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民族國家之間的邊界爭端還表現在有些國家主張被分裂的民族重新統一，按民族統一的國家重新劃定邊界；而被當作改變邊界目標的國家則竭力反對這一主張，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民族主義，是對鄰國的領土擴張，要求尊重現實，維持邊界現狀。這種爭端在非洲東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區都發生過，而以東北非地區最為突出。
非洲東北部地區的索馬裏族是非洲各民族中遭受帝國主義瓜分之害最深的民族之一。經過索馬裏族人民的各種鬥爭，1960年7月，前英屬索馬裏和前意大利托管地終於取得了獨立，組成了索馬裏共和國。它對邊界對麵的索馬裏族居民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特別是埃塞俄比亞境內和肯尼亞境內的索馬裏族居民，要求從自己的所在國分離出來，與索馬裏共和國合並。正如肯尼亞“北部邊境地區”的索馬裏族政黨——人民進步黨在1962年3月發表的一個聲明中所說，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不管是歐洲人還是非洲人，作弄我們的命運。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們同自己的兄弟分離。我們拒絕‘巴爾幹化’。我們屬於一個單一的索馬裏民族。索馬裏語是我們的語言，……伊斯蘭教是我們的文化，遊牧生活是我們生存的方式。我們不僅要擺脫肯尼亞北部邊境地區實施的陳舊的殖民管轄，而且還要同自己的兄弟合並，同他們一起，我們將會建立一種適合於我們生活習慣的行政管理方式”。對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境內索馬裏族居民的這一要求，索馬裏政府采取了堅決支持的態度。1962年8月，索馬裏新聞部長希拉維在談到索馬裏政府對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境內索馬裏族居民的政策時說：“我們有幫助我們的人民重新統一的憲法義務，我們不應逃避這種義務。”而埃塞俄比亞和當時尚未正式獨立的肯尼亞當局則采取反對的立場。這樣，索馬裏共和國成立不過半年，就卷入了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之間的嚴重邊界爭端。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在丹奴特發生衝突，邊境上的索馬裏族居民死傷100多人，索馬裏國內舉行了反對埃塞俄比亞的遊行示威。雙方互相指責和攻訐。
與此同時，索馬裏與肯尼亞的邊界關係也很緊張。1962年2月，肯尼亞境內的索馬裏族居民拒絕參加立法委員會的選舉。同年9月，在肯尼亞新憲法會議上，索馬裏族脫離肯尼亞的要求遭到否決，索馬裏族的代表退出了會議。
到1963年5月，非洲統一組織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成立大會時，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之間在邊界問題上的觀點和立場更加對立。索馬裏總統歐斯曼在提請出席會議的元首們關注他的國家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之間的邊界爭端時指出：“曆史表明，非洲統一的最大障礙，來自殖民主義強國在非洲大陸重要地區強加的人為邊界。我們曾目睹一些部落在曆史上一直是一個整體，後來是怎樣被四分五裂的。”在談到索馬裏國家邊界問題本身時，歐斯曼指出：“我們問題的起因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的目前整個邊界線穿過我們遊牧民族傳統使用的牧場。”“我們不能期望共和國的人民對他們兄弟的呼籲無動於衷。……索馬裏政府迫切要求與索馬裏共和國毗鄰的索馬裏族居住區實行自決。”歐斯曼的這番講話引起了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代表的強烈反感。埃塞俄比亞首相沃爾德指責索馬裏政府的政策損害了埃塞俄比亞的利益。他否認埃塞俄比亞占領索馬裏的領土，並要求所有非洲國家應當尊重非洲領土的現狀。他說：“我們應當尊重地圖和已劃定的邊界，不管老殖民主義者劃的邊界是好是壞。”肯尼亞代表團用備忘錄的形式，對索馬裏總統的發言作了回敬。備忘錄指出，“北部邊境地區”是肯尼亞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住在那兒的索馬裏人不願同我們一起生活，“他們完全可以自由地離開我們的國土，越過邊界到索馬裏共和國去。這是他們能夠合法地行使自決權的唯一形式。”三國兩方意見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會議最後無法就這一問題通過一致的決議。
