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的飯勺
專欄
作者：葉三
說到用戶體驗，有些電影看完後會讓觀眾捫心自問：“我看它幹嘛？”另一些電影則會讓觀眾情不自禁地問導演：“你拍它幹嘛？”《歸來》屬於後一種。
絕不是懷疑張導的真誠。對於我國中老年導演來說，在想象力、創造力和幽默感一概缺乏的時候，真誠是他們最後的武器。武打狂潮過後，反芻青春和民族傷痕成了新熱。而選擇這些的題材最明顯的好處便是給惡評的成本較高。麵對“沒情懷”“不愛國”的反駁，一些觀眾甚至會陷入自我懷疑：難道不喜歡這些電影，真是我的問題？
實際上主觀價值判斷根本沒有討論的必要，而將對一部電影的討論直接上升到道德層麵，是我國觀眾早已習慣的low事。《Friends》有一集，猶太人菲比求朋友辦事，朋友猶豫，她抬出了集中營大屠殺；而後朋友無奈回答，你搬出大屠殺我就沒辦法了，不過今年的配額到此為止。這種“我祖上受過苦所以你得對我好”的強大邏輯保佑了多少中國導演，委實罄竹難書。
實際上，關於我國反映“文革”的文藝作品，我一直有疑惑，為什麼至今為止看到的全是受害者回憶、追訴、委屈和哭天抹淚？難道壞人都死絕了？或者說，活下來的都那麼無辜？當然，這疑惑與《歸來》無關。
坦白說，《歸來》沒有打動我。寫到這兒我哆嗦了一下，想起美國影評人波琳·凱爾曾批評斯皮爾伯格說“他給觀眾的是真正的傻瓜道德，比如你可以在電視上聽到他說，應該強迫所有人去看《辛德勒的名單》。他和貝尼尼很快就可以演雙簧了。”這個辛辣的女人要在中國影評界討飯吃，恐怕早已餓死。實際上在美國她也收到了大量辱罵性來信—“他們認為我對大屠殺沒感覺，盡管他們自己可能是在盲目的悲傷和痛苦中觀看了這部電影。”以其一貫的準確，她指出“在觀眾看來，一部影片傳達的信息和這部影片的質量經常混為一談。”
看《歸來》時，我身後坐著幾名張藝謀同齡人，整個過程他們不斷抖腿、接電話、大聲討論、擤鼻涕，我猜是被感動了。而我在持續走神中想，以此片的故事和敘述節奏，其實還是拍成電視劇更合適，這也更適合它觀眾群的觀看習慣。在影片綿長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道德按摩中，隔壁影廳傳來陣陣震動，我想應該是同期上映的某部美國大片。張藝謀曾說，《歸來》是拍給八零後和九零後看的，我覺得他是過於多情了。“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必須承認，《歸來》在迎合觀眾這點上盡了力。這也正是張藝謀最擅長的本領。為彌補鞏俐的婦女扮相，一群妙齡姑娘在《紅色娘子軍》橋段中忠實地穿起超短褲，而陳道明精湛的演技更不容忽視—他與鞏俐擁抱時，推近的攝影機拍下他麵部肌肉專業的抖動。盡管如此，我依然沒被打動。我沒有得到比它之前的文革電影—如《藍風箏》、《青紅》，甚至《活著》—更多的東西。在渾渾噩噩的抒情之外，要求任何啟發性的反思是否要求過高，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無動於衷得十分坦然。然後飯勺出現了。
鞏俐深夜驚醒那場戲是唯一令我興奮了下的地方。對於暴力事件（強奸）的暗示讓之前發生的一切順理成章，而對後續發展的期待則忽然讓軟綿綿的敘述繃緊，充滿了戲劇張力。起了疑心的陳道明問女兒，方師傅“對你媽幹了什麼”，女兒說，“隻記得有次用飯勺打了媽媽的頭”。這回答也為後事留有餘地，細節處理得近情理而大氣。正當我打起精神，打算對此片改觀，鏡頭一轉，我看見上門尋仇的陳道明手握一個飯勺—觀眾席傳來一陣哄笑。我心想，算了吧。
顧城寫過：“我把刀給你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人。”張藝謀幾乎握住了那把刀，他完全可以就此割開溫情脈脈的外衣，割開肮髒打褶的皮膚，切入內髒，讓血流出，嚐試探究下故事真貌—然而他換了把飯勺。導演開始裝傻，而在這個賣什麼拙劣的萌都有人買的時代，觀眾心領神會接受了。故事又回到膩味的和稀泥步調。到此，我完全失去興趣，徹底放棄這部電影。於是我嚴肅地回頭嗬斥幾位交頭接耳的老者：“別聊了！”。在他們看來，我一定很像當年的紅小將。
在導演的悲天憫人中，陳道明放下了他的飯勺，電影結束了。與看這部電影之前相比，我什麼都沒有多，也什麼都沒有少。我走出影院，想起多年前，81歲高齡、身患帕金森症已不能寫作的波琳·凱爾曾說“我仍舊喜歡去看電影。我是幸運的，我生活在一個流行藝術的世紀。”—然後我感到了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