美國要控製從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國新獲得的地區的最短路線——它經過紅海，何況這條路線對英國和德國更具意義，而這兩國對中國的政策相同從而有助於美國。所以，在某個地區影響到英德兩國的因素也必然會影響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從我們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亞細亞的問題關係到英德與它們及美國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間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過，由於這不是這些國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鑒於這條通道在戰時易遭危險，經過的又是狹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狹長的紅海及連接這兩者的易受攻擊的蘇伊士運河，它對有關國家的價值就更小。再考慮到地中海的長度——從直布羅陀到蘇伊士是兩幹英裏，法國海軍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強大存在，就不會對在英國頗有代表性的主張，即放棄上述危險航線，認為蘇伊士運河僅可在和平時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過，假如有關國家能繼續加強並擴大它們的政治地盤，尤其是沿著現在的航線，這條航線所受的威脅就會減少至一種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種平衡的程度。這時，相對於更安全、但也更漫長的繞過好望角的航線，上述航線至少能作為一條用於軍事目的的臨時航線而被使用。
上述意義上的軍事安全首先取決於海軍力量，但顯而易見的是，海軍需要獲得東地中海地區——這是上述航線的戰略中心地帶的土地作為基地，還需要一種既能保障如直布羅陀和馬耳他這樣的據點的安全、也能有助於通過利益聯係贏得廣泛民眾支持的政治局勢。這種局勢業已在英屬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賓，它既給有關國家帶來了優勢，也促使它進一步努力。如果蘇伊士運河不太安全，英國就必須努力保證它即使在戰時也依然暢通，而促進埃及穩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於運河。需要提防處心積慮的沉船行動造成運河的暫時關閉，但如果對河上的船隻及引水業務進行了嚴格軍事管製，這種厄運就不會臨頭。另外，即使運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當短的通道以及時完成軍事任務，隻要把部隊或軍火運過狹窄的陸上頸狀地區就行了。
在戰時，埃及歸屬現狀的維持及通往東方的最短線路的安全都最終取決於今天稱為土耳其亞洲部分那一地區的——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波斯地區的長期政治傾向。如果我們能想象亞洲的土耳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成為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擁有訓練有素的陸海軍的現代國家，就自然會有上述認識。現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國也不能比這樣的一個國家能對更多的問題產生影響。這樣的國家如果存在，埃及也會變得不安全，如同奧斯曼帝國處於盛世時的情形，因為埃及的戰略重要性在各個時代都是眾所周知的。這樣一個想象中的國家毗鄰黑海、波斯灣、紅海和利凡特，對這一地區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務都有有力的影響。這個國家現在並不存在，但這樣一個政治實體能否健康地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亞洲問題，就和關於中國的問題一樣。不過，中國主要是一個產出地區，而前者盡管並不貧瘠，更重要的角色還是在對交通的影響方麵。因此，就對於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遠勝於中國。
在上述地區，為了促成適宜於持續發展的政治環境，取代現存不合理統治的發展過程必須始於外部。因為情況充分表明，在當前統治下，不存在國家內部的進步動力。無論發生什麼，現有的居民將繼續存在，但政府的命運則取決於其適應強大外來壓力的能力。在中國的進步過程中，即使軍事組織與經濟管理是以外國——俄國或西方的知識成果為據，一定時間內，在中國駐紮的艦隊仍將是外國的而非本國的，因為海軍是最具技術性、最專業化的軍種，因此中國海軍不可能早早地成熟並獨立運轉。不過，在監管期內，軍事戰略領域受到的影響和中國的海軍及陸軍組織完全由中國人組成時的情形是一樣的。如果學習對中國的陸海軍產生了積極作用，它們兩者的結合將使中國能依照自己的利益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
