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環境中，門羅主義會一直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理論。但是，在經曆了幾代人之後，它更多地成為了一個傳統、一種保守的東西，雖然好壞各有。傳統傾向於賦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質，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斷變化的世界環境所決定。一個思想所基於的原則可能是符合必然的，從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對它的運用是千差萬別的，信條、規範、主義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則本身，而隻是它們的表現。它們不能擺脫塵世變化的影響，在某種形勢下的暫時應用也必然沒有永恒的意義。我們不應將這些被尊崇的信條神化，也不應認為對它們的修正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種主張，仍有可能調整對其實際影響的看法。以美國對歐洲複雜事務的疏離為例，就是在今天，無論如何不可能找到讓我們幹涉在歐洲發生的一場爭端的理由；不過更可能的是，對於歐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變化，我們不能再投以漠不關心的眼光。或者象過去那樣僅從自身安全角度出發。世界的變化業已將我們帶入這樣一個時代：一個歐洲國家的沒落可能會迅即、直接地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從而促使我們采取行動，或避免災難本身，或減緩其後果。從這些可以自然地體味到，鑒於不同國家的力量和地位，關注它們固有的權力與我們自身間的關係、同樣它們對我們的態度——這受國民性格及政府對於國民的精神控製的密切影響，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國隻是與其他國家具有共同的命運而已，因為所有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比以前更為緊密，而且，尤其在亞洲，外部環境將所有國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個共同點上。關於這一點，還沒有什麼肯定的東西可說，針對未來的可能性依然紛繁複雜。
來自各個部分的，不僅代表著各民族，而且代表著象種族這樣較大集團利益的各股影響力彙集在一起，就產生了關於亞洲未來的一個大問題。為此，我們可以首先依照諸如位置、幅員、自然特點等因素來廣泛地探討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點。隨後再涉及政治狀況，以及來源於上述兩者的可能情景。為實現這些設想，也需要注意將亞洲大陸包圍於其中的環境，這包括其他亞洲或歐洲國家的地緣狀況、相對力量——包括政治、經濟、陸軍及海軍力量和亞洲大陸進行聯係的便捷程度——來往交通、聯絡線路的長度、質量與設施，以及各國在亞洲占據的要點——政治或軍事影響從這兒產生。亞洲的問題是一個世界問題，它出現之時，世界正處於這樣的時代：由於交通的迅捷，借助於電訊聯絡，各國的變動及其中的走勢正空前地引起廣泛注意。但敏感並不等同於理解，就如症狀和診斷並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舉，而且一開始就可以察覺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問題和軍事戰略多有共同之處。在這兩者之中可以找到一個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關各國的地緣狀況，它是各國力量與行動的基礎，甚至當它們處於和平狀態時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樣具有首要的軍事意義，因為不能自由轉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實際上，正是運輸質量與設施使海上強國有著不盡一致的表現與效率。
如果從長與寬兩個方麵觀察亞洲大陸，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幾乎完全處在赤道北部，而且主體處於北回歸線與北極圈之間，也就是所謂的溫帶地區。不過要是由此推斷亞洲的氣候，就會弄出錯誤，因為自然狀況會引起一些變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別在西伯利亞和印度——分別是特別的寒冷與特別的炎熱。主要由於大陸幅員的遼闊，海洋不能發揮對氣候的廣泛調節作用。區域廣大對溫度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季風上，這是隨季節而改變的周期性的風，就象陸地和海上的微風隨晝夜的改變而變一樣。不過季風在其持續期間是如恒定的信風那樣穩定的，季風現象主要存在於印度洋、孟加拉灣和中國海，是由大陸的時而變熱與時而變冷造成的。太陽在赤道南北間的運動導致了大氣風向的周期性，冬天是東北風，夏天是西南風。
就大致輪廓而言，亞洲大陸沿北緯30度從東到西的跨度大約是五千英裏，而沿北緯40度則會增加幾百英裏，這是西部的小亞細亞半島和東部的朝鮮半島的延伸所致。大致說來，在這兩條平等線之間存在著亞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觀以及政治分立——其動蕩未定的特點使今天的亞洲問題令人為難且十分緊迫。在上述帶狀地區內有著蘇伊士地峽、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伊朗）的絕大部分及阿富汗——眾多高山是這兩個國家的特點，帕米爾、西藏高原地帶，以及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和這條位於大河下遊的、最重要的上千英裏部分。在這個地帶還有阿勒坡、摩蘇爾和巴格達、德黑蘭和伊斯法罕、梅爾夫和赫拉特、喀布爾和坎大哈以及遠東的中國北京、上海、南京和漢口等城市。這裏，沒有哪一個城市所屬的國家穩定是依賴於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鄰邦的不幹涉。喜馬拉雅山鏈隻是向南稍許偏出前述區域之外。盡管日本是在大陸之外，人們也可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它的領土的大部分及權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帶之內，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說來，這是個爭執不斷的地區。其南麵和北麵一般而言政治狀況相對固定，盡管並非絕對不變。而南北兩邊的邊界則遭受著外部的衝擊，動蕩與妒嫉、入侵與防禦屢見不鮮，雖然這些目前說來還多是政治性的而非軍事性的。這些行為不論其形式，在本質上都是相互衝突的動機的表現。亞洲的分裂地帶東西延伸，而亞洲的運動是南北向的。我們要研究的正是這個運動的特性及其前景。鑒於利害關係的巨大以及形勢的相對平靜，可以相信它要持續進行下去，直至某種調整實現為止。這種調整或是符合每個人的心願，或是完全由處於最高位置的競爭參與者所決定。就實際而非理論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極不平等的情況下出現，也可存在於完全的均衡之中，這是另一個看似矛盾實際正常的道理。
