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為了自己的偉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對於整個東方世界來說也處於中樞地位。在任何情況下，來自各個地區的物資都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理想之地，因為從四麵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資供應是任何海軍都很難完全切斷的，這就十分有益於在埃及集中力量以進行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的防禦或進攻行動。上述供應至少也可來自於兩個方向：紅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艦隊能同時切斷它們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鎖，紅海對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來說依舊是最短的支援路線。在上述情況下，英國還有經過好望角的航線可用，如果嫌這條航線過長，那就更沒有理由過早放棄蘇伊士航線了。難道一些臨時的原因或災難隻會使英國艦隊暫時處於劣勢？有什麼能比經由蘇伊士運河在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進行調動更加保險？一旦英國海軍處於了長期劣勢之中，不管何時何地，英國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總而言之，根據嚴格的軍事分析，看來放棄地中海和蘇伊士航線卻青睞好望角航線的觀點是防禦性而非進攻性的戰略考慮。它和這種認識有關，那就是，引用拿破侖的譏諷之語，‘可以毫不冒險地進行戰爭’。對一個業已握有馬耳他和直布羅陀的國家來說，正確的方針看來就是牢牢抓住埃及，鞏固對其統治，在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資的供應基地，以預防可能的對英國的切斷行為。在英國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國與英國利益大體趨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據國家的能力，針對現實應作出什麼決定，上述討論已有力地表明了針對潛在侵略的幾個頗為重要的特點，在利凡特的戰略中心有著決定一切的長期意義。很難不認為上述幾個特點可能出現在該地區，它們作為整體，在過去的時代中圍繞的是亞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名——在它們身上，具體體現著眾多的複雜事實。在當今時代，‘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具有這種意義，因為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係取決於蘇伊士地峽及運河。前麵之所以對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談論很多，就是因為它們和蘇伊士通連，這些地區的重要性就在於對所討論的交通線的影響方麵，這條線的最關鍵點就是在連接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那麼，是否可以謹慎地認為，經過好望角的環形航線可被放棄？或者問得更直率點，較短的航線是否是唯一一條對各國有用的航線？鑒於國家間的利益衝突，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還有，英國享有的全人類施惠者的長期榮譽是否與日俱增地維係在了蘇伊士航線上？
以現實所能提供的盡可能長遠的觀點來展望將來，世界的同化進步運動不是南北向的，而是東西向的，而東亞和西亞正給發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動。東亞和西亞的發展過程與影響離不開巴拿馬和蘇伊士這兩個地峽。它們作為捷徑所在推動了人力對自然障礙的克服，而蘇伊士運河業已開鑿成功。大致說來，這兩條運河也標誌著一種分界線，這條線以南地區的商業和政治活動一直比以北地區的要次要得多。另外，盡管兩條運河都非常重要，但蘇伊士運河更有意義，既因為沒有——近期內也不會有——象橫跨北美大陸鐵路這樣的交通途徑可供替代，也是因為在蘇伊士附近有著直布羅陀海峽、黑海、達達尼爾海峽、紅海及曼德海峽，土耳其也處於衰落之中，而對美洲地峽來說則沒有類似的情形。另外，圍繞著蘇伊士運河，有一股國家間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則多少防止了這種局麵的出現。
假如上麵的分析正確，就會自然有這個問題：政治思維習慣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響？答案是這些情形是決定對外政策方向時的首要考慮所在；其他考慮並未被排斥在外，但隻是第二位的，應嚴格服從於前者。這種情況左右了英國對南非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對蘇伊士運河的關注。對美國來說，與中美洲地峽鄰接的加勒比海的價值在各方麵都大有上升，必須認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響了它的政治變化。不過，在美國大陸——從其南端可對地峽施加影響，門羅主義已失去了往日風光。雖然如果出於國家榮譽的需要，美國可以繼續執行門羅主義，但鑒於世界上的機會與注意力已顯而易見地轉移到了亞洲，不可否認，無論對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來說，利益中心已極大地發生了偏轉。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馬上著手處理，那就需要考慮一下，請求對我們並無感情的國家的政治保護是否會削弱我們有效行動的能力。國家政策以及軍事活動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集中精力、始終如一。如沒有看錯的話，和在其他地區發生的重要進程相比，東西半球南端的情形隻有次要意義。
到此，我們的討論集中於亞洲之外的民族和國家以及人口眾多的所謂中部爭執地帶。毫無疑問的似乎是，後者連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僅僅是使有關國家變得更為強大的賭注而已。但這並不是事實。爭執地帶的民族、國家盡管在某些方麵就象一群沒有牧羊人的羊，但它們並不是一群為他人所有的羊。通過個人體現出來的這些國家的國民性格可能是堅強、果敢的，不過，發展的停滯使這些國家喪失了應有的力量，最終喪失了進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這些論斷大體正確——現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點，這些國家在將來的某段時間內將依然止步不前，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進步，其動力也必定來自外部。在後一種情況下，外來推動的源泉和特點以及所導致的變化，顯然對世界有著重要意義。斯拉夫式的、條頓式的或亞洲式的推動力所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樣十分重要的是，本質上並無不同的一個種族的成員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國家之內，還是由於暫時的差異，分為了幾個獨立的國家乃至敵對的集團。由於答案遠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很難平靜地想象中國的四億居民能被收納在一個有效的現代政治體製之內，並共同生活於一塊並不寬敞的國土之上。來自四麵八方的對中國的影響將改變中華文明的特性，而這又將對世界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總之，外來影響對一個國家的作用不是最終體現在物質發展上，而是在個人性格的變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國民性格的變化上。