自這次大會以後，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的關係惡化了。1963年7月，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締結了合作和共同防禦協定。為了回答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之間的軍事協定，索馬裏從1963年底開始接受外界提供的大量軍事援助。1964年1月，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爆發的邊界衝突演變成規模較大的戰鬥，雙方都出動了空軍。然而，同埃塞俄比亞軍隊發生衝突的並不單純是索馬裏軍隊。在埃塞俄比亞的歐加登地區，索馬裏族居民掀起了反對壓迫和爭取解放的鬥爭。與此同時，肯尼亞境內的索馬裏族居民與當局之間的衝突日益頻繁。肯尼亞當局把索馬裏族居民要求脫離肯尼亞的行動歸罪於索馬裏政府，指責索馬裏政府偷襲肯尼亞的領土。
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之間的衝突加劇後，非統組織、聯合國等有關方麵都出麵調停或呼籲各方停止敵對行動。經過非統組織的調解和有關非洲國家元首的努力，1964年3月30日，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簽署了一項聯合公報。雙方同意在共同邊界上實行停火，並把各自的軍隊後撤10—15公裏，建立一個非軍事區；成立由兩國代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確保雙方軍事力量全部撤出；停止一切敵對宣傳等。索馬裏和肯尼亞於1967年9月14日簽署了一項議定書。雙方表示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證在邊界兩側維持和平和安全；停止一切敵對宣傳。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緩和下來。
但是，造成這一地區邊界爭端的根源並沒有消除。其中特別是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圍繞歐加登地區的矛盾和衝突，總是時隱時現，此起彼伏。1964年3月30日聯合公報的墨跡未幹，雙方的報紙、電台就不停地攻擊對方沒有遵守公報內容。1967年和1977年，兩國又先後兩次發生大規模的衝突。特別是1977年的衝突，由於蘇聯的插足，雙方投入兵力共達10多萬，成為非洲民族國家之間一場罕見的大規模的戰爭。蘇聯還唆使古巴向歐加登地區派遣軍隊。正是在蘇聯及古巴軍事人員的直接指揮和參與下，埃塞俄比亞軍隊於1978年2月分兩路發動大反攻，把索馬裏軍隊打得慘敗。同年3月，索馬裏政府宣布全部軍隊撤出有爭議的歐加登地區。
為調解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圍繞歐加登地區的再次衝突，1978年，非統組織成立了調解委員會，並於1980年通過了一項決議。該決議指出，在聽取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所作的各種申辯後，非統組織所有成員國都應遵守非統組織通過的關於邊界問題的決議，有責任尊重取得獨立時確定的邊界，並根據這一含義，承認有爭議的歐加登地區是埃塞俄比亞不可分割的部分。調解委員會還建議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通過談判、調解或仲裁的辦法，和平解決邊界爭端。此後，雙方在歐加登地區的問題上雖有時仍有摩擦，但非統組織的有關決議基本上得到遵守。
