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的差異
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眼前的目標就是阻逼其他強國沿著有四億消費人口的中華帝國的邊境地帶所發起的推進。與此相聯係，中國必須保持完整。美國或任何支持門戶開放主張的國家都關心中國的完整，這不是出於慈善動機，而是因為它對於中國市場的完全開放至關重要
在歐洲大家庭業已經曆了四百年演進的當今發展階段，看到一種嶄新的力量平衡關係正在東西方之間生成並不令人感到多麼吃驚。不久之前的日俄戰爭使人們開始意識到了上述現象，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在這場戰爭中一個歐洲國家為一個東方國家所擊敗。這樣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會引來大眾的關注，雖然大多數人並不能透過表象看到其下的限製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對造成上述局麵的事實有所了解。不管人們從日俄戰爭中得出什麼結論，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現不能不得到承認。
其他東方國家都對日本的勝利擊掌叫好並抱以認同。這種認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為這些國家和日本都處於對西方支配性影響的抵禦地位，而不是因為它們相互間因地理和文化存有親緣之情。自從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國之外的東方在二百多年以前開始了緊密的實際接觸以來，雙方間的態勢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能將力量高度地進行集中，從而控製了不僅就個體而言缺乏有組織的力量、而且整體上也不能聯為一體從而相互支持的東方國家。就相互間聯係的鬆散程度而言，大多數東印度人比歐洲封建主義鼎盛時代一個國家內部的各個采邑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在中國，絕大部分中國人根本沒有國家觀念，軍人這個職業也名聲不好，從軍被認為隻會教人好勇鬥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還處於封閉之中，無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運用自如的歐洲的進步所帶來的成果。其他東方國家落後的政治體製和發展水平就更用不著多說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國家盡管相互間一直爭鬥不斷，但對於遠東國家則采取了同樣的行為方式，其結果就是西方在整體上成為了主宰東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相繼在歐洲執牛耳，而德國今天又在歐洲大陸占據壓倒優勢一樣。在歐洲還是一個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時，土耳其帝國與其相比儼然是鐵板一塊；伊斯蘭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國家形式和公認的獨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國家既無力在政治和軍事效能方麵與西方一爭高低，也無法做到攜手抵製後者，結果隻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讓土地和權益，它們的獨立也隨之而名存實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個世紀的演變結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內發生逆轉，不過日本也確實向人們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所能取得的成就。當然，和其他東方民族相比，國土的狹小及長期與外隔絕使日本人凝為了一個小而緊湊的集團。在長時間的獨處中，日本人形成了獨特的精神氣質，這在幾年前的戰爭中已得到充分的顯示。這種氣質連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傳統以及源於幕府體製的地方對中央權威的遵從使日本相對容易調動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領導者和適當的時機對一國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這方麵也是幸運兒。曆史上，好端端的機會因領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東流的例子屢見不鮮，如今的日本卻是兩者兼而得之。
盡管東方的變革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毫無疑問如今某種認識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擁有人類一大半人口的東方國家發生變化。這種認識的種種表現尚欠明確，以至於人們易於誇大或者低估它的意義。就目前看來，這種認識更多是源於對西方的控製或幹涉的不安，而不是源於自覺的、冷靜的進行內部更新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能讓一個國家具備自我管理的能力。當然，這種多少有欠積極的情形在日本身上顯現得並不突出。不滿本身不是建設性的力量，在中國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麼個人或階層明顯能擔負起艱巨的領導任務。