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問題上，非洲的傳統觀念和陳規陋習還起著主導作用，如大家庭體製、多妻製、婦女早嫁及未婚生育等。按照非洲傳統的土地所有製，家庭越大，獲得使用的土地也越多。田產眾多的農業主有四五個妻子、數十名子女是司空見慣的。有些大家庭成員盡管已卷入市場經濟，但發跡之後要供養整個大家庭。為了擺脫親友的糾纏，他不得不生養許多孩子。非洲婦女早熟早婚，一般在13—18歲結婚。尼日利亞卡諾州68%的婦女在14歲前出嫁，因此育齡期長。肯尼亞20歲以下少女中40%未婚生育。
宗教勢力也是影響計劃生育的一個因素。計劃生育與伊斯蘭教和天主教教義格格不入。不少國家的人民把人口自然繁衍看作是不能受人為約束的，因此，人口增長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
人口增長過快使非洲國家擺脫經濟困難的難度增大，並帶來一係列嚴重後果。
第一，人均耕地麵積銳減，糧食短缺。
非洲大陸占世界土地總麵積的22%，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11.4%，原本地廣人稀，發展條件和生存環境在某些方麵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由於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麵積銳減。1964—1984年間，世界人均耕地麵積從0.44公頃減少到0.31公頃，而同期非洲人均耕地麵積從0.74公頃銳減為0.35公頃，雖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但優勢已不明顯。由於粗放經營，糧食畝產量居世界最低之列，並因人口激增而使糧食自給率逐年下降。非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曆史上糧食生產曾自給有餘，直至1950—1960年代，不少國家糧食產量尚能基本自給或略有剩餘。1952—1962年非洲糧食與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均為2.2%，1962—1972年兩者增長率分別為2.7%與2.5%，糧食生產與人口大致同步增長。但此後許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有誤，過多地發展出口作物和進口替代工業，對糧食生產投放的資金和技術力量有限，加上薩赫勒地區和南部非洲幹旱、蟲災，因此農業生產發展速度減緩以至停滯後退，而人口激增。1970—1980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7%，農業生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7%，糧食生產年平均增長率僅1%。因此，人均農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1971—1981年），人均糧食產量下降了9%（1971—1981年），缺糧嚴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非洲的缺糧問題與城市化密切相關。農村居民一般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特別在熱帶非洲，木薯、芒果、野香蕉等都可充饑。除遇特大自然災害外，農村吃飯一般不成問題。非洲糧食短缺主要發生在城市和工礦區。1960年代以來，城市人口極度膨脹，農村人口大量盲目流入城市，這部分人不但不能生產糧食和農副產品來供應城市，反而要依賴城市養活，這就大大加劇了缺糧問題的嚴重性。據聯合國糧農組織1981年統計，非洲50個國家有28國嚴重缺糧，不得不逐年增加糧食進口。在1960年代，非洲平均每年進口糧食434萬噸，1975年為928萬噸，1978年1100萬噸，1980—1981年1850萬