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把眼光僅僅集中在英、俄兩國的領土安全上麵是不夠的，雖然當今在亞洲它們最具競爭性意向。必須考慮到這兩國既有發展的需要，也有發展的權利，而這或受它們間的針鋒相對態勢的影響，或為亞洲本身的形勢，主要是存在諸多爭端的分割地帶的形勢所左右。因此，我們又不能僅在英俄這兩個主要爭鬥者的範圍內探究上述問題。對世界來說，尤其是對亞洲國家來說，發展權就意味著對亞洲的諸多問題的處理，意味著對亞洲廣大地區的開發和利用，而這些很久以來是被排除在一般議程之外的。
發展取決於兩個相關的因素：一是內部組織的活力，它是消除差異的力量；二是和國外資源間的交換自由。在文明國家中，前者是國家本身的份內之事。對國內製度而言，普遍的認識是，外來幹預隻有在政治發展的初始或衰亡階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組織問題本質上是國內問題，隻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涉及外來因素。交換自由則不同。由於依賴於外部環境，交換必然意味著需要外部允許，它既來自於與之進行交換的對象，也來自於交換過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勢力。
這裏不想討論英國和俄國的內部管理方式，但如果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擴展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某些影響，則另當別論。要認真考察這種影響，在決定政策時必須對其十分重視。作為當今歐洲國家間一個明顯特點是普遍的領土擴張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應減少；與此同時，對於那種包含有實行排他性控製之威脅的任何行為，有著更多的嫉恨。這種控製或通過直接占領，或借助於操縱性影響，尤其是當它不是依托開放市場上的公平商業競爭，而是憑借著排他性的軍事或政治力量時。
所以，在把現代方式應用於處於英、俄勢力範圍之間的那些亞洲國家和民族以促進其發展時，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業性的途徑，所有尋求通過商業和交換來促進自身健康發展的國家都有著共同的利益。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希望在上述領域有平等的機會，不受基於公開或秘密的強權運用等非公平競爭的外來消極影響的阻擾。沒有什麼比這些更讓人害怕、讓人厭惡並助長爭吵。不過，分析結果仍表明，迄今為止。軍事力量的使用是問題症結所在。發展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目前的趨勢是，通過獲取新的地理要點，通過鞏固在新舊土地上的權力，英、俄在實行領土控製方麵正越來越具有優勢。
上述情形適用於大致位於北緯30度和40度之間的所有地帶，而不單單對於中國。由於巨大的麵積、眾多的人口及表麵上的無依無靠，中國很自然受到更大關注。就當前而言，論及的問題與發展的結果還無太大關連，這種發展結果或許並不能將‘四億人民’這幾個字所寓示的對貿易的樂觀期望化為現實。由於遠在未來故而不好作準確的預測，發展結果對涉及的問題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如一個變量對一個數學問題的影響。不過，就考察過程而言，這和把不同的數值代入表達式時顯示出的狀態又是根本不同的。變量——發展結果——無論大小.都會導致眾多的可能，故而在討論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當主宰局麵這個政治問題時，必須將發展的結果考慮進去。
與此相聯，如果把亞洲的中央地帶看成一個源泉，認為借此全世界的國家通過互相交換或受益能夠給它們自己帶來生機，我們用不著試圖詳盡地估算這個源泉到底多麼巨大。這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僅僅是亞洲發展國內交通所需的勞力和資本的使用，就足夠產生值得重視的國家間相互影響。這種影響在未來會更大到何種程度，對關於現階段的必要預測並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陸軍和海軍力量、陸上的和海上的地緣狀況、內外聯絡、商業活動和利潤——都包括在考慮之內，上述影響將是級數意義而非分數意義上的。其級數大小取決於未知的變量之值，即有關國家的潛在財富，如它們將真正成為國際團體中的發達成員的話。
亞洲地區可以最終向世界的普遍繁榮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貢獻，這正是各國備加關注的重大利益所在。從各國或對其謀求控製、或爭取分享的企圖來看，這些企圖又是和軍事行動的戰略目標一致的。如果暫且接受了剛才講的關於數值的可變性的觀點，接下來我們需要談及內外交通問題，這在戰爭政策上極其重要。完全是在國內範圍內的交通是商業發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構成了重要國際航線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為兩種方式——海路和陸路。這種區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穩固地盤踞在亞洲土地上的兩大歐洲強國的本質不同。這些事情將愈發清楚地表明，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之間的新一輪多重較量又出現在我們麵前。需要觀察並持續地追溯英俄間的長期競爭，這也許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更好地引導我們看清當前的複雜，並在兩個對手之間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維持的那種協調。借助於這種協調，英國和俄國的各自權力——不管各自的組成是怎樣的——在大小與性質上都應趨於一致；與此同時，它們間的摩擦應被盡力減少。假如上述兩種局麵能夠實現，從其中就很難再萌生出破壞和平的企圖了。
不論其出發點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線隨船隻的航行而延伸。這樣人為力量並不決定著它們的存在，而隻是影響著對它們的運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載運量是陸上交通根本無法相比的。陸上運輸既受製於地形對交通的巨大阻礙，也受製於麵對這些阻礙而加寬道路、增修鐵路所需的開支，它和水路運輸的成本不可比擬。鐵路根本不能與河運競爭，它在速度上的優勢不能彌補運量上的劣勢。由於簡便易行且載運量大，在相同距離內，水上運輸更為便宜，並因此更為普遍的運用。這些特點不是偶然、暫時的，而是本質上的、長久的。隻有在沒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運距離比陸運太過遙遠以至於前者的固有優點盡被抵銷之時，陸運在價格與運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競爭力。很有必要強調這些事實，因為鐵路運輸快得多的速度給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們容易忘記鐵路運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說物資交換——的好壞不隻是取決於速度，也取決於在較長的時期內能夠被穩妥運送的貨物數量。