固然日本之外的東方國家深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響，但仍有疑問的是，這些國家是否願意完全沿著日本式的道路前進，或者說，它們是否會覺得這種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鮮人就明顯認為日本人的東西令人難以忍受，東印度人對英國也持這種態度；我們的一些持反帝立場的朋友告訴我們，菲律賓人對美國的統治也無什麼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賓，思想向現實的轉換通常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為在這兩個國家，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發揮效用的西方統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種族和信仰方麵遠非一致的各個當地人集團。這些集團之間的矛盾緩解了對於西方統治的不滿；另外，當地人對於外來統治帶來的物質進步以及這種統治一旦消失所導致的可能後果也有著充分的認識。這樣，大眾對於外來統治就采取了一種默認的態度，容忍了那些他們未必喜歡但看來也無太大害處的東西。對西方統治的不滿以及對獨立的追求主要存在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中間，他們對西方的製度、方法有著較好的了解，但對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無法體味到西方人民為探求和運用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個世紀的辛勞。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賓的政治體製都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除非這種變化為宗主國所讚允。不過，英國和美國目前也確實正向當地人作出一些讓步。
中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和其他東方國家一樣，中國也為日本對於一個西方國家的勝利所震憾。對於西方的物質優勢，中國也有著長期的認識，不過這常常是在經受了嚴酷的實際體驗之後。在日俄兩國締結了樸次茅斯和約之後的一小段時間內，看來似乎中國的先進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這個和中國近在咫尺且又有著親緣關係的國家。如果在學習和運用西方成果方麵，中國人也能具備日本人所顯示出的聰明才智，他們或許能更容易、更自然地習得西方傳授的本領。中日之間距離很近、旅行費用不高也具有意義，中國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學，不過目前這股浪潮已大為衰退。實際上，無論中日兩國在抵禦西方的控製方麵有多少共同語言，地理上的過於靠近和國民性格的極大差異將使這兩個國家難以進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說結成聯盟了。地理上的鄰近是一個公認的國際摩擦的根源。滿洲就不僅是中國、日本和俄國的連接點，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錯、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這三個國家之間能保持和平狀態，它們相互間的政治對立和防範心理仍會繼續存在。在將來的一段時間之內，滿洲對於遠東將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比利時對於西歐所具有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在過去的年代飽嚐厄運，中國人也普遍地有著貶抑武力的傾向，中國依然完好地保存著能讓自己有朝一日變得強大的潛質，這部分地是由於它有著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隻有通過有效地發揮這些潛質，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有力的世界力量。雖然中國的龐大無疑使這個目標不會很快地實現，但變化的和緩對中國也未嚐不是一種保護。盡管中國的領土不斷受到侵蝕，中國政府也依然保有統治權威。對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而言，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以及旨在使勢力範圍得以建立或承認的嚐試並不存在。中國人在種族上也是同一的，雖然他們相互間有著地區界限，各自操著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實這些也是幅員的廣大和交通聯絡的不發達必然導致的狀況。另外，對中國人有著最好了解的人都會在某個活生生的中國人身上發現一種堅定的氣質，這種氣質對於取得成就當然是大有裨益的。
這種堅定在過去更多地表現為保守意義上的呆板，表現為對於本國任何事物無法克服的偏愛；這種偏愛隻能導致成為進步的最大敵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來外部之光已滲入了中國，以與其他文化相比較為手段的自我認知過程已經開始並正結出果實。與此相聯係，一個甚有意義且令人頗感興趣的事件就是，在沒有外國經濟援助的情況下，中國人正自行修築從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張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裏的鐵路。所有的工程師都是中國人，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中國還打算在同樣不依賴外來援助的情況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裏的鐵路。當然，拒絕外來投資會妨礙築路速度，延長完工期，但上述事實表明中國決心從對過去的陶醉中擺脫出來而放眼未來，以求積累自身的力量，將理想和希望轉化為實際的發展成就。正是因為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轉換階段，推行‘門戶開放’才對它頗具意義。另外，如密切關注中國的人士告訴我們的，在中國正產生一種與種族意識並不相同的國家意識；不管在目前它還是如何粗泛，但的確是日顯生機。國家意識的生成對中國實現國家的團結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隻有中國人上下一心，中國才能在國家之林中取得應有的位置，才能擺脫長期束縛自己的純粹的且常常毫無意義的防禦性姿態。
