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在這次訪問中，同一些非洲國家的領導和群眾建立了親密的友好情誼。加納是周總理預定要訪問的國家之一，但那裏剛發生了一起有帝國主義顛覆陰謀背景的未遂政變，恩克魯瑪總統遇刺受傷，國內局勢不穩。周總理毅然決定按原計劃訪問，同時建議主人打破外交慣例，取消機場迎送儀式，並把會談、宴會安排在當時恩克魯瑪居住的城堡內進行。周總理還特地看望了恩克魯瑪的夫人和孩子，表示慰問。這些都使加納人民十分感動，認為中國是他們的患難之交。周總理在下榻的賓館常探視廚師和服務人員，和他接觸過的非洲人都感到周總理平易近人。
周恩來總理處處從大局出發，不拘泥於枝節，又能以真知灼見，坦率地同非洲朋友交換意見。埃塞俄比亞當時是還未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海爾·塞拉西皇帝邀請周總理去訪問，但迫於外來壓力，卻把會談地點選擇在遠離首都的阿斯馬拉。但周總理著眼於發展中埃人民友誼，以體諒的心情欣然應邀。經過會談，雙方增進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在訪問非洲國家中，周總理就獨立後如何建設國家問題同非洲領導人交換了意見，並耐心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同周總理交談過的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都把他視為非洲人民的真誠朋友。
在訪問最後一個國家索馬裏時，周恩來總理根據他訪問非洲的親身感受，在摩加迪沙群眾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的論斷。他指出：非洲已經不是19世紀末葉或者20世紀初期的非洲了，非洲“已經成為一個覺醒的、戰鬥的、先進的大陸”，“獨立了的、站起來的非洲人民敢於鬥爭，敢於當家作主，敢於同一切新老壓迫者進行鬥爭”。周總理深信一個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現的，他說：“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是最容易彼此了解的，我們的感情是交流在一起的”，“中國人民永遠是非洲人民最可信賴的朋友”。
周恩來總理訪非後，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係與日俱增，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誼空前增強。1964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時，馬裏總統凱塔和剛果（布）總統馬桑巴—代巴前來參加國慶活動，還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多個代表團來華觀禮，其中有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派來的代表摩洛哥親王阿卜杜拉。同年11月，馬裏總統凱塔再次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從這以後，非洲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絡繹不斷前來訪問。
1965年2月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7月烏幹達總統奧博特和索馬裏總統歐斯曼先後來華訪問。1967年10月，毛裏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和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率領政府代表團訪華並參加國慶活動。
周恩來總理訪非後，中國先後同剛果（布）、貝寧、讚比亞、毛裏塔尼亞和埃塞俄比亞、赤道幾內亞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中國簽訂友好條約的非洲國家也在增多。繼1960年9月和1961年8月中國同幾內亞和加納簽訂友好條約後，1964年10月、11月和1965年2月，中國又先後同剛果（布）、馬裏和坦桑尼亞簽訂了友好條約。
1970年代的中非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施展種種陰謀，頑固地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中國人民為揭露美國的陰謀和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義國家的支持。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終於作出了曆史性的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在這一鬥爭中，非洲國家堅持原則、主持正義，為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早在1961年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阿聯（埃及）、埃塞俄比亞、加納、幾內亞、馬裏、摩洛哥、塞拉利昂、蘇丹、索馬裏9個非洲國家投票讚成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此後，在聯大會議上支持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合法權利的非洲國家越來越多。