很清楚，在中國、埃及和任何有著大量人口的地區，旨在實現全麵的文明化的發展隻能由業已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來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非議。不過，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這些地區，無論是對民眾還是對現存的政府而言，還不具備實施必要變革的能力。於是就有這樣的問題：這樣的變革要在什麼樣的推動力、在什麼樣的種族或組織的指導下進行？其答案取決於外部力量之間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競爭。這場交鋒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製的，因為各國的政治行為是相互對立的，而該行為正是起關鍵作用的不同國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鬥爭的表現與性質如何，是發生在爭執地區本身還是其外部、在陸上還是海上、是通過和平競賽還是戰爭，問題的解決終要取決於力量的均衡。尚不能進行預測並不就意味著無需對形勢認真分析。十分相反，決定結果的不僅有那些未知的東西，也有思維傾向。麵對不斷出現的緊張，通過仔細考慮問題的重要性與性質、並確定所期望的目標，就能給予上述傾向以慎重的引導。這對於有著共同利益的海上強國更為重要。這些國家沒有統一的領導，能否協調行動——做不到這點，它們就不堪一擊——就看能否準確地認識有關問題並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區，不存在象中國的長江那樣的一條水道以使內地與海洋相通，雖然在敘利亞和卡拉馬尼亞的海岸有一個靠近英屬塞浦路斯島的折進內陸的海灣。因此，該地區內陸的發展——這是使當地人民進入國際社會的前提——隻能借助陸上交通，尤其是鐵路。在沒有可供大型船隻航行的水道的情況下，文明就以鐵路為中心擴散其影響。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直接參與，鐵路建設就將主要由私人企業實施，而且優先建造的將自然是難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線，尤其是在那些位於地中海與波斯灣之間、易由海洋抵達的國家。不管一條鐵路走向如何——這主要取決於當地的考慮，它必須迅速發揮政治和戰略作用。這就必然會激起出於軍事與商業原因的對築路特許權的爭奪。
海上強國如果對它們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認識，就應認真防止它們之間的上述競爭演變為敵對。如果真地這樣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長遠的總體觀點對眼前的具體行動產生了良好影響。鐵路給擁有它的國家帶來的日常好處會觸動鄰近的國家，這樣，後者也會逐漸加強鐵路建設，使大量領土資源得到開發。如一個占優勢的海上強國擁有這些資源，它就會有更大的控製力。勿庸贅言，在所談及的地區，均有著豐富、優良的軍事原料。
上述分析說明了北緯30至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其可能變化。從其中可以簡明地推斷出：盡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對其未來也需早作定奪，但以利凡特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有著大得多的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歐洲、印度和中國——不用說還有相對獨立的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除非英國和德國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否則它們不會讓利凡特與波斯灣成為一個潛在放手的海軍基地所在，尤其是當後者在太平洋地區和它們發生嚴重對抗之時。由於上述航線從始至終相對狹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耳他、亞丁和波斯灣，可以對這條路線進行有效控製。對該航線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銷這些據點由於比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國握有控製權。一旦過了西西裏和馬耳他，海上形勢隨地理與政治力量的分布狀況又有所變化。這一地區的當地國家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將來會不會有則要看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對英國和德國在利凡特保持海軍力量的存在，並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由於從直布羅陀至馬耳他的航線比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這樣的反對完全正確，它雖然並不能改變目前現實，但清楚地體現了在利凡特獲得一個穩固的陸上基地的必要，這樣的基地可使海軍行動就地獲得補充。與此相聯，天然條件將埃及變為了東西方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運河的淤塞，都不能改變這些條件。如納爾遜和拿破侖認識到的，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運河開鑿之前，埃及就成為了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處。在大國時代，埃及由於其適合居住的地區比較有限，必定要成為大國的附屬物。哪一個大國的呢？是否誰離得越近就越有控製力，因為它更容易鞏固所得？目前看來，英國在利凡特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借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就地中海這一個麵積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於中心地帶的優良艦隊可以控製整個海域並且毫不費力地完成一般的軍事任務。在地中海兩端擁有港口對這支艦隊並不過分重要，盡管在緊急情況下它或許開往直布羅陀或蘇伊士並從那獲取補充，但不必駐紮在當地以保衛它們。隻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馬耳他擁有穩固基地，上述艦隊就能主宰從東至西的地中海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