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敘述自然都是估測性的，但是在國家間的競爭中它們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們的思考。此外，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歐洲如從前一樣還有著一個無與倫比的海軍強國，這種情形比當前現實更能直接地影響到日本和美國這兩個歐洲之外的海軍強國的利益範圍。當日本於1902年和英國初次結盟之時，後者還握有海軍上的絕對優勢；英國海軍既可以有力地照應到遠東，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區的優越地位。兩強標準切實得到了貫徹。這樣，在1895年，當幾個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進行幹預以迫使日本作出犧牲之時，英國本可以抵製這樣的行動，即便日本缺乏戰列艦力量令其有所顧慮。可是英國後來還是采取了幹涉作法，這對於日本下一次對俄國的戰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值得一問的是，如果當前的海軍競賽繼續發展，上述的幹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還表明，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一旦實施會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質的影響。對敵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進攻就產生類似的結果。在1895年，法國、德國和俄國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順港在內的遼東半島歸還給了中國。雖然英國反對這個行動——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歸還的地盤又被中國租借給了俄國，但它當時準備尚不充分，未能下定決心；何況形勢也難以逆轉，而日本又沒有戰列艦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現在了世人麵前，這是英國采取的一項積極步驟。此時，日本已有了一支戰列艦艦隊，英國海軍仍是首屆一指，而無論德國還是法國都不積極支持俄國。德國的實際政策就是如此，法國則是力不從心。在日俄戰爭中，如事實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區域作戰，英國則替它在歐洲一端照應一二。這個情形體現了不同國家海軍之間的分工。盡管英國海軍當時並無戰鬥任務，但它的行動卻明顯是軍事性的，起到了威懾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對於幹涉美西戰爭的建議，英國表示它不僅不支持，而且還要反對。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英國海軍在那時同樣是一支威懾力量。
上述情況也說明擁有並運用武裝力量並不一定意味著戰爭。人們可以而且實際上常常在不引發戰事的情況下恰如其分地運用這種力量；運用得越是得心應手，越能夠和平地達到目的。盡管如此，手無寸鐵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個貼切的例子所在。在當今時代，在一般的意義上，沒有哪個參戰方比南北戰爭中的雙方還要對戰爭缺乏事先準備，這場戰爭之所以成為了自滑鐵盧之戰以來曆時最長的戰爭，就是因為雙方準備的缺乏使它們在一段時間內是半斤對八兩。不過這個局麵最終還要消失；北方有著資源上的優勢，而南方從軍事觀點看隻能將實現分離寄托於其對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說，作為歐洲大陸強國的法國可給英國以海軍支持。這種安排的一個缺點是，它一旦成為現實，就是一種戰爭行為，且會導致陸上戰事；而當前沒有哪個大陸國家能單獨和德國交手於陸上。這不是說法國陸軍不堪一擊，何況法國自1870年以來一直精心構築邊境防禦工事。實際上，法國針對進攻和防禦采取的措施使法國的武裝力量雖然確實仍遜於德國，但依然可為法國提供相當的安全。這既可促使法國的對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並非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徹底撕破臉皮；也可通過推遲戰爭的爆發讓法國有時間提高武裝力量的素質，或期待有足以扭轉局麵的事件的發生。
法國人認為是德國在1905年迫使法國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長的職務，而法國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為當時法國根本沒有作好軍事準備——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過，一年之後，麵對著同樣令己難以忍受的要求，法國采取了抵製態度，絕不退讓；而德國也隻好降低其調門，當時法國所作的相當的軍事準備令其不可小視。由於檔案保密製度，我們不可能完全如實地了解當今的國際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歐洲局勢給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們還相信德國將繼續推行盛氣淩人的外交，隻要它一直保持現有的軍事優勢。這個優勢連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奧地利注定要將自己和德國拴在一起，它們組成的陸上同盟在目前是強大無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樣，在德奧同盟中，奧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過，隻要知道它在關鍵時刻必然會有所動作，那也就夠了。