非洲民族國家間的邊界爭端還表現在有的民族國家根據本民族曆史，提出恢複古代王國的邊界。要恢複古代王國的邊界，就要涉及當今鄰國的土地，這勢必引起鄰國的不安。例如，馬拉維於1964年獨立後，班達總統就提出對整個尼亞薩湖的要求，稱尼亞薩湖屬馬拉維古代王國的範圍。到1968年9月，執政的馬拉維國民大會黨召開會議時，他又進一步向鄰國提出領土要求。他認為，馬拉維的真正邊界應是東到印度洋，南抵讚比西河，西達盧安瓜河，北至鬆圭河以南150公裏處。班達總統提出的這個邊界，據說正是古代馬拉維王國的邊界，其範圍包括今天屬於坦桑尼亞、讚比亞和莫桑比克的相當一部分領土。這自然要引起這三個國家、特別是當時已經獨立了的坦桑尼亞和讚比亞的強烈反對。1968年9月26日，坦桑尼亞副總統卡瓦瓦向在達累斯薩拉姆聚會的群眾宣布，班達總統之所以能提出這樣的要求，是由於得到南非、南羅得西亞和葡萄牙政府的支持。9月27日，坦桑尼亞和讚比亞兩國總統馬上決定共同對付馬拉維的擴張主義。邊界糾紛還引起了其他政治糾紛，邊界糾紛和政治糾紛交織一起，使馬拉維同鄰國之間的關係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達到了相當緊張的地步。不過，從1978年起，在沒有外來幹涉的情況下，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馬拉維和坦桑尼亞兩國官員和專家就邊界問題進行了多次磋商和實地勘測。1981年10月，雙方在坦桑尼亞邊境城市基埃拉舉行部長級會議，達成了確定兩國新的邊界走向的初步協議，從而為最後解決兩國爭論多年的邊界問題鋪平了道路。隨後，讚比亞、莫桑比克也分別與馬拉維舉行了類似磋商，以解決彼此的邊界爭端。
非洲民族國家間的邊界爭端還表現在對草原、森林、礦山、河流等的開發和利用上。草原、森林、礦山、河流等自然資源原本是當地居民共有的財富。但當人為邊界從某一草原或森林、礦山、河流等通過後，邊界雙方的主人就會為其開發和利用問題發生爭吵。這種爭吵在非洲民族國家獨立前存在，獨立後也存在。例如，在加納和今布基納法索接壤處上沃爾特的牧民習慣於越過邊界線到加納一側有水井的地方放牧。但自1963年起，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加納政府宣布關閉邊境，不準上沃爾特牧民進來放牧。這就引起一場爭吵。1964年7月，當這一問題提交非統組織時，事態已經惡化，加納已有一部分人搬到上沃爾特的村民點裏居住。隻是在非統組織通過了尊重各個非洲國家獨立時現存邊界的決議後，加納和上沃爾特兩國總統才同意立即明確劃定兩國存有爭論的邊界。1965年6月，雙方達成了一項關於邊界問題的協議。
目前正在協商和平解決的西撒哈拉爭端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這是因為，西撒哈拉爭端與殖民統治時期不合理的人為邊界有密切的關係，可謂特殊的邊界爭端。
西撒哈拉位於非洲西北部，麵積約27萬平方公裏，西瀕大西洋，東部與南部與毛裏塔尼亞接壤，北部與摩洛哥相連，東北部與阿爾及利亞有40公裏長的共同邊界。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進入該地區。8世紀，阿拉伯人在摩洛哥建立第一個王朝。據摩洛哥史料記載，在摩洛哥穆拉比德王朝鼎盛時期，即11世紀，其疆域北起西班牙，南至黑非洲。19世紀80年代，摩洛哥素丹穆萊·哈桑兩次遠征塞內加爾河畔，在途中曾接受過西撒哈拉地區某些部落的效忠。在西方殖民者開始侵入非洲後，最早來到西撒哈拉的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西班牙人和法國人。1884—1885年柏林會議後，西班牙殖民者從西撒哈拉沿海向內地擴張，1886年將該地區劃為保護地。1900年，法、西兩國簽訂條約，非法確定了撒哈拉的邊界。1904年，法、西又簽訂協定，把西撒哈拉地區加以擴大。1956年摩洛哥獨立後，提出了解放西撒哈拉的主張，要求西班牙歸還這個地方，遭到拒絕。1958年，西班牙政府非法宣布將西撒哈拉改為它在非洲的一個省。西撒哈拉人民為了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從1958年起開展武裝反抗鬥爭，得到了摩洛哥和獨立後的毛裏塔尼亞、阿爾及利亞的積極支持。在1960年代，摩洛哥又先後三次向聯合國提出對西撒哈拉行使主權的要求。西班牙政府知道自己撤離西撒哈拉勢在必行，但又不甘心失敗，就竭力慫恿另一個非洲國家介入西撒哈拉。1966年3月初，西班牙外交部長正式訪問毛裏塔尼亞。訪問結束後，西班牙宣布將同毛裏塔尼亞就“西屬毛裏塔尼亞”問題舉行談判。“西屬毛裏塔尼亞”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新的稱呼。毛裏塔尼亞從此認為西撒哈拉是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在毛裏塔尼亞介入西撒哈拉問題以後，阿爾及利亞很快予以支持，並作為第三個非洲國家主動介入爭端。其理由是它與西撒哈拉有共同邊界，西撒哈拉是廷杜夫鐵礦的天然通道。1970年9月，為討論西撒哈拉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問題，摩洛哥、毛裏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在努瓦迪布港舉行了最高級會議，成立了三方協調委員會，重申在這一問題上加強三國之間的密切合作，按照聯合國決議，加速這一地區的非殖民化。