無論東方各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要經過多長的時間、要顯示出怎樣的特點，它們必然會象歐洲和北美各國那樣經曆一個過程，它們也必須將自己從沒有多少內部凝聚力的集團轉變為民族國家。不過，幅員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國不可能象日本那樣很快地渡過這個階段，這兩個國家的政治遺產更不會讓它們象在1783年至1789年間成功地完成了立憲過程的北美十三塊殖民地那樣輕鬆自如地實現政治變革。但在另一方麵，從西方引入的交通聯絡手段——西方統治已給印度帶來了許多這類東西——也有助於使強化國家權力的潮流以即使在處於類似時期的中世紀歐洲也不可能見到的速度和確定性向前發展。
在東方國家進行自身整合的同時，它們與歐洲與美國的政治關係還會得以延續與發展，就如在整個中世紀，歐洲國家一直維係著與我們今天所稱的近東地區的聯係一樣。阿拉伯人向法國南部的推進、十字軍的東征、土耳其帝國在歐洲的擴張——其前鋒曾分別抵至維也納和馬耳他——就是這種聯係的為人熟知的具體表現。當時，歐洲是一個由多個鬆散的國家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處盛時的統一的伊斯蘭世界自然能輕易地將劍鋒刺向歐洲的心髒；而待到國家權力的集中過程在歐洲結束之時，這種危險也隨之消失了。不過土耳其帝國仍然繼續為一些基督教國家所交結，並在波旁王朝與奧地利的長期鬥爭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當法國和奧地利交戰時，土耳其在另外一側對奧地利後翼的襲擾使後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從那以後直至現在，土耳其帝國的局勢又成為了歐洲注意的一個焦點，各強國以利凡特為中心的利益衝突使土耳其日益成為了一個危險的根源。在半個世紀之前的克裏米亞戰爭中，兩個基督教國家就曾聯合起來並和土耳其結成同盟，以反對另一個和它們在土耳其有著利益衝突的基督教國家。就在兩年前，利益的分歧還產生了同樣的戰爭危險。
對美國來說，上述事情過於遙遠以至了感覺不到它們對自己的影響。可是，隻要這些事情影響到了歐洲的平衡，它們就必然會通過將其影響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區而和美國發生關係。在這些地區，美國和維係著歐洲平衡的各個強國有著密切的接觸。某個事件隻要削弱了一個美國可以指望其與己保持一致的國家，且對不太可能和美國站在一起的國家有利，美國對其就絕不能漠然視之。在最近十年中，東方的事態發展極大地影響了歐洲的均勢。據說——看來也是有道理的——德國已認識到了自俄國敗於日本以來，歐洲已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俄國的失敗緩解了德國在某個方向上所受的壓力，以至於它對於法俄同盟已無任何嚴肅的不安；再加上奧匈帝國對德國的忠心耿耿，德國更顯輕鬆自如。人們很容易就能看到，陸上負擔的減輕會使德國將更多的金錢投入到海軍方麵。這顯然會削弱英國海軍的相對強大，或迫使英國也大幅度地增加海軍開支，而軍費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對一個國家並非好事。
英國通過和日本結盟來抑製俄國看來或許是一個政策上的失誤。當然，俄國深深地卷入遠東事務對英國有所好處，因為這會分散俄國的力量，使其無力針對著君士坦丁堡、蘇伊士、波斯灣及印度采取行動。不過，若俄國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土耳其人對於當時的德意誌地區所做的那樣，向當今的德意誌帝國施以某種壓力，這也符合英國的利益。可是，由於在滿洲發生的災難性事件及其後果，俄國也許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都不能起到這種作用了。因此，英國政府的行動促成了日俄戰爭的爆發，而這場戰爭卻使歐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現了不利於英國的實質性變化。對此英國人目前不得不盡力彌補。
當然，我們現在所講的與其說是對現實的陳述，不如說是一種估測。不過在日本於日俄戰爭的結束之際處於財力枯竭邊緣的情況下，倒的確是英日同盟成為了決定性的因素，它所基於的就是英國海軍在過去兩個世紀的世界政治中一直發揮的作用。如果日俄戰爭的結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戰雙方更接近於勢均力敵，在財力上都更為舉步維艱，而俄國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損害，戰爭對於圍繞著‘門戶開放’的外交爭論的影響就會大有不同。門戶開放在另一種意義上體現了均勢精神，它和均勢都旨在增進和平，隻是後者寓示著獨立權利的平等，而它意味著機會的平等。另外，和均勢一樣，門戶開放的保持也取決於各國實力的平衡。這裏的各國具體而言是指對於中國的發展及在華商業機會頗感興趣的那些國家，因為‘門戶開放’這個詞針對的就是中國。
我尚不知曉‘門戶開放’這個詞的來源，不過毫無疑問的是美國在倡導門戶開放原則方麵發揮著積極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國人德爾布呂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闡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對於門戶開放的態度，並堅決要求‘使德國的影響、德國的資本、德國的商業、德國的工程業和德國的聰明才智在平等的條件下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自然人們都希望這個合理的目標會和平地得以實現；而且這個希望也可能成為現實，隻要人們從一開始就能清楚地認識到，萬一迫不得已，隻有訴諸強權以維護上述權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確地理解這點，也就不太可能出現無視他國意願的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爭吵了。