在1965年第二十屆聯合國大會上，阿爾巴尼亞、柬埔寨等12個國家提出恢複中國合法權利的提案，其中有6個非洲提案國。表決時，投讚成票的47個國家中非洲國家就有18個，它們是阿爾及利亞、中非、埃塞俄比亞、加納、幾內亞、肯尼亞、馬裏、毛裏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利亞、剛果（布）、塞拉利昂、蘇丹、索馬裏、烏幹達、埃及、坦桑尼亞和讚比亞。由於讚成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票數超過半數，美國操縱表決機器硬是把這項提案說成是“重要問題”，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才能生效。通過這次投票，美國看到了非洲國家的力量，害怕自己的陰謀破產，於是在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又炮製了一個“重要問題”和一個“雙重代表權”提案，把它長期策劃的“兩個中國”、“一台一中”的陰謀公開端了出來，同時在聯合國內外多次找非洲和其他國家談話，並以提供援助和撤銷援助等手段進行利誘和威脅，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美國的提案，但遭到它們的堅決抵製。大會以76票讚成（非洲國家占26票）、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提案，而美國的提案遭到了否決。中國的這一勝利，是同非洲國家的支持分不開的。
自1971年10月到1980年底，先後有多哥、盧旺達、塞內加爾、毛裏求斯、加蓬、利比裏亞、利比亞、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等19個非洲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同一度中斷外交關係的突尼斯、加納、紮伊爾、布隆迪、貝寧和中非共和國恢複了外交關係。在這期間，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已增至45個。
1970年代也是非洲國家領導人頻繁訪華的年代，絕大多數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領導人都曾前來訪問，有的還來過多次。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訪華的主要有：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1971年10月）、毛裏求斯總理拉姆古蘭（1972年4月）、索馬裏總統西亞德（1972年5月、1978年4月）、紮伊爾總統蒙博托（1973年1月、1974年12月）、喀麥隆總統阿希喬（1973年3月、1977年10月）、馬裏國家元首兼總理特拉奧雷（1973年6月）、剛果總統恩古瓦比（1973年7月）、薩蘇·恩格索（1980年7月）、塞拉利昂總統史蒂文斯（1973年11月）、讚比亞總統卡翁達（1974年2月）、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布邁丁（1974年2月）、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1974年3月）、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1974年5月）、多哥總統埃亞德馬（1974年9月）、尼日利亞聯邦軍政府首腦戈翁（1974年9月）、毛裏塔尼亞總統達達赫（1974年9月、1977年4月）、加蓬總統邦戈（1974年10月、1975年6月）、突尼斯總理赫迪·努伊拉（1975年4月）、岡比亞總統賈瓦拉（1975年6月）、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總統努埃爾·平托·達科斯塔（1975年12月）、馬達加斯加總統拉齊拉卡（1976年6月）、博茨瓦納總統卡馬（1976年7月）、尼日爾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孔切（1977年9月）、赤道幾內亞總統馬西埃（1977年9月）、塞舌爾總統勒內（1978年4月）、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1978年6月）、利比裏亞總統托爾伯特（1978年6月）、乍得總統馬盧姆（1978年9月）、布隆迪總統巴加紮（1979年3月）、幾內亞總統杜爾（1980年5月）、肯尼亞總統莫伊（1980年9月）。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對外關係出現了嶄新的局麵。中非之間的友好關係順利發展。中國領導人集中回訪了非洲國家。1978年7月底至8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索馬裏、加蓬、喀麥隆三國訪問。同年10月，耿飆副總理訪問了剛果、幾內亞、馬裏、加納、尼日利亞、盧旺達和索馬裏。同年11月，烏蘭夫副委員長訪問埃及、蘇丹。姬鵬飛副委員長訪問尼日爾、貝寧、多哥、塞拉利昂和岡比亞。1979年1月，李先念副總理訪問了坦桑尼亞、莫桑比克、讚比亞和紮伊爾。1980年3月，陳慕華副總理訪問突尼斯、摩洛哥、塞內加爾、毛裏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同年8月，姬鵬飛副總理訪問肯尼亞、布隆迪、馬達加斯加、毛裏求斯、塞舌爾和吉布提。