1973年5月10日，西撒哈拉人民建立了薩基亞哈姆拉和裏奧德奧羅人民解放陣線（簡稱“西撒人陣”或“波利薩裏奧陣線”），開展了有組織的武裝反抗鬥爭。1974年7月，西班牙宣布在西撒哈拉實行自治，並計劃於1975年進行公民投票以確定西撒哈拉的前途。摩洛哥首先反對西班牙這一行動，並於同年9月再次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對西撒哈拉的主權問題。1975年11月6日，摩洛哥組織了有35萬人參加的和平進軍活動，以迫使西班牙從西撒哈拉撤退。11月14日，西班牙政府為應付國內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應付國際上支持西撒地區實現非殖民化的強大壓力，急忙把摩洛哥、毛裏塔尼亞的代表請到馬德裏進行會談，並簽訂了關於西撒哈拉問題的馬德裏協定。協定規定，西班牙在1976年2月底以前撤軍，其後西撒哈拉由摩洛哥和毛裏塔尼亞分治。
西班牙從西撒哈拉撤離後，摩洛哥、毛裏塔尼亞立即按馬德裏協定進行分治：西撒哈拉的北部和中部（17萬多平方公裏）歸摩洛哥管轄；南部（9萬多平方公裏）歸毛裏塔尼亞管轄。摩洛哥和毛裏塔尼亞的這一行動受到阿爾及利亞的譴責，後者還提出了西撒哈拉自決的主張。1976年2月27日，在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的支持下，西撒人陣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簡稱“西撒國”），並於3月5日組成政府。阿爾及利亞立即予以承認。3月7日，摩洛哥、毛裏塔尼亞宣布與阿爾及利亞斷交。此後，西撒人陣與摩、毛之間的戰事不斷。1977年5月，摩洛哥與毛裏塔尼亞還簽訂了共同防務協定。但不久，即1978年7月，毛裏塔尼亞宣布退出戰爭，放棄對西撒哈拉的領土要求和行政管理權。1979年8月5日，毛裏塔尼亞與西撒人陣在阿爾及利亞簽訂和平協定。但是，摩洛哥與西撒人陣之間的戰爭仍在繼續。摩洛哥還派兵接管了毛裏塔尼亞撤出的西撒哈拉南部地區，宣布該地區為摩洛哥的一個省。
西撒哈拉爭端使有關方麵在人力、物力上都遭到重大的損失，也嚴重地影響了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非統組織、聯合國為促使西撒哈拉爭端的和平解決作出了多種努力，多次進行斡旋和調解。早在1979年7月，非統組織第十六屆首腦會議就通過了《關於立即停火、通過自由全麵的公民投票實現西撒哈拉人民自決的決議》。1981年6月，在非統組織第十八屆首腦會議上，摩洛哥宣布接受在西撒哈拉進行有國際監督的公民投票，以決定西撒哈拉的前途。首腦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了七國實施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製定有關停火方案，以及就獨立還是同摩洛哥合並問題組織公民投票作出決擇的方案。1982年2月9日，七國實施委員會通過一項建議：在西撒哈拉實行停火和舉行公民投票，摩洛哥與西撒人陣之間直接談判。但是，摩洛哥與西撒人陣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肯作出重大讓步，難以進行直接談判。西撒人陣強調：西撒哈拉是一個國家實體，有權與摩洛哥進行直接談判；摩洛哥從西撒哈拉撤軍並撤銷行政機構。摩洛哥則堅持：西撒哈拉不是主權國家，摩洛哥決不與之直接談判；摩洛哥不從西撒哈拉撤軍，也不撤銷在那裏的行政機構。阿爾及利亞則認為：要解決西撒哈拉衝突，必須實行停火、直接談判和公民投票，三者不可缺一。正因為上述的根本分歧，當1984年11月非統組織第二十屆會議通過決議接納西撒國為該組織第五十一個成員國時，摩洛哥正式宣布退出非統組織。
由於摩洛哥退出了非統組織，此後西撒哈拉爭端問題主要由聯合國出麵調解。1986年4月和5月，在聯合國秘書長主持下，摩洛哥與西撒人陣在紐約舉行了兩輪間接談判。同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西撒哈拉停火、舉行公民投票和實行西撒自治的決議。1987年5月，在沙特阿拉伯的調解下，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與阿爾及利亞總統沙德利在摩阿邊境舉行了自1976年雙方斷交以後的首次會晤。同年7月，摩洛哥與西撒國第三輪間接談判在日內瓦舉行。1988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分別向摩洛哥和西撒國提出了關於和平解決西撒哈拉爭端的書麵建議。