上述態勢對協約國自然不利，除非戰爭的代價讓德國有所顧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協約國應該增加自身實力，不過目前它們尚遠無力量既抵禦德國的侵略性海軍行動，同時又在陸上和後者周旋。強大到足以使敵手不敢輕舉妄動是一回事，能夠在衝突發生時戰而勝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時期，沒有哪個歐洲海軍國家能予英國在地中海的現有地位以支持，英國隻能自食其力；一旦奧地利有財力將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艦隊化為現實，英國會更覺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國海軍在世界政治中的舉足輕重作用更顯突出，也表明了目前隻有兩個海軍國家由於和德國不在陸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軍力量幫助英國。它們就是日本和美國。放眼未來，這兩個國家需要考慮英國的海洋霸權落到德國手中是否符合它們的利益。這種變化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開放海域，美日兩國和德國之間不可能有實際接觸；而英國則在每個角落都有其海洋邊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軍優勢的地區都易受攻擊——比如對澳大利亞和其他英國的東方地盤而言。連美國都可以通過對易受陸上攻擊的加拿大施以影響來製約英國。
未來的一種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國的衰落將德國海軍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強大的德國陸軍相配合，德國海軍完全有能力實施遠洋行動。英國在自1756年七年戰爭爆發至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這一段長的時間內，能夠這樣做而且實際上也這樣做了，其原因不在於英國海軍的強大本身，而在於島國地位使強大的英國海軍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發揮作用。今天，英國的財政困難、俄國的組織渙散和法國的為人口眾多所累都使德國的未來行動能力無形中趨於增強。盡管和德國相比，英國更為富足，但長期養尊處優的英國人不如德國人有經濟上的忍耐力。而且，個人自由傳統也使英國人或美國人不願緊緊地受束於組織及對個人行動的規範，而正是這些使德國立於現代國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競爭不僅是歐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緊張根源。這不是說不存在其他棘手的問題，相反其他問題也層出不窮。所有這些問題都可能突然地引發大火。有火必有柴，隱於英德對抗背後的是雙方間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們所基於的就是維係著兩個民族的福祉的工業和商業。英德之間激烈的工業和海上競爭不是自克倫威爾時代及其後的斯圖亞特王朝時代就有，當時英國是從荷蘭那兒奪得了後者憑借曾經無故的海軍而長期把持的商業霸主地位。盡管當今的現實廣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認識到德國擴張的幅度以及使其頗具意義的從過去至將來的曆史背景。也沒有很多人能認識更遙遠的過去，並考慮是怎樣的強烈情感伴隨德國人不斷地取得工業和商業成就。
我們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時也不忘記在世界政治中德國的進展正使人們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國和法國、俄國——後兩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國還處於傳統的對立之中———逐漸結成協約國集團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國首相將此譴責為旨在包圍和孤立德國，不過三個國家采取上述行動大概確是為了維持歐洲及世界的均勢，回應德國的四麵出擊以加強自己在海洋及商業方麵的地位的明顯企圖。人們不應一成不變地認為這類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國的合理理由，但認為不應對其保持警惕並進行製衡又另當別論了。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隻有以強力應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勢的維持正一直為歐洲政治家迫切關注。
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不自覺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歐洲融為一體，因而歐洲的事情也應為美國人所關注。當美國和西班牙進行戰爭時，在歐洲，門羅主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兼而有之，而德國據一般的報道應屬於後者，美德兩國在菲律賓問題上的不愉快無疑使這點更顯明晰。毫無疑問，如果當時的德國擁有它如今正在籌建的強大海軍，它的態度會更加強硬、地位會更加有利，而美國的支持者也會麵對極為不同的形勢。今天，涉及西班牙的爭論已成為過去；不過即使在看問題最膚淺的人看來，很明顯，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問題既和美國、也和整個歐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關。
讓我們根據德國的曆史來考察德國的現狀，因為如果不借助於適當的方式，我們不可能理解德國為什麼有今天的聲勢。為了最好地了解這點，不僅需要認清一個國家的利益，還需要體會到它的情感，並找到它可能的曆史根源，隻有這樣，才能合理地作出評判。大眾的情感最強烈地左右著一個國家的行動；雖然物質利益是根本的動因，但它所激發的情感卻有著更大的能量。無論統治者意欲何為，大眾隻是根據自己的是非判斷來行事。由於這個原因，一個處於與他國政府的爭執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觀點看來合乎情理，以贏得民眾對自己的支持。