中國領導人相繼訪問非洲31個國家，引起了非洲和國際輿論的強烈反響。塞拉利昂執政黨全國人民大會黨機關報《人民報》為歡迎姬鵬飛副委員長訪問時發表的題為《很有意義的一次訪問》的社論中說：“塞、中友誼碑已經建成，這主要是由於中國政府和人民有同我們一起分享經驗和技術的願望……並且認識到，好處是雙方的。”“我們需要中國，中國需要我們。”塞拉利昂《每日郵報》發表社論，強調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它在列舉了一些中國援建工程以後說：“中國還要援建其他一些工程”，“我們重視我們同這樣一些朋友們的關係，他們尊重我們的友誼，他們願意幫助我們跳出使人討厭的依賴別人的泥坑”。
尼日利亞廣播公司就耿飆副總理訪問非洲播出的新聞節目裏說：“當尼日利亞大力推行爭取自力更生政策，大力強調發展農業和工業革命的時候，她需要同中國——一個同尼日利亞有同樣經曆的國家，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電台還說：“中國對非洲的發展所懷有的善意是非常清楚的。”
當李先念副總理訪問非洲回國時，非洲輿論紛紛讚揚中國與非洲各國的良好關係。坦桑尼亞《自由報》發表社論說：長期以來，坦中兩國一直在政治、文化和經濟領域內進行合作。兩國最重要成就之一是中國援建的坦讚鐵路。這家報紙還強調說：“最重要的是中國支持解放運動，支持解放非洲大陸。”“中國站在全世界反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列。”讚比亞《每日郵報》發表文章說：“當我們決定請求中國人民來修建坦讚鐵路時，西方國家警告說，我們是在請求中國把我們變為殖民地。使一些西方國家感到羞恥的是，他們發現，修建坦讚鐵路期間，在大街上沒有看到一個中國人。”“當他們的任務完成後，他們沒有製造任何借口再在這個國家多逗留一時半刻。他們在我國人民接受了如何管理坦讚鐵路的訓練之後就離開了”。莫桑比克《新聞報》發表文章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成為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武裝鬥爭可靠的後方”，在重建國家的現階段她又是“繼續支持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1979年，南非《中肯》周刊和一些西方報刊也發表了評述文章。《中肯》周刊的評論說：“1970年代，中國所承擔的經援義務總的來說已經超過了蘇聯。在中國今年上半年簽訂的44項經援協議中，有23項是與非洲國家簽訂的。”非洲各國為了使本國人民進一步了解中國，促進民間的友好交往，紛紛成立了非中友好組織。除1957年成立突尼斯——中國友好協會、1958年成立埃及——中國友好協會外，又成立了毛裏塔尼亞——中國友好協會（1971年）、塞拉利昂——中國友好協會（1971年）、布基納法索——中國友好協會（1971年）、毛裏求斯——中國友好協會（1974年）、多哥——中國友好協會（1974年）、蘇丹——中國友好協會（1977年）、利比裏亞——中國友好協會（1980年）等相繼成立。這些組織為增進中非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中國同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始於新中國誕生後不久的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有了進一步發展。1970年代以後，隨著建交國家的增多，中國同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也日趨增強。據不完全統計，1949—1989年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100多億人民幣的經援貸款。1970—1977年向29個非洲國家提供了18.15美元援助，同1954—1966年期間向11個非洲國家提供的4.28億美元相比較，增長了3倍多。當然，這種援助的貸款是第三世界國家相互幫助的關係。非洲國家和人民也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給予了寶貴的支持和幫助。
中國同非洲國家間簽訂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也有顯著的發展。1974年和1975年，中國同18個非洲國家簽訂的協定分別為19項和20項；1976年和1977年，同26個國家簽訂的協定分別為29項和32項。截至1980年，中國與45個非洲國家簽訂了100多項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中國同非洲國家的合作建設項目包括農業、農產品加工、水利、電力、輕工、紡織、交通運輸、建築材料、文教衛生、通信設備、打井供水和公共建築等領域。中國幫助非洲建設的項目有好幾百個，其中200多個項目已經竣工。在這些項目中，除了坦讚鐵路和努瓦克肖特深水港等大型項目外，主要是中小型項目。這些中小型項目投資少、工期短、收效快，易於受援國掌握技術和管理，並能直接為受援國人民服務。例如農業合作項目，深受非洲農民的歡迎。