摩洛哥表示原則上接受這一建議，西撒國則表示有條件地接受。同年9月，聯合國大會通過621號決議，授權秘書長任命一名特別代表來處理西撒哈拉問題。1989年1月，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在馬拉喀什城會見西撒人陣三人代表團，打破了摩洛哥不與西撒人陣直接對話的僵局。1990年6月18日，聯合國秘書長提出了關於在西撒哈拉組織公民投票建議的報告，聯合國大會還就此通過了648號決議。1991年4月29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690號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組織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團。6月30日，摩洛哥與西撒人陣的代表在日內瓦宣布接受聯合國秘書長關於9月6日為西撒哈拉“停火日”的建議。在9月6日“停火日”到來這一天，西撒哈拉上空的槍聲已經停止，曆時15年的武裝衝突結束了，從而使人們看到了和平解決爭端的新前景。
如何解決非洲國家間的邊界爭端，這是非洲民族國家取得獨立以後必然碰到的課題。非洲民族國家在解決邊界爭端中逐漸摒棄武力手段，改用和平協商辦法，這是一大進步。它表明非洲民族國家政治上日趨成熟。從曆史的進程來看，盡管目前非洲國家之間還存在著邊界爭端的問題，有時在某一邊界地區或許會出現刀光劍影，但非洲各民族國家通過和平協商解決邊界爭端畢竟已取得了巨大進展。因為非洲各國在獨立後都麵臨著鞏固國家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艱巨任務，而為了實現這樣的任務，迫切需要有安定的環境和各民族國家間的相互合作和團結，這就要求各民族國家在解決邊界爭端時共同遵守非洲統一組織提出的原則：尊重邊界現狀，和平解決爭端。事實證明，非洲國家每一次邊界爭端的解決都有利於非洲民族獨立國家的鞏固，有利於相互間和解與合作的加強，有利於民族經濟的發展。和平協商解決邊界爭端是我們時代的潮流，也是當今非洲發展的潮流。
合作處理難民問題
非洲是目前世界上難民最多的大陸。1960年代初非洲難民估計有40萬，1970年代初即超過了100萬。1979年5月，關於非洲難民問題的泛非會議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召開時，難民估計已達400萬。1981年，據聯合國難民機構統計，非洲難民已達500萬，占世界難民總數的1/2。1981年以後，難民數字雖時增時減，但基本上保持在400—500萬的水平。
非洲難民不僅人數多，而且分布地區廣，遍及非洲各個部分，其中以東北非、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最集中。東北非包括索馬裏、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其中尤以埃塞俄比亞的難民最多。中部非洲的難民主要來自布隆迪、烏幹達、盧旺達和紮伊爾。南部非洲的難民主要來自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南非和讚比亞。非洲難民不僅流落在非洲大多數國家，而且流落在非洲以外的一些國家，給所在國家造成經濟和社會壓力，影響到非洲大陸以至世界的安寧與穩定，因而引起了整個非洲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非洲難民的處境十分淒慘。其中老人、婦女和兒童占多數，他們大多住在難民營裏，有的在收容所裏過夜，還有一部分則到處流浪。他們主要靠救濟過日子。但由於客觀上的種種原因，救濟物品往往不能及時供給，醫療設備又差，許多難民營養不良，不少老人和兒童因疾病而死亡。
非洲出現如此多難民，原因是多方麵的。
一是殖民主義長期統治所遺留下來的邊界衝突。例如，自1960年代起，索馬裏與埃塞俄比亞兩國在歐加登地區多次發生邊境武裝衝突，致使該地區150多萬人成為難民，其中100多萬人逃至索馬裏，其餘的流落到蘇丹。
二是長期內戰和地區戰爭。例如，乍得，安哥拉等國內部各派勢力同室操戈，加之外來勢力插手，戰亂曠日持久，使國內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居民難以正常生活，被迫大批逃亡國外。在乍得內戰期間，有20餘萬居民離鄉背井，逃往喀麥隆、尼日利亞等地。在安哥拉戰亂期間，光流落在紮伊爾的就有30多萬人。又如，1960年代持續三年的尼日利亞內戰——比夫拉戰爭，不但傷亡慘重，而且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和難民。
