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不斷發展。在1950年代，由於大多數非洲國家尚未獨立，有的獨立國家還未同我建交，中非貿易僅以民間為主；1960年代，中非貿易發展成為政府間記帳為主；1970年代，則以政府間現彙支付為主。隨著中國同非洲友好關係的發展，到1980年底，中國同32個非洲國家締結了政府間貿易協定，加上民間貿易往來，中國已同46個非洲國家有貿易關係。
隨著中非貿易關係的發展，貿易額也從小到大。尤其是1970年代，貿易額增長較快。例如，1976年中非貿易總額為6.6億美元，1978年增長到7.65億美元，1980年增長到11.31億美元。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品種和數量也在不斷增多。中國對非洲出口主要以輕紡產品為主，其次是糧油產品和土畜產品、五金、化工、農具、各種機械及其零件等產品。這些商品結構同非洲人民的消費水平和實際需要是相適應的。中國商品在非洲市場上享有較好的聲譽。非洲國家向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礦業品和農產品，如銅、鈷、鑽石、棉花、劍麻、可可、咖啡、棕櫚仁、腰果等，此外也向中國出口工業產品，如化肥、磷酸鹽、純堿等。這些商品對滿足中國加工工業和人民生活所需都是有益的。中非貿易的發展，對促進友好合作、互相支持和民族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
進入1970年代以後，葡屬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區成為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中國政府和人民對該地區人民的正義鬥爭十分關注，並給予深切的同情和道義上、物質上的支援。當時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主席薩莫拉和津巴布韋民族聯盟主席穆加貝，以及安哥拉、納米比亞、南非等各民族主義組織領導人等，都曾應邀請前來中國訪問過。中國領導人向他們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非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以色列擴張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召開的會議上，強烈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和南羅得西亞白人政權，以及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罪惡統治和血腥暴行，主張承認葡屬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區人民的自決和獨立的權利。
英雄的葡屬非洲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終於摧毀了葡萄牙殖民主義體係。中國政府立即承認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津巴布韋等國獨立。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津巴布韋三國在獨立的當日就宣布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兩國也在獨立後不久同中國建交。此後，中國同以上非洲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順利發展。
在安哥拉人民反對殖民統治時期，中國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三個組織都給予軍事援助，並勸它們團結對敵。安哥拉獨立後，中國就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組織提供新的軍事援助。當超級大國插手安哥拉內部事務、挑起內戰時，中國表明了一貫立場，反對一切外來勢力幹涉，主張安哥拉三派組織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支持安哥拉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
1970年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徹底改變建立在不平等、控製和剝削基礎上的舊的國際經濟關係，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得到中國的堅決支持。中國代表還積極參加討論國際新秩序的各種會議。在1974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非洲國家代表以切膚之痛揭露發達國家特別是超級大國對非洲的掠奪。他們說，非洲大陸土地肥沃，資源豐富，擁有世界各國發展工業所必需的53種最重要的基本礦產和金屬，煤的蘊藏量非常豐富，還擁有全世界水力資源的20%，但非洲國家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超級大國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剝削和掠奪。他們指出，發達國家利用它們壟斷和控製國際市場的地位，將從非洲國家進口的農產品和礦產品價格多年保持不變，甚至大幅度下降；而它們向非洲國家出口的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長。這種不等價交換的殘酷剝削，使非洲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遭到極大的困難。不僅如此，發達國家為轉嫁經濟危機，使非洲國家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大多數非洲國家初級產品的出口，在國際市場上是以美元計算的。危機中美元貶值，就使這些國家出口收入的實際價值減少；在進口他國商品時，按美元計價，貨價就要提高。特別是發達國家貨幣升值或彙率向上浮動時，非洲國家所受損失就更大，因而外債負擔日增。已經覺醒的廣大非洲國家對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關係已越來越難以容忍。在這次大會上，它們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起，提出了綜合商品方案、價格指數化、國際金融機構民主化等建議，但卻遭到發達國家的反對。