但是，還應一直牢記在心的是，各國一般而言隻關心自己的利益，它們的看法或認識通常也各不相同。對此可拿鐵路作例子。修建鐵路是進行資本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的一種普遍形式，而且還可以隨著鐵路線的延伸穩固地擴展自己的勢力；這樣，就應該遵循門戶開放的精神來合理分配鐵路建設方麵的機會。可在最近的一項建路安排中，美國似乎被冷落在了一邊，失去了獲得德國首相所說的‘陽光下的地盤’的權利。對此美國政府已嚴正申明了自己立場。在下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將建造大量的鐵路，而中華帝國的完整對於門戶開放更是至關重要。如果某一外國通過租借協議對一塊中國的土地進行占領或管理——這迄今已屢見不鮮，這塊土地就有著有朝一日被兼並的危險。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這種命運，今天的朝鮮看來也在劫難逃。另外，上述為他國變相擁有的土地上的商業也可能為他國海關所控製，這樣門戶開放也就成了無稽之談了。
這類性質的問題直接關係著門戶開放的成敗。為了處理它們，美國政府一直努力爭取和其他國家達成諒解。如果要美國單槍匹馬地維護門戶開放，它就需要建立一個保護國，而這是和蘊含於門戶開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關於門戶開放的種種問題典型地體現在了中國的滿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局勢一直處於不確定之中，因而也不時地為人們所討論。日本與俄國在滿洲的勢力令人不禁提出疑問，這兩個國家的行為是否能照顧到中國自身以及其他關注著在華機會的平等的國家的正當權利。可是也用不著否認，即使各國就門戶開放原則達成一致，在依照該原則行事之時它們相互之間也免不了競爭。而貿易競爭自然會驅使人們利用任何機會來贏得上風。如今，幾乎整個世界都在更多地通過使用以既有控製為基礎的保護主義，而非技能和實力的競爭來獲取商業優勢。這樣的情形在工業、金融和貿易領域隨處可見，連美國的托拉斯組織也顯露了類似的傾向。
美國必須就保護主義和其他國家打交道，必須認識到後者能否聽從美國的意見、美國主張的社會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與保持等等，均取決於它的國家實力。歐洲有關國家相對力量的變化和美國也不無關係，任何這方麵的變動都影響到美國的利益，而且肯定會影響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及中國的利益。當前，俄國處於虛弱狀態，德國正努力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而英國海軍因其政府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對此美國絕不能視若無睹。其他國家的相對力量對美國一直有著大多數美國人都未充分認識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當時的英國海軍不如大陸國家的海軍強大以至於不能阻止後者向南美洲運送聯軍以鎮壓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對美國來說事態就非常嚴重了。在1814年也是歐洲的局勢使英國不加思索地放棄了因1812年的對美戰爭而對美國提出的領土要求。另外，美國之所以能取得獨立也是因為當時英國海軍的實力相對於結成同盟的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有所下降。至少華盛頓是這樣認為的，而他當時根據自己的認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間英法兩國能達成共識，美國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戰爭的勝利也將是很成問題的事。
均勢一直是歐洲國際政治的關鍵所在，它的變化看來的確不是不可能削弱歐洲對遠東政治的影響，除非當前爭奪海軍優勢的鬥爭遭到抑製或大局已定。實施如英國眼下將其海軍集中於本土水域這樣的集結行動需要將分遣艦隊從遠方地區撤回，這就原則和實際而言絕對正確，但也自然意味著多少要暫時地失去對撤出地區的控製。不過，隻要德國和英國還象今天這樣勢不兩立，英國在北海進行集結從軍事上講還是合理和必要的。當然，如英國出於必要還想在其他地區集結力量，這就不可能辦到了，因為它沒有足夠的艦隻以建立大的分造艦隊。
歐洲的力量組合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際形勢，並使歐洲國家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權力為其海軍力量所支持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不過，作為其中的一個方麵，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國和德國僵持於北海的情形下，協約國控製地中海的任務可能落在法國的頭上，這自然也會引起意大利的嚴重不安。據說法國、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一些現有協定中包含著對於西地中海地區的門羅主義性質的態度。這種態度或許會象門羅主義那樣趨於強化，而有關國家也會從其出發決定如對地中海沿岸地區是否應采取一些將改變該地區海軍力量狀況的安排之類的事情。在當前世界上主要的海軍力量都在北海嚴陣以待的情況下，一支能夠在地中海發號施令的艦隊實際上就是一個快速縱隊，它處於核心位置，有助於針對其他地區采取持續的具體行動。上述的幾國海軍各有分工的情況在曆史上有不少先例，盡管它不免表現出同盟或多個國家的聯合行動固有的弱點，但也不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