三是民族矛盾和衝突。例如，盧旺達和布隆迪兩國的居民主要都是由胡圖族和圖西族組成。由於曆史和社會的原因，這兩大民族之間長期存在著矛盾，在1960和1970年代都曾演變成大規模的流血械鬥和武裝衝突。為逃避劫難，數十萬居民外逃。兩國政府因此互相指責，關係長期緊張。烏幹達因蘭戈族、阿喬利族和巴幹達族之間的矛盾，1980年代中期以來政局不穩，也造成大批居民外逃。
四是一些國家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例如，烏幹達在阿明獨裁統治時期，就有30多萬無以為生者逃至坦桑尼亞、盧旺達、紮伊爾和蘇丹。中非在博卡薩統治時，許多人為了逃避殺身之禍紛紛逃往他國。
五是有些國家政策失誤。例如，幾內亞在杜爾執政的後期，由於重用家族成員，政治腐敗，經濟衰退，致使數十萬居民逃往鄰國或西歐一些國家。
六是種族主義壓迫。南非當局在國內長期推行種族主義政策，對納米比亞推行占領政策，殘酷鎮壓本國黑人爭取解放和納米比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迫使大批本地居民不得不離開故土，淪為難民。在萊索托、斯威士蘭、博茨瓦納和安哥拉等國，來自南非的難民就有10多萬。此外，莫桑比克、讚比亞、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等國也都有南非難民。納米比亞人民不堪南非當局的迫害，不少居民逃往鄰國安哥拉、博茨瓦納等地。
七是嚴重的自然災害。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非洲是一個易受自然災害襲擊的地區。非洲國家獨立以來，各種自然災害頻繁，迫使大批居民離鄉背井，遠走他方。尤其是1982年開始的大旱災，波及當時非洲50個獨立國家中的34個。其中24個國家發生饑荒，受災人口達1.5億，占當時全非人口的1/3，是本世紀以來危害最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在這次災害襲擊下，擁有4200萬人口的埃塞俄比亞就有900萬人陷於饑餓狀態。這些人一批又一批湧出國門，流落到埃及、蘇丹、索馬裏和吉布提等國。有上百萬人投奔救濟中心，有30萬人因救濟不及而餓死。莫桑比克的災民有100多萬，約占全國人口的1/10。有10餘萬災民流落到津巴布韋。
嚴重的難民問題引起了非洲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1969年，非洲統一組織第六屆首腦會議專門討論了難民問題，通過了《關於非洲難民問題特定方麵的公約》。該公約指出，庇護難民是和平人道主義的行動，任何成員國都應視此為善事。非統組織的這一原則受到成員國的尊重，加之非洲各族人民素有殷勤好客的習俗，難民一般都易被有關國家和地區所接受。
事實上，在難民流落的國家和地區，不論當地的物質條件多麼匱乏，難民都會得到一定的安置。許多非洲國家和人民本著同舟共濟的精神，不僅給難民以庇護權，及時提供緊急援助，而且為難民設立安置區，創造生產與生活的環境，使之逐步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成員。在這方麵，坦桑尼亞作出了顯著成績。坦桑尼亞政府在尼雷爾總統的領導下，對流落到境內的20餘萬難民采取安置與生產相結合的辦法，分給難民土地、農具、種子等，讓他們進行集體或個體生產。另外，還為一些難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1980年，根據難民的自願申請，坦桑尼亞接納3.5萬難民（主要來自盧旺達）入籍，成為本國公民。為了表彰坦桑尼亞政府特別是尼雷爾本人在安置難民工作中的貢獻，1983年聯合國難民救濟署特授予尼雷爾總統以南遜獎。
讚比亞對前來避難的10餘萬難民也設法予以安置，還接納一部分難民加入讚比亞國籍。肯尼亞為外來的5000多難民開辟了特區，難民們在特區可以耕種一定土地，做到生產自救。蘇丹對主要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難民一直敞開大門，為他們謀生提供方便。喀麥隆對因逃避或戰亂而來的乍得難民也給予積極的安置，使之逐步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成員。
當然，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根據自願原則將難民遣返原居住國，仍是解決難民問題的理想辦法。它既符合難民自身的利益，又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在1970和1980年代，在非洲有關國家協同努力和有關國際組織的幫助下，大批難民已自願遣返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紮伊爾、津巴布韋和烏幹達等國。1984年，坦桑尼亞和烏幹達簽署了一項協議，使近萬名烏幹達難民在自願的基礎上返回家園。津巴布韋獨立後的第一年，就安置了從國外返回的30萬難民。
