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與陸權的衝突
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的政策對象均是那些政治與社會前景尚不確定的地區。這些地區有東麵的中華帝國，西麵的土耳其之亞洲部分及波斯
談及陸權對亞洲中心地帶——北緯30度與40度之間——的未來的影響，自然環境使俄國特別偏愛實行領土獨占。而其他國家即使在俄占領土上享有一份權利，那也純屬偶然、而且該權利的大小、地位和運用也隻是差強人意。不過也有明顯的例外，這會在以後提到。憑借著實行全麵主宰，俄國得以在海權作用範圍的極限之外隨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過，即使在某些地區不能對俄國采取直接的抵製，也常常可以通過在其他地區運用力量來施以足夠的製約。這種力量或是陸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決於其本身的強度以及存在的場所。施加上述壓力在任何情況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為各國利益都是多樣且廣泛分布的。在國際場合這非常明顯，在一個地區的行動永遠受製於對在其他地區的虛弱地位的牽掛。作為軍事行為，這類約束方式被專門稱作‘轉換’。
如果俄國推行一項愚不可及的獨占政策，而這導致了上述壓力，它極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這既和它幅員的遼闊、內部交通的欠發達以及利益受獨占行為之損的國家眾多而且強大有關，也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不少可供采取‘轉換’行動的有利地點。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簡單易行，因為這些地點，或是其他許多很容易被占領的地區，都處在直指俄國側翼的位置上。如不考慮另外情況，某種程度的壓力或攻擊施加於側翼比對於中間地帶更為有效，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兩個側翼間的距離比中心與它們間的距離要遠得多，而集中力量的進攻或防禦行動在中心和一翼之間比在兩翼之間更容易開展。所以，盡管和俄國得以將力量充分集中情況相比，那些與其對立的國家即使進行結盟或合作也難免顯得虛弱，但這些國家也擁有上述的種種機會，從而能得到一些彌補。不過，從潛在的可能來看，陸權和海權也趨近於達成某種均衡。如前所說，這是促進亞洲問題的和平與永久的解決的兩個要素之一。
另一個要素——摩擦的消失——由於極難維持而顯得更為突出。完全有把握認為，憂慮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內涵，而這目前正彌漫於各國政府之中。為了有效防止這種不安導致最壞的結果——戰爭，必須對形勢以及應采取的態度作全麵考慮。如做不到這些，國家的行為就會漫無目標。假若沒有認識到自身和他方的優劣所在，以及導致這些優劣的因素，國家和政府就會在形勢需要時不能當機立斷，在時機未熟時反而可能急於求成。這兩種狀態都是不可取的，多少會招致危險；反之，如果每個國家都透徹地、真實地了解了事實及蘊於其間的可能變化，按形勢的需要做好準備，國家就會更普遍地具備承受心理，彼此間也更多地相互考慮，這樣一來行動就會更為正確，從而和平將因對戰爭局勢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對國家間相對力量的分析有助於國家更謹慎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並認為選擇衝突純屬吃力不討好。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歐洲國家間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如果和亞洲的未來緊密相關的國家能對於現時的各自優缺點、至關重要的利益及在東方的合作可能有著合理的評估，並對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進行厘定，亞洲問題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決。根據現實情況的力量協調以及相互諒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將導致與產生摩擦及心理恐懼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業已在歐洲發生的，戰爭將得以避免，相互競爭的意願之間將存有一種恰當的製衡。接下來，在已經考察了俄國固有的優缺點的基礎上，我們將對那些本能地要對俄國的排他性主宰地位進行限製的國家進行同樣的考察。在這個工作中，需要不時涉及自然狀況以及實際存在的人為的聯合或同盟。不過建立聯盟對於真正的國家利益來說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討論的問題，雖然會簡單地談及它。