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熱烈讚同並堅決支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正義要求。他在會上強調說，中國支持發展中國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權；主張國家不論大小，不論貧富，應該一律平等，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來壟斷；支持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享有參與有關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一切決定的充分權利；主張國際貿易應當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支持發展中國家要求改善貿易條件、確立公平合理的價格等迫切願望。
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鬥爭下，第六屆特別聯大終於通過了《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它標誌著廣大中小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重大勝利。
第六屆特別聯大以來，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實現上述宣言和行動綱領的規定，繼續改造建立在剝削和掠奪基礎上的舊的國際經濟關係。為打破超級大國的壟斷和控製，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聯合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組成各種原料輸出國組織。中國政府堅決支持他們為維護自己的資源和經濟權益而進行的聯合鬥爭。
1980年代的中非關係
1980年代的非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納米比亞和南非人民還在進行反對殖民主義統治和種族主義的鬥爭外，非洲各國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獨立的偉大曆史任務。當前，廣大非洲國家都在致力於發展民族經濟，爭取經濟獨立，以鞏固得來不易的政治獨立。中國和過去支持非洲國家爭取政治獨立一樣，支持非洲國家鞏固政治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權益的正義鬥爭，進一步加強同非洲國家的友好關係，繼續發展同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繼續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
1982年12月20日至1983年1月17日，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對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幾內亞、紮伊爾、剛果、讚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肯尼亞和加篷11個非洲國家進行了正式友好訪問。這是繼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之後中國總理第二次訪問非洲。在出訪前，黨中央和國務院研究確定了出訪宗旨：向非洲人民學習建設經驗，增進中、非之間的了解和友誼，加強中、非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在訪問中，趙紫陽總理一行所到之處，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聚集在一起，載歌載舞地迎候，鼓聲、歌聲、歡呼聲響成一片，表達了非洲人民熱愛中國的真摯感情。非洲各國領導人以既隆重又親切的方式接待來訪的中國貴賓，有的還打破禮賓慣例，由國家元首率領高級官員到機場迎送中國客人，有的總理、外長全程陪同訪問。幾內亞總統杜爾親自為中國總理開車。加蓬總統邦戈打破本國常規，在元旦之夜開宴會。讚比亞總統卡翁達在私人宴會上親自給中國客人倒咖啡，總理蒙迪亞給大家遞點心。這生動地表現了非洲國家領導人把中國客人當作親人和摯友來款待。
趙紫陽總理在非洲曆時近1個月，行程3.4萬公裏，參加了20次會議，參觀了工廠、農村、文化設施、名勝古跡和中國援建項目。訪問期間，他同非洲各國領導人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雙邊關係交換意見，闡明了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的基本點，即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重申中國堅決支持非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大國強權政治，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認為在目前形勢下，進一步開展包括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內的南南合作，對於加強第三世界自力更生、改革舊的國際經濟關係、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並有廣闊的發展前途。為此，趙總理在達累斯薩拉姆宣布了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1)遵循團結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則，尊重對方主權，不幹涉對方的內政，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2)從雙方的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發揮各自的長處和潛力，力求投資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3)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因地製宜，包括提供技術服務、培訓技術和管理人員、進行科學技術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產、合資經營等等，中國方麵對所承擔的合作項目負責守約、保質、重義，中國方麵派出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不要求特殊的待遇；(4)目的在於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以利於增強雙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進各自民族經濟的發展。