水運的上述固有優勢可能會使它在促進所討論地區的發展方麵處於無與倫比的地位。不過，如前所說，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對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後者取決於能力，該能力一是體現在單純的海上海軍力量上，二是體現在海陸交界地帶的海上力量和陸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協調上。在海陸交彙地帶，由於陸軍力量傳統上是政治權力基礎的緣故，必然會有海陸力量之間的不協調問題，故需要達成其間的平衡。這種平衡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周邊地帶。依托於海權的領土控製的性質、範圍及堅固性是政治影響的本質所在，這和根據地在陸上軍事行動中的作用是一樣的，來自這些根據地的影響輻射遠至內陸地區，並在那裏發揮著在範圍和程度上和始發點同樣的作用。
所以，陸權的使用受離海洋遠近的影響；與此相對應，在任何海陸交彙之處，陸上環境也製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在性質上受製於陸權的大小強弱。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現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在河流的中上遊地段上、在島嶼及海岸對戰略的影響上以及象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這樣的運河上。在所有這些情形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水道被陸上軍力截斷之處——如巴拿馬地峽，或這種截斷由於陸地的毗鄰而極易發生之處，也可見到上述情況。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斷的威脅，蘇伊士大運河是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所在；從地中海通往波斯灣的鐵路——這無疑反映了亞洲的發展前景——也顯示出了這種情形。
考慮到陸地和海洋作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點以及它們交彙之時的相互作用，無疑的是，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使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裏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髒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交通越方便，運輸量就會越大，財富相應地也就會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體地體現出來。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須對保持並促進有利的環境備加關心。也就是說，從商業交換中獲得最大好處的國家最希望商業能不斷發展，而商業的興衰又受和平與戰爭的左右，於是，借助海洋進行貿易的國家把和平作為首要的利益所在。實際上說商業國家的利益在於和平已是老生常談了。這些國家確實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時訴諸戰爭的準備，以此來推行它們的和平政策，不過就此而言這樣的軍事準備本質上應是防禦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也是出於以下原因：由於這些國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麵並對其更具控製權，它們對爭端地區的陸上控製能力就不可能又強於其邊界和這些地區緊鄰的國家。由於海軍對內陸采取強製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軍要借助於政治智慧；而海軍作為用於防禦的軍事工具，對於一個國家的自由權利也不構成威脅。
如前提及的，俄國的統治範圍綿延甚廣且團為一體。再加上俄國離開放海域遠之又遠，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陸路來完成與亞洲多爭執地區的大量交通、聯絡任務。由於陸上自然條件如此惡劣，很難想象它們能由哪種政治擴張的進行而得以改善。這意味著，即使俄國現在抵達了海邊或是能夠很快做到這點，由於這些抵達點與俄國中心地帶過於遙遠，它們之間的聯係歸根結底還要主要經由陸路。所以就俄國的幅員來說，海上貿易的好處隻會波及離海岸較近的地區，而這些受益地區由於相對較小也就不會達到通常海上貿易所導致的發展水平。而且，因為瀕臨的是內海，上述地區又可能遭到敵國封鎖之害。單單看一下達達尼爾海峽以及波羅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這些情況表明，如果陸地與海洋交通的比較優勢及其影響的確如上所說，俄國在財富積累方麵就處在了不利地位。換句話說，俄國缺乏促進其人民——他們既是獲取財富的工具，也是支持獲取財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這是事實，俄國順理成章地就會心懷不滿，而這又馬上會表現為侵略——厭惡任何國家擴張行為的人最喜歡用這個詞。俄國必然會不斷推進，而這又充分顯露它的最終目標。如彼得大帝廣為人知的誌向所表明的，俄國時常擁有有組織的推進計劃，可以謹慎地考慮這些計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國對自身明顯需要的認識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動不安。這些或許是亞洲局勢中最大的獨一無二的因素，可以這樣來表述它，隻有部分俄國領土從海上貿易中受惠，而這些領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國的全部國土相比也隻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國希望不僅獲得更多的、更開放的海岸，也希望通過直接占領或間接控製以染指其他遠方的海濱地區，來自這些地區的好處將促進整個帝國的普遍繁榮。在此還需附帶言及俄國對內統治製度和一般政策的特點：在吞並了某一地區後，俄國通常要基本剝奪其他國家在俄國實行占領之前就已享有的東西。
如果已經認識到了利益衝突的情形，但又隻在其中看到敵對的根據，那就犯了個可悲的錯誤。一些國家在接觸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條件方麵更為幸運，這就大大便利了它們的貿易血液的循環。這些國家對於俄國即使沒有同情，也至少應多份坦誠，因為後者因其海岸的狹窄、內陸的廣闊與條件惡劣以及氣候的十分嚴酷承受著諸多的束縛與艱辛。
但是，盡管應該持有上述態度，俄國人民依舊有其自身的責任。不過，與此相同，在亞洲地區，任何可能發生的變革都最緊密地係於大眾和政府的道義責任。解決我們麵臨的問題不能僅僅根據現有的自然的、人為的或法律上的權利，或者是文明發達社會中業已確定的那些原則。我們麵對的可能是一個許多機製瓦解，或者是對它們組成部分重新調整的局麵。其中任何一種情況成為現實，其影響都會是穩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與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這些。這兩種情況也可能會達成一種平衡，從而使每一方都能通過自然選擇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其間的鬥爭如‘自然選擇’這個詞所表示的包含著衝突與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評估發揮影響的力量，並通過在今天看來顯然更適當的協商和妥協這些人為方式來求得自然的協調，這些也許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