過去的曆史賦予了德國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國當前的利益需要融彙成了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使德意誌帝國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們的統治者的一般對外主張。和其他國家的情況一樣，德國也有著自身內部的爭執和利益分歧，它們將人們分為不同的派別，並影響到了他們對於某項國際爭端的看法。不過，比這些更重要的還是政治團結對德意誌民族發揮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國報紙上的文章在以批評的口吻評價德國的外交時，不無道理地說道：‘在德國和在其他地方一樣也有著宗派主義，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義感情的抑製，這種感情在德國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強烈。國家集體主義精神將六千萬德國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喚之下，而法國比其他國家更應該當心不能將這種精種拋於腦後。’這個告誡雖是單單針對著法國，但同樣適用於整個世界。
德國人還普遍地認為他們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來，德國的統一為德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動力；而工業需要市場、商業和船運業，從而也使保護主義呼之欲出。德國在1879年采取了保護主義方針，這既是為了發展國內工業，也是為了保護德國農業，防止農村人口向工業部門的過量流動。德國的勞動力數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數量的減少有關：在1881年是二十二萬，如今隻有兩萬了。外來移民的增加也是一個原因，一位德國撰稿人最近甚至說德國已成為一個移民國家了。
軍事上，與此相關聯的是德國海軍的變化。今天，受英國的一個類似組織的啟發而誕生的德國海軍聯盟已比前者擁有更多的成員。要知道，英國比其他國家對海洋有著更多的依賴，不僅為了自身的繁榮，更是為了單純的生存。德國海軍聯盟的引人注目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德國在有條不紊地積蓄能量，周詳地進行籌劃以使手段和目標相適應方麵有著獨特的本領。這種本領體現在了德國的各個領域：軍事、教育、工業和商業。當然，不管這個聯盟在宣傳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眾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張沒有什麼共鳴，它也不會在一些方麵如願以償。正因為德國公眾對建立強大海軍有著讚成性情緒，德國海軍聯盟才可以盡其所能為這種情緒提供組織形式、注入活力，並使它能積極地產生效果，盡管巨大的海軍開支意味著債務和額外稅收的增加。所以，這種情緒是德國海軍聯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該聯盟的領導人最近也說道：‘不是我們的規章而是蘊含於聯盟身上的那種精神造就了我們的成功。我們基於的這種精神反映了德國人的一個憧憬，這個對德國海軍的憧憬已體現在了我們的旗幟中。’
德國海軍開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萬美元，如今則是一年一億美元，而且這種上升勢頭按計劃在未來十年中還將延續。應記住的是，這樣大的一筆開銷在德國比在美國能帶來更大的收益。這不是因為德國政府有什麼怪異之處；無論德國的議會在我們看來是如何之小，它還是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意願。另外，再補充一句，海軍活動及海運業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國家行為更能夠激發起一國的上下一心之感，因為它們在國家疆界之外進行，給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著全體國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與此相聯係，有意思的是，德國海軍聯盟的一百多萬成員中，有四分之一來自於地處內陸的薩克森王國。和國家的工業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隊或艦隊更是國家權力的象征。
上麵這句話尤其適用於德國。在這個國家，海軍還是一個嶄新的組織，而統一的實現，即從一個令人向往的理想化為活生生的現實，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統一而言，今天的德國和1789年至1812年間的美國很相似。在一個洋溢著民族激情的時代，統一自然為人所擁護，尚處於獨立戰爭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國的統一已被寫入了成文的德國憲法，成為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而這部憲法經過一代人時間的考驗，業已為德國人所認同，將來的情形也不會有什麼例外。不過。在依然存在著不盡一致的地方或集團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國還多少存在著‘獨立主義’情緒——這個德語詞在我們這兒可理解為強調各州的權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美國獨立之初時，各自為政的幾塊殖民地之間的猜忌所導致的局麵。推動美國憲法的起草與頒布的隻是各個殖民地的物質利益考慮，1812年的美英戰爭及伴此而來的對於一個共同的外部威脅的集中認識才使美國人形成了國家觀念，聯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對南北戰爭之前的動蕩年代還有著記憶的美國人不會不知道‘聯盟’這個簡單的詞所體現的情感是多麼熾熱；那時，無論是對奴隸製的憎惡還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國家團結這個觀念那樣不容置疑、有著永恒的意義。