所以，未來發展方向對於亞洲國家至關重要。從此出發，外來競爭者的特性與相對能力頗令人關注。這方麵的差異決定著一段長期的曆史進程將如何開始，而其歸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蘊含於開端之中。所以應該具備長期的眼光，不過現在尚根本無法預測結局。不過，可以確切認為，由於影響未來的積極的或消極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須耐心觀察、認真思索、並積極行動，以形成嚴謹的認識。這樣才能保證不會有什麼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為上述作法給我們贏得了時間，而時間的充分是處事穩妥的保證，它將變化過程變為了有序的緩進。這個過程並不排斥其他種族特性的作用，而將曾一直單獨存在的它們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本質上不同的種族特性相互影響的結果，條頓文明的一些因素通過漸近的過程而不是突然的變化注入了羅馬文明之中。這個至今依然使我們受益的曆史結果可歸功於愷撒的高瞻遠矚。不過，愷撒自己並沒有有意識地要造成上述結果，他隻是看到了現實中隱藏的危險，從而想到應該推進羅馬的邊界、鞏固羅馬國家的外圍地區以阻滯敵人的進犯，為羅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從防禦目的出發的。
需要認識到，歐洲文明也已發展到了一個需要進行對外交流的重要時期。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它將以本無共同之處的東西方文明的交彙而告終。盡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條頓人已在做的，歐洲文明應保持它的獨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長期接觸中一直受歐洲深刻影響的中國文明因素，它們間的更進一步融合將潛移默化地產生應有影響。這些並不要求歐洲各國的特性趨於同一，但確實需要有一種共同的精神，這是比物質進步更緩慢的過程的產物。當拉丁文明與條頓精神相碰撞之時，拉丁的特色就體現在了羅馬法和帝製思想上——教會集權是其自然衍變，而歐洲盡管有許多國家，它們卻有著一致的神聖基督教傳統。這不是一成不變地從某一代那裏繼承下來的，也不是一時的奇想，而是一套時刻發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傳的思想傳統，其完美的生命力已體現在世代沿襲之中。
我們已經和東方國家發生了接觸，但它們對於我們的文明的內涵還是一竅不通，因而把它們融進我們的文明之中是人類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不過，由於有著過去的經驗，我們不必對此心存疑問，更不用說恐懼了。在我們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條頓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時又未喪失各自的獨特性及影響區域。這主要是因為一種精神滲入了這兩個不盡相同且長期疏遠的文明的內心世界並成為它們共同的所有。兩類文明打碎了相互間的分隔之牆，消彌了相互問的長期對立，同時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們應明白，單單從商業利益的角度——這是圍繞眼前利益的短期觀點——來考察所麵臨的如長期的隔離、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實現最終的統一等問題是不夠的。當然，短期考慮也有助於針對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這必須和正確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這個方向的確定是必須單獨考慮的。對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將提及的因素，不僅要根據眼前的得失，也要參照長遠的未來進行研究。未來的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將具備權力意識並為適當的歐洲方法所管理，它們能發揮與其大小相稱的影響並分享普遍的利益。它們還將認識到——不過我們對它們的責任要求我們現在就認識到，它們的發展對世界有著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意義，而且它們需要有充足的時間以吸納我們這裏的幾個世紀基督教發展的成果。
就贏得必要的時間而言，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可以從現實中找到不少希望。我們當今的世界由許多國家組成，而不是處於一個龐大的、統一的主宰權威之下。愷撒曾為這種統治的建立奠定基礎，這是因為羅馬公民的個人主義傾向使早些時候的更英明的體製難以重建。由於愷撒及其幾位卓越的後繼者的天才和智慧，他們以熟練的協調技巧使一種體製在已長久地失去活力之後仍能得以維持。內部的變化——為人所知的是動亂，使該結構在紛爭中繼續存在並且免於陷入僵滯與隨之而來的衰亡之中。羅馬時代的集權、一統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廈，其穩定取決的不是基礎的堅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決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給某些人，他們以國際組織的增加及隨之國家的單個活動的減少為理由，要把世界置於一個中央權威之下，實現某種要命的統一。其實我們的世界已經為某種傳統和規範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種政治的或個人的行為是像分類架中的文件那樣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導致了中央集權的瓦解，從而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將查理曼帝國推入了混亂之中。可是，分裂的、戰爭頻繁的歐洲社會卻有能力擊退阿拉伯人的入侵，並逐步確立後來的社會秩序。在該秩序中，國家間的長久競爭帶來了興旺的活力。
對當代的文明國家以及文明本身來說，沒有什麼比企圖憑借中央權威來解決疑難和調節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這和由政府操縱個人的‘家長式作風’異曲同工。和公民社會一樣，國家社會正常與否取決於個體成員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員的理性的自我實現能力所決定。國家間的利益鬥爭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競賽使各國間在種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長期化。而在衝突中產生並得以保持的強烈民族特性一方麵會加強亞洲國家的內在自覺，另一方麵也會激起它們的反作用，以防範為外部所同化的局麵的出現。這種局麵如果僅僅是形式而非本質的完美，其過早出現就令人憂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