將海洋由自然狀態有效地轉變為存在著海權的狀態，最具決定性的方式是商業控製。它對應並反作用於陸權對無法由水路抵達的內陸地區的獨占性統治。單純據有海洋的表麵——這是海權的所在——並不能補償無法在大陸立足的損失。海洋就其本身並無什麼產出，但作為主要的商業通道和交通場所，它擁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海洋的獨特意義體現在被轉運的商品身上，交換的利潤帶來了國家的物質繁榮。因此，放棄對商業的控製、放棄海上帝國是決無可能的。所以，由於海上強國在可見的未來有著一致的利益，麵對日益增長的要求它們放鬆對商業的控製的呼聲，這些國家應謹慎考慮能作出多大讓步。因為海上強國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們有必要保持上述獨特優勢，對甚囂塵上的呼聲不應過早響應，應持緩行和慎重考慮態度。放棄它被長期認可的特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掠獲所謂的私人財產就是這樣一個自商業冒險時代就已存在的權利，不過其中的‘私人’一詞是頗值得商榷的。給象‘戰時違禁品’這樣本質上很難把握的概念下一個精確的定義也很難得到人們的讚成。在研究這個概念時，如果認為在海上敵方的物資可由中立國承運，更大錯特錯了。海上帝國無疑是一個世界帝國，它的權杖無疑可被放棄，但這樣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這個詞的一般意義而言，屬於個人，但運往其他國家以求交換的商品並不是‘私人’的。眾所周知，錢是戰爭的血液。而一旦參與了對外貿易，個體公民的財產就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個人財富對於戰時國家的血液循環舉足輕重。這和國內貿易的情況根本不一樣，後者在一國之內進行，沒有其他國家的參與，因而隻不過起到一個生物體內功能活動的作用，僅把身體擁有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體內部分而已。不過，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於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海上商業就是這種資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對支撐戰爭的進行甚為重要。擾亂國內貿易會導致功能過程的紊亂，這可能妨礙、也可能不妨礙戰爭目標，但前種情況因造成了不必要損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對外商業活動由於所謂的‘私人’財產受掠而被阻斷，其影響更是不言自明了。幹預他國對外貿易直接促進本國的戰爭目標，它使對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順應於我，而實施其的代價又是極小的。
前麵說到，如把俄國看成一個對應於亞洲中心地區的渾然一體的國家，它的擴張是——而且將繼續是——從兩翼而不是從中間進行的。這的確是實際情況。因此也隻有通過主要針對俄國的側翼，才能有效地扼製俄國。這種扼製之所以十分有力，不僅因為如前所述側翼攻擊有種種好處，也是因為它是針對著俄國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內陸地區需要和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礙的聯絡以盡可能獲益。而這必然由力量強大且占據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強國所左右。
現在，讓我們再考察一下俄國側翼的形勢：首先，由於它們關係到有關國家的利益目標和政策目標，大家對其都心有屬意；其次，各國根據其在該地區的地緣狀況，或是推進或是阻止他國的推進，並由此根據自身力量發揮作用。
若俄國的地緣狀況和要實現的目標的確如前所說，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話表達，就是尋求盡可能寬闊、開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東部的目標就是中國海岸；在西部則有兩個方向，一是經波斯抵及波斯灣，另一是經黑海或小亞細亞涉足地中海。從來自俄國政府的信息：最近的曆史以及俄國推進地帶的天然狀況——沒有什麼自然的障礙或民眾的反抗能阻遏俄國——來看，上述計劃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除了這些計劃，不少人猜測俄國對印度也有野心。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從中間地帶而不是兩翼發起推進了。研究一下地圖就可知道俄國在波斯的進展不僅會使它靠近海灣，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暫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及其與北部地區的交通方麵獲取良好區位，從而便於進行針對印度的行動。
俄國的這些行動將影響其他國家的利益，激起後者的強烈而且合理的敵對情緒，它們將利用一切強有力的手段去對抗俄國。這些手段的基礎是海權。不過，海權除非得到認真加強，否則不能和俄國由於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況而具備的陸上霸權相抗衡。另外，由於俄國的政治一統及領土的綿延不斷，對俄國施加的影響或許散亂無章。然而，有關國家已認識到，它們由於在維護爭執地區的商業和運輸自由方麵有著共同利益，從而有著一致的要求。這些國家政策的正確，其間協調的成功正取決於它們能否認識到上述利益並準確評估自身的力量。國家間合作的有效性取決於共同利益導致的必要性。所以，對利益及其實現條件認識得越清楚、全麵，合作就越穩固、長久。
