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與延安音樂大眾化思潮
研究與探索
作者：張雪豔
延安音樂文化有著明確的方針和指導思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音樂活動方式。1942年至1943年間的延安文藝整風和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發表，為中國新文藝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開拓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講話》明確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了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在黨的文藝政策的感召下，音樂界人士紛紛行動起來響應，陝甘寧邊區音樂界抗敵協會當即決定發動麵向邊區群眾的創作運動和“開展廣泛的工農兵群眾歌詠運動”。魯藝院長周揚在《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中，也提出了“必須是從客觀實際出發”，“迅速而廣泛地展開的大眾的革命文化”的藝術教育方針。在統一思想和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音樂工作者紛紛走向群眾，深入工農兵火熱的鬥爭生活，學習社會、學習民間文化，注重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注重表現民族特色和民間韻味，掀起了一個新的創作熱潮。此後，“不僅是歌曲的創作，也包括大合唱、歌劇、歌舞、器樂曲等等，也都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延安的音樂工作，進入了一個更為燦爛的新時期。”
一、延安文藝座談會與《講話》
抗戰爆發後，全國各地大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他們運用各種文藝形式，積極宣傳抗戰，謳歌對敵鬥爭，創作了大批優秀作品，極大地鼓舞了延安軍民的抗戰熱情。但是，當時延安文藝界的情況卻較為複雜，存在諸多問題。文藝界長期積累的宗派主義以及內部的思想鬥爭也現端倪。正如毛澤東所言，從亭子間來到解放區並不等於與解放區人民結合。當時文藝界的主要思想傾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首先，文藝創作脫離群眾和實際生活。當時延安戲劇舞台上演的中外文學經典劇作與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驗和審美習慣相距甚遠，不能引起群眾的欣賞興趣和審美共鳴。更重要的是延安作家自己創作的文本太少，直接反映現實生活鬥爭的作品更少。其次，文藝工作者追求關門提高，學用脫節。1941年至1942年問，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追求“關門提高”，熱衷於搞大作品，延安魯藝還實施了提高化的“正規學製”，一度出現了文藝與群眾脫離，文藝與戰時生活脫節的現象。再次，強調藝術的自我表現和自我流露，對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對工農兵不了解、不熟悉、不懂得。最後，政治思想混亂。當時一些文藝工作者並沒有看到延安政治平等、團結友愛，沒有關注到延安軍民團結，生機勃勃、樂觀向上的社會圖景。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上，一些人主張超階級的文藝，認為藝術高於政治，藝術應脫離政治，藝術家不需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來指導創作，認為這樣會妨礙創作。
為了糾正文藝界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解決革命文藝與革命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的服務對象和文藝實踐的方式方法問題，毛澤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研究，深入了解情況，為開好文藝座談會做了充分準備。4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提議，決定以毛澤東、秦邦憲、凱豐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100餘人，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座談會於5月2日、16日和23日共舉行了三次全體大會，會議討論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先後有幾十位作家發言。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首先作了“引言”的發言。在“引言”中，毛澤東就座談會的目的和擬解決的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對象、工作、學習等問題提出了意見和看法。23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毛澤東作“結論”發言。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報》首次摘發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部分內容。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將兩次講話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講話》於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除個別語句稍有變動外，其主要內容基本保留了原來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