非洲許多國家和人民在難民問題上所表現的患難與共的精神，正如《喀麥隆論壇報》在1984年非洲難民日（6月24日）這一天發表的文章所說，對於非洲難民來說，“在尚未找到持久的解決辦法之前，他們的非洲兄弟已經盡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
非洲難民的所在國和原住國多數是最不發達國家，它們自身的經濟本來就十分困難，在安置難民這件事上極需國際組織和外界的援助。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難民救濟署，為幫助非洲國家妥善安置難民作了巨大的努力。自1970年代以來，聯合國難民救濟署每年用於安置非洲難民的費用均在1.5億美元左右。1981年和1984年，根據非統組織的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先後兩次在日內瓦召開了援助非洲難民國際會議，動員國際輿論重視非洲難民問題，還籌集了10.87億美元的捐款。第二次援助非洲難民國際會議把對非洲難民的救濟同提供發展援助結合起來，除了繼續為非洲難民募捐、審查第一次國際會議的成果、檢查難民問題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外，還專門討論了援助與解決難民問題有關的128個基礎設施的建設問題。
中國自1979年正式成為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執行委員會成員以來，與有關方麵緊密合作，積極參加解決非洲難民問題的各項活動，並為此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在兩次援助非洲難民的國際會議上，中國政府都捐獻了救濟款；此外，還向非洲的受災國直接捐贈了大批糧食、現金和其他物資。國際援助是1970年代以來非洲難民問題得以緩和的重要因素。
非洲難民問題的徹底解決，主要還是靠非洲各國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謂難民問題的徹底解決，一方麵是使現有難民成為自食其力的積極的社會成員，另一方麵要消除難民再生的根源。
首先，非洲各個國家在邊界問題上，必須嚴格執行非統組織的憲章和有關規定，承認和維持曆史造成的邊界現狀；有爭執應通過和平協商解決。現在，非洲各國根據獨立以來的經驗，在國與國之間越來越重視執行睦鄰友好政策，這對非洲難民問題之真正解決無疑有重要意義。
其次，要繼續支持南非人民爭取解放的正義鬥爭。南非種族隔離製度是當前非洲繼續產生難民的主要的人為根源。隻有繼續支持南非人民爭取解放的各種鬥爭，向南非種族主義政權施加各種壓力，迫使它放棄種族隔離政策和對鄰國的破壞活動，爭取南非境內種族平等和南部非洲各國和平共處，才能消除這一隱患。
第三，大力提倡民族平等與和睦，反對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促使國家的統一與安寧。非洲國家幾乎都是多民族國家，在西方殖民主義統治時期，殖民當局往往利用或製造民族矛盾的辦法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獨立以後，不少非洲國家也有因民族矛盾而發生內戰或動亂，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和損失。正如肯尼亞總統莫伊指出的那樣，民族糾紛是“侵蝕我們國家肌體的腫瘤”。非洲國家隻有吸取曆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提倡民族平等與和睦，才能鞏固來之不易的政治獨立成果。
第四，要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大力發展民族經濟。非洲難民幾乎都來自那些經濟最不發達、基礎薄弱或經濟上出現嚴重困難的國家。要解決難民問題，防止難民的再生，根本途徑就是大力發展生產，繁榮國民經濟。近些年來，不少非洲國家總結獨立以來的經驗，著手調整政策，調動各方麵積極因素，推行國營、公私合營和私營三者並存的經濟體製，對外開放，注意引進外資，同時加強非洲國家之間的地區合作和南南合作，因而發展了生產，促進了經濟的恢複、發展和繁榮。這一切不僅緩和了1970年代以來非洲的難民問題，而且將為難民問題的徹底解決創造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