中國同非洲國家在農業領域內開展的合作項目是繁多的，包括水稻、蔬菜、甘蔗、茶葉、橡膠、煙葉、蠶桑、養魚、捕魚、畜牧等，涉及許多國家。僅中國農牧漁業對外工程公司負責進行的農業合作項目就有46個，涉及25個國家。在非洲，人們普遍認為同中國的合作是切實有效的。
坦桑尼亞南部有一個姆巴拉利農場，過去水稻畝產僅100多斤。1972年中坦合作建設這一農場後，中國農業專家和當地農民一起，根據當地的氣候和水利條件，改變耕種方法，采用了旱地機械直播法和化學除草。農場的水稻田已擴大到4.2萬多畝，畝產保持在千斤以上。尼雷爾總統曾親自給農場授獎，稱讚它是“坦桑農業的榜樣，中坦合作的結晶。”
在烏幹達奇奔巴農場，中烏兩國專家合作利用沼澤地種植水稻，開發農田。為適應當地氣候特點，種植了雙季水稻，平均畝產達1200斤，而當地的水稻產量隻有一二百斤。農場的盈利已超過總投資。當地農民說，我們喜歡同中國合作，中國的經驗適用於非洲。
在馬裏，中馬合作建設了兩個甘蔗種植場。馬裏離赤道近，過去一向被認為無法生產甘蔗，馬裏人民吃的糖全部靠進口。1976年，中國援建的馬裏甘蔗農場每畝甘蔗產量就達6噸多。中國援助馬裏建立了兩個糖廠後，馬裏的食糖自給有餘。過去根本不生產甘蔗的烏幹達、塞拉利昂、幾內亞等國都與中國合作，先後建設起甘蔗農場和製糖廠。
非洲過去許多國家都沒有淡水養魚，隻捕海魚。中國同埃及合作建立了伊斯梅利亞淡水養魚中心，開始了埃及生產淡水魚的曆史。
非洲人民為幫助中國人民發展農業，把一些在非洲經過試驗的產量高、質量好的水稻良種和穗大味好的小米良種送給中國，對中國農業改進品種、提高單位產量有很大價值。
坦讚鐵路是中國對非洲援建的一個特大成套項目，也是中非友誼和團結合作的象征。這條鐵路長1860公裏，其中坦桑尼亞境內977公裏，讚比亞境內883公裏。它東起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深水港，西至讚比亞中部的卡皮裏姆波希，同南部非洲的鐵路網連接起來，也是讚比亞和紮伊爾銅礦帶的連結點。修建這條鐵路，對非洲來說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坦桑尼亞內地和讚比亞過去物資外運，要通過當時的南羅得西亞運至南非出口。坦、讚兩國獨立後，為了突破羅得西亞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鞏固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渴望修建一條大鐵路。起初，他們求援於西方國家，但遭到拒絕。坦、讚兩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修建鐵路的要求，中國政府表示全力支援。1967年9月，中、坦、讚三國在北京簽訂了修建坦讚鐵路的協定，中國投資近7億美元。1970年10月，中國對外經濟委員會主任方毅率領政府代表團參加了坦讚鐵路開工典禮。1975年10月，坦讚鐵路全線通車。1976年7月，孫健副總理到讚比亞參加坦讚鐵路移交儀式。
坦讚鐵路的建成是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一個打擊。早在中、坦、讚三國工程技術人員對鐵路進行設計、勘測和準備施工的時候，他們就大吹冷風說，坦讚的氣候惡劣，地形複雜，投資太大，花費太多，想建成鐵路根本辦不到。當築路工程取得進展時，他們幾次三番進行破壞，用拔掉鐵軌上的螺絲帽、放置定時炸彈等卑劣手段製造事故。但中、坦、讚三國人民緊密團結，克服了種種困難，挫敗了敵人一個又一個的陰謀。五年後，坦讚鐵路終於比原計劃提前一年橫跨在東非大陸的土地上。
坦讚鐵路運營後，對促進坦、讚兩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它使坦桑尼亞的煤、鐵、木材和讚比亞的銅、鈷、鉛、鋅、錳等資源得到合理的開發，對進出口物資的運輸、活躍市場、促進城鄉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還為鐵路沿線地區的經濟開發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鐵路兩側新興城鎮接連出現，成為該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不少當年的小城鎮如坦桑尼亞西南部的姆貝亞已發展成為工業重鎮，為繁榮經濟作出了貢獻。鐵路經過的讚比亞北方省，現已成為盛產玉米、水稻的主要經濟區。這條鐵路還正在成為馬拉維、紮伊爾和津巴布韋等南部、中部和東部非洲一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通道。坦讚鐵路的勝利建成，在非洲以至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非洲人民稱它為“自由之路”、“友誼之路”。正如讚比亞前總統卡翁達所指出的，坦讚鐵路的意義超出了中、讚關係和中、坦關係的範圍，是對南南合作的發展。這個項目是一項戰略設施，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軍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