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大眾化是延安時期文藝界普遍的追求。在延安音樂的發展前期，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音樂家齊集延安。在全民救亡熱潮的感召下，他們積極發起並組織成立音樂社團，走向前線或挺進敵後，體驗現實生活，了解大眾情感，創作了一些宣傳抗戰、激勵群眾的音樂作品。《講話》發表以後，延安音樂界掀起了向工農兵學習、向民間文化學習的普遍熱潮，音樂大眾化在經曆了30年代的前進和發展，到了40年代走向了新階段。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以及《講話》的發表，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指明了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解決了文藝與生活的關係，擺正了普及和提高的關係，比較徹底地解決了音樂大眾化的路線、方針和策略問題。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什麼是“大眾化”的問題，並進一步對“大眾化”進行了闡釋：“就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熟悉群眾，理解群眾，轉變自身思想來靠近群眾，並與群眾的思想打成一片。《講話》明確了“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講話》指明了文藝工作者同工農兵相結合、提高同普及相結合的文藝路線，從而解答了文藝“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這兩個根本問題。毫無疑問，這在理論上解決了文藝的“大眾化”問題，為延安音樂運動確立了“工農兵方向”。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新的文藝思想激發了音樂家的創作熱情，音樂創作與音樂活動也有了更為明確的方向。音樂工作者紛紛走向群眾，學習群眾的語言，熟悉群眾的生活，理解群眾的情感。在音樂創作內容與形式上追求大眾化，用最樸實的群眾語言表達最真實的群眾生活和群眾情感。在音樂創作方法上，也盡量做到簡單明了，易於被大眾接受和掌握。為了更好地落實文藝為工農群眾服務的基本方針，音樂工作者開始更為深入地走向民間以尋找更多更好的民間音樂素材，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向民間藝人學習，並教他們識譜，唱歌。1943年新年晚會的排練和演出，就是音樂工作者與人民群眾密切結合的範例。為了搞好此次晚會，魯迅藝術學院特意邀請橋兒溝的民間藝人來學校教秧歌，並積極進行創作和排練。在1943年的春節聯歡會上，延安軍民兩萬餘人彙集在南門外廣場，很多藝術團體都組織起了秧歌隊參加。僅在春節期間，秧歌隊的演出劇目就多達150餘種，周揚在觀看了節目後興奮地指出，“延安春節秧歌把新年變成群眾的藝術節了，真是鬧得‘熱火朝天’”，“節目都是新的內容結構，反映了新邊區的實際生活，反映了生產和戰鬥，勞動的主題取得了它在新藝術中的應有的地位。”
在《講話》指導下，音樂工作者進行自我思想改造，深入工農兵群眾，認真學習民族民間音樂，擔負起組織群眾、表現群眾和推動群眾音樂活動等多方麵的工作。音樂工作者認真研究音樂的大眾化、民族化問題，他們將秧歌這種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傳統文藝形式加以改造和利用，於1943年春節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秧歌運動。新秧歌運動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文藝工作者和廣大群眾密切結合，為實現黨的新文藝方針所取得的重大收獲。它不僅從藝術實踐上真正解決了文藝民族化、大眾化問題，還為中國民族新歌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