能帶來明顯經濟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誌邦聯——一個關稅同盟——先於德意誌政治同盟出現並促進了後者的產生。盡管如此，德意誌統一的最終完成不能沒有超越物質利益的另一種推動力。這種力量可以在統一的德國對其當前國際地位——以前的多個世紀的分裂使德意誌一直處於虛弱狀態，承受著外來幹涉和壓迫給自己帶來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並且集中地體現為德國的自我激勵精神。這種自我激勵在外人看來是一個國際舞台上的新來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實在是由於初登今日這樣的顯赫的地位，以至於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其他國家會給予這個地位應有的承認。美國人應認識到曾幾何時這種特點也顯現在他們自己身上，它發端於一種不安的感覺，即其他人不會象我們自己那樣子我們以充分的估價，從而也不會給我們以應有的重視。
因此，德國和美國的政策中的確包含著頗具進取意味的自我激勵成分。若幹年之前，德國首相比洛曾說：‘我們不會容忍被剝奪與其他強國在權利上的平等，我們也不會允許我們與他國同樣享有的在世界上的發言權受到異議。我們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國，我們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遠強大。’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象征的門羅主義在產生之初並不為他國所喜歡，今天的德國對外意圖也是如此，該意圖明顯地反映在了當前德國海軍的壯大上。一國完全出於防禦目的采取的行動有時在其他國家看來其勢也咄咄逼人。防止歐洲國家對美洲大陸的侵吞行為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是出於再簡單不過的、合理的自我保護需要，可是在他國眼中或許就超出了防禦的範圍而有政治及軍事意義上的‘冒犯’之嫌。門羅主義實踐的早期曆史的確呈現出這種局麵；不過，今天各國已經習慣、容忍了美國的主張。在此必須指出，美國巨大的潛在實力使他國不能不對它謹慎有加。
但是，這種實力隻有得到適當的調配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財力的大小是一個國家物力的具體表現；勿庸贅言，一個國家也可能象一個人那樣濫用其財富，因照顧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費或因使用不當而使其不能充分發揮效力。門羅主義和適用於遠東的門戶開放是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兩大原則。對於歐洲，美國由來已久的政策是消極而非積極的不幹涉，它是和門羅主義相呼應的。可是，不插手歐洲國家間關係並不意味著我們應對影響到我們在整個世界上的利益及權力的歐洲均勢的變動漠不關心。這個道理眼下適用於德國和英國之間的競爭；這兩個國家間在經濟和海軍力量上的差距雖然仍相當地存在，但正日益縮小。
盡管美國和幾個歐洲國家之間可能有著多種多樣的外交議題，但是對於表現為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之間的力量抗衡的歐洲體係，我們關心的隻是這種不穩定的平衡關係的變化對我們的兩項主要對外方針的影響。就這種平衡關係眼下的狀況而言，門羅主義不象門戶開放原則那樣易遭受不利的影響——未來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為一些主權國家所擁有，而它們的權利得到了國際法的認定，不可被隨意侵犯。中國自然同樣是一個主權國家，可是組織方麵的無力使它治理不當，缺乏軍事威力。這招致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頻繁幹涉，它的主權也因此不斷地遭到侵害，盡管就人口和資源而言，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力。這種局麵降低了中國所享有之權利的有效價值，它們在實質上已淪若無物，即便在字麵上尚非如此。中國的地位究竟會如何既取決於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護自己的權利，也取決於其他國家——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之間關係在中國的利益交鋒。這種狀況也適用於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國。這場革命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不過我們所知的兩個直接後果就是保加利亞的宣布獨立及奧匈帝國對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的吞並。這些情形產生於當地的土耳其統治的不穩定。在土耳其境內，出人意外的事態一直層出不窮，正如保加利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狀況所表明的。克裏特島也是一個難題所在；在這裏，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願受到了幾個保護國的政策的抑製。克裏特的狀況由幾個強國共同保證是由土耳其當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後者如今對於保加利亞的獨立和奧地利的吞並也隻能予以默認；換言之，它迫於壓力不得不接受現狀。這些情形給國家間關係帶來了一種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來地變得十分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