這四項原則可以概括為平等互利、形式多樣、講求實效、共同發展。這些原則完全符合中國和非洲國家的共同利益，大大有助於進一步開拓中非經濟技術合作的新領域。在訪問中，中國同津巴布韋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國還同紮伊爾就紮方償還1983年7月到期的中方1000萬美元貸款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把這筆貸款轉為中紮合作項目的中方資金加以使用。
中國總理對非洲的訪問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增進了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的了解和友誼，加強了團結合作，實現了預期的目標。非洲輿論對此反應熱烈。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對非洲的四項原則是根據非洲和第三世界的願望提出來的，其核心是通過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自力更生和相互合作，打破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舊國際經濟秩序，在南南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民族自主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總理這次訪問所取得的積極成果，不僅對非洲、阿拉伯地區，而且對整個國際局勢的進程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自中國提出對非洲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後，中非經濟技術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1982年前，中非經濟技術合作主要是貿易往來、提供經援、派遣農業技術小組等。1982年後，在四項原則的指導下，合作的內容越來越廣泛，合作領域已涉及工、農、林、漁、建築、水電、飲食、服務和商業等部門；合作的形式也日趨多樣。目前出現的有合資企業、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由於這些形式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經濟技術合作方式，有較好的經濟效益，能做到平等互利，講究實效，所以深受非洲國家的歡迎。到1986年底，同中國開展互利合作的非洲國家已達30個。
合資企業是1982年後出現的新形式。它是根據非洲國家的需要，由中國和非洲國家的政府或個人聯合出資建設的項目，由雙方共同管理。這一合作形式將雙方的利益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對中國來說，可以有效地利用國外資源，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增加外彙收入；對非洲國家來說，可以利用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生產當地所需的產品，減少進口、增加收入，培養和鍛煉本國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因此，它是南南合作的好形式。到1989年，中國在非洲已興辦了33個生產性合資企業。
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也是中國根據對外開放政策而采取的經濟技術合作新形式，得到了迅速發展。1983年，中國承包了剛果英布魯水電站。從1984年起，中國在埃及承包“10月6日城”1000套住宅、亞曆山大城12000套住宅、阿斯旺2500套住宅，改造西努伯利亞農田22萬平方米。1985年11月，中國、阿爾及利亞兩國政府簽署了由中國公司承建包括大會堂、國民議會大廈和國家圖書館等三大建築在內的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哈瑪行政中心工程的意向書。由於中國在承包工程中認真貫徹“守約、保質、薄利、重義”的原則，因而在非洲國家中已樹立了良好的信譽。到1989年，中國有33家公司在非洲承包工程和進行勞務合作。到1986年，承包、勞務合同達400項，合同額達16.8億多美元。
管理合作，這是互利合作與傳統經援相結合的新形式。這種合作的具體做法是，由中國派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與非洲國家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合作，參與中國援建企業的生產、技術、經營的決策管理。中國已與馬裏、盧旺達、塞拉利昂、坦桑尼亞、紮伊爾和讚比亞等國開始實行這種合作形式，並已日益顯示其優越性。不少原來虧損、瀕臨倒閉的企業開始起死回生，經營狀況日益改善，經濟效益日趨增加。例如，坦讚鐵路自1976年建成移交後，由於種種原因曾連年虧損。1983年中國專家組參與經營管理後，連續三年轉虧為盈，至1987年6月累計盈利合2700萬美元。再如，由中國援建的馬裏製藥廠，由於產品積壓，經營虧損，要靠政府補貼過日子。1984年10月，中國派總經理等27名專家赴該廠實行管理合作，一年盈利人民幣130萬元。馬裏皮革廠在合作前瀕於倒閉，1984年進行合作管理後起死回生，三個月就盈利人民幣27萬多元，第二年獲利60多萬元，第三年的利潤又比第二年提高50%以上。新的合作方式給雙方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馬裏政府對這些工廠不再補貼，還增加了稅收和外彙收入。馬裏總統把這種合作譽為馬裏國營企業改革的樣板。其他非洲國家也讚揚這種合作是中國對非洲“第二種形式的援助”。