簡要地查看—下地圖，可以斷定沿著上述地帶有一條分割線，這條線所經地區的政治局勢是動蕩不安的。這條線沿南北向擺動，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讀新聞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單單聽見突厥斯坦、基發、梅爾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爾這些名字就能意識到上述事實，滿洲和旅順港這些名稱同樣有這般功用。在亞洲的西半部及遠東都可看到上述擺動，探求曆史會更充分地明白這點。事實上，不可能依照著精確預測把亞洲沿南北向分割開來。把東西方分開考察，將一個地區的環境與事件與另一地區的割裂開，東西亞共同構成了一個大問題的真實內容並給它注入了大量複雜的因素。所以，應該探究它們相互間以及各自與整體之間的關係。
暫且把對亞洲東西向的分割線的認識看成分析過程的一個階段，接下來再考察這條線上力量的特點與分布是頗為有益的。這些力量沿南北兩個方向的投射是業已開始並正在進行的變化過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圖瞥一眼，我們馬上就會注意到這麼一個再顯眼不過的事實：龐大的、渾然一體的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從小亞細亞的頂部毫不間斷地向東延伸並橫亙日本的上端。在這樣大的距離之內，沒有任何政治障礙能阻止俄國集中它可調用的力量。在俄國境內，隻有距離本身以及自然環境帶來的阻礙可以限製力量運動的自由與充分程度。因此俄國擁有處於中心位置這個權力因素，另外俄國領土還象楔子一樣伸進了中亞，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脈及俄國控製下的內陸裏海的保護，另一翼則因從阿富汗向東北延伸至中國西部邊境的山巒而得以加強，至今俄國還沒有碰到什麼來自中亞東翼的可怕的危險。
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備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麵已取得較大進展。於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的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鬆自如的。出於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幹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並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並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製，也隻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反對俄國擴張的人對俄國並無惡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們隻是認為，在任何政體之內，不適當的主宰現象都是不健康的，無論是就國內議會還是就國家間議會而言。如果世界聯邦成為現實，政治的健康運行需要有反對勢力的存在，它無疑應是以國家或種族的分野為基型。
北和南在邏輯上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推測，和俄國從北邊進行的擴張相對應的是來自分割線以南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不過南北之間還是有明顯的不同，無論是就程度還是就本質而言。曆史的演進將越來越多的抱負與企圖展現在我們麵前。從中可以看到，盡管南亞半島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亞多爭執的地區，但實際統治該半島的種族的權力中心遠在千裏之外，而且與俄國的領土集中一片形成對比的是，他們的本族人口及軍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為如此，印度並不是英國的主要政治、軍事活動場所。它隻是英國所屬的許多塊土地中的一塊，它們遍布全球，由英國的超級海權聯為一體。在這麼多地方中，印度由於距離和地形最適合於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采取行動。印度的陸上邊境受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後翼也是無懈可擊的，隻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
本質上，印度對英國並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於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於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於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的。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遊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於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這種爭鋒在當今非常明顯地以亞洲的領土為對象。
可以說，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領土擴張構成了當前的地區背景，不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為是以此為根據，其他國家的防禦或進攻行為也以此為基礎。如果它不存在，或許對許多現在引入關注的東西可視而不見；但是，正因為存在著這個背景，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頓時多了不少外部的機會和危險，對它們絕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有必要思考、總結這些危險和機會，它們是我們國家外部利益所在，這些利益在政治領域是和戰爭中的戰略目標相對應的。
和個人一樣，國家的首要法則是保全自我，不能狹隘地將這理解為一成不變的生命循環。變化發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點，但對國家而言又確實不能就此認為規模的擴大是必然之事。對人也是這樣，在身材達到一定限度之後，個人的身體尤其是精神在很長時間內仍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國家來說，保存自己意味著享有通過適當方式獲取國家進步所需的東西，並由此抵禦外部力量的非法行為的權利。我們常常根據清晰確鑿的權利規定來研析國家間的某一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預設的前提是權利規定必須得到遵守；可是，當一件事情涉及到優劣強弱，而又沒有法律、製度上的規定可依時，我們就隻能權宜處理。從保全自我的角度看，這是合適且有益的，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坦誠地考慮它自己以及其對手的需要，並通過互諒互讓或公正的仲裁來尋求適當的平衡，這對有關國家乃至更廣泛的人類群體都大有裨益。當然，在這樣的一種權衡中，政府和國家本身並不是終極目標所在，而隻是工具性的東西，它們擔負的不是它們自身的什麼，而是子孫後代對於它們的信托。所以，放棄要求和求助於仲裁都受這種委托關係的製約，因而也就不能單從自我犧牲的考慮出發而采取這類行動。個人處理的是純屬自身的事務，所以他的自我犧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