陸上和海上強國的政策對象是那些政治與社會前景尚不確定的地區，決定這些前景的是各強國施於該地區人民身上的影響。這些地區有東麵的中華帝國，尤指漢族地區；還有西麵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後兩者互相毗鄰，其分界線是一條雖然高大但起不到什麼阻隔作用的山鏈，它從亞美尼亞山地向東南延伸幾至波斯灣。由於沒有鐵路，該地帶從現代角度來看商業比較落後。其麵積——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區——是大約一百萬平方英裏，南鄰地中海與波斯灣，北依黑海與裏海，南北寬度大約是五百英裏，相當於紐約至芝加哥距離的一半。該地區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修建一條鐵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灣頂點連接起來，再另建一條鐵路經過波斯直抵印度邊境。如果這樣一條幹線得以投入運營，它自然會隨後得到擴展。
在上述地區以及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同樣地安於現狀，不知道也不期望發展進步。因此，處理這些國家的問題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進步國家確實需要處理它們時再說。不過，現在針對中國而言，鑒於各國對問題的迫切有著現實的認識，且都在為從中國獲得一塊用以施加控製或影響的地盤而努力，它們已經十分重視關係到自身將來的需要了。不管各國想建樹什麼影響，總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要求獲得某種優勢，實實在在地據有某些權力和地盤。這就是一些亞洲本地人所認為的強國想要得到某種特許權的唯一原因。假如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這種動機十分強烈，它顯然會左右各國的行為。當然，完全用不著剝奪當地人民的權利，這既不實際也無必要，合理的打算隻應是誘導他們接受一種能促進他們的進步、增進他們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麵。如何實現這一局麵，是逐漸接管對當地的統治——如在印度，還是象在埃及那樣對保持名義上的統治的政府進行鞭策，是一個尚無法預測的細節問題。對它的回答與其說是事先設定的，不如說還是取決於實際的演變。
在過去的曆史上，上述變化一般是由私人商業企業為前導的；而且，當地政府的無能導致了大量的非法行為。後種情況要求外國政府進行幹涉以保護其公民的權利，這不僅表現為要求當地政府改正過去的錯誤，並承諾永不再犯，還表現為要求為此得到某種擔保，比如說被給予某種程度的地方統治權，而宗主國的勃勃生氣會使這種統治趨於加強。這就好比一粒種子如果被播下，它的發芽、生長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條件所決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主宰一塊土地的不是當地的抵抗，而是與其同類的國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況存在於印度過去的曆史之中——當克萊武與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國和法國之間對抗出現時，印度就處於緊張狀態，在當今時代也有大量表現。在埃及，不同國家影響的抗衡過程剛剛結束，與人們一開始的估計恰恰相反。其結果是一國主宰局麵形成了，這和印度的情形一樣。在中國，上述過程已經開始且在繼續。不過有幾個國家參與競爭，這種局麵是否會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樣為一些突發事件所根本扭轉仍需拭目以待。至於小亞細亞、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也不應認為它們將永遠處於上述過程之外。我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況已清楚地表明這個過程必定會開始並產生相關的後果，雖然尚不能預測它開始的時間及其具體內容。
無論這類過程會導致什麼具體結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個客觀現實。為此，應該對現狀進行研究以使未來比過去更多些確定性。這個研究起始並基於兩個業已說明的基本情況：第一，當前的鬥爭是在亞洲中心地帶的兩翼進行的，而且將因俄國的擴張而延續下去；第二，局勢明顯表明上述鬥爭是在海上強國與陸上強國之間展開。不過認識到有這兩個主要競爭者並不意味著就忽視了這種情況，即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並控製其上的居民。不過，關於第二種基本情況，有一個明顯的例外。由於與俄國有著正式聯盟關係，就其根本利益來說是海上強國的法國在東方成為了俄國的支持者。除此之外，還是天然的利益決定了國家的傾向，這是一個合理且長期存在的情況。所以，德國、英國、日本和美國有著一致的利益，而這絕非一時的情形，因為某些局麵看來會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