由於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經濟合作，中國不僅減少了對外貸款，增加了資金，而且還帶動了中國的外貿出口，增加了外彙收入。實踐證明，在非洲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互利合作是可能的，它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向非洲國家派遣醫療隊和幫助修建醫院，是中國同非洲國家技術合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麵。1960—1970年代，中國向非洲國家派出醫療隊；1980年代，向更多的非洲國家派遣醫療隊。截止1990年，派往非洲各國的醫療隊約7000人次左右。中國醫療隊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蘇丹、紮伊爾、中非、盧旺達、坦桑尼亞、讚比亞、索馬裏、幾內亞、布基納法索、馬裏、尼日爾、毛裏塔尼亞、剛果、博茨瓦納和加蓬等30個非洲國家的城市和農村開展工作。
中國醫療隊受祖國和人民的委托，懷著對非洲人民的深厚友誼來到非洲。許多中國醫生出生在寒冷的北方，不習慣非洲的濕熱氣候，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有的由於水土不服，身體虛弱；有的在偏僻地區，工作、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們仍不分晝夜，滿腔熱情地為非洲人民治病、防病、接生……，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醫術傳教給非洲人民。許多非洲醫務人員學會了中國的針灸療法，並使這一療法很快在非洲得到推廣。中國援建的毛裏塔尼亞國家衛生中心，是毛裏塔尼亞預防疾病的中心。自1977年建成後，中國醫療隊一直在這裏同毛方醫務工作者共同開展防病和研究工作。中國為剛果建成了七三一綜合醫院，為索馬裏建成貝納迪爾婦產科和小兒科醫院，還為非洲一些國家建設的各種醫療機構，都深受當地人民的歡迎。中國醫療隊在非洲土地上救死扶傷，為非洲人民服務，他們的醫術和醫德受到非洲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讚揚。中國醫療隊為增進中國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傳統友誼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進入1980年代後，非洲大陸遭受本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旱災，範圍之廣和影響之大為前所未有。這次旱災波及34個國家，占非洲國家總數2/3，其中24個國家為重災國，有1.5億人受到饑餓威脅。非洲的災荒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關懷，也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關注。從1983年起，中國紅十字會就向20多個非洲國家提供救災物資和現金。1984年，中國政府向埃塞俄比亞、乍得、馬裏、毛裏塔尼亞、尼日爾和蘇丹等32個非洲國家提供了12萬噸糧食援助，中國政府還對非洲國家提供了5.6億多人民幣的雙邊經濟援助。1985年，中國政府再次向非洲國家捐贈5萬噸糧食緊急援助，為幫助非洲人民生產自救，中國還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農具、藥品等救災物資。中國政府在繼續進行雙邊合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國際社會對非洲國家發展農業的多邊長期項目，並在提供農業專家服務、農村適用技術、綜合規劃考察和人員培訓等方麵作出努力。
中國人民對受災的非洲人民也十分關懷。1985年4月，北京市紅十字會為了支援非洲災民，發起了募捐活動。這一倡議立即得到各級政府的支持和各階層人民的熱烈響應。全國20多個省市和自治區的大、中城市相繼舉行各種形式的募捐活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募捐活動之一。名醫帶頭義診，文藝團體舉辦義演，運動員舉行各類義賽，書法家和畫家義賣作品。這次募捐活動於9月底結束，共捐款1380多萬元。中國紅十字會用這筆捐款購買了糧食、生活用品和農具等支援非洲災民。
正當非洲大陸旱情有所緩解時，從1985年開始又發生了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蝗蟲災害，危及到非洲西部、東部和中南部。為了支援非洲人民滅蝗，1985年，中國政府先後兩次向岡比亞、馬裏、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等國捐助了價值50萬美元的50噸滅蝗農藥。1986年，又提供100噸滅蝗農藥，分別運往毛裏塔尼亞、貝寧、布基納法索、塞內加爾和喀麥隆等國家。中國還派出專家前往這些國家進行滅蝗的技術指導。
非洲人民不斷遭災的不幸消息，也牽動了中國廣大青少年的心。1986年7月，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發起聯合倡議，號召青少年利用暑假積極參加第三產業服務，開展技術谘詢或從事公益勞動，把所得的報酬捐獻給非洲的兄弟姐妹。這一倡議很快得到全國近百萬青年學生的積極響應，從8月1日開始，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募捐活動，曆時一個多月，體現了中國青少年愛好和平、注重友誼、富有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神風貌。
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發展民族經濟和建設自己國家的事業中，互相支援，友好合作；在反對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爭取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鬥爭中，互相配合，團結戰鬥。這種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深厚、真摯的友誼是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國際輿論也認為，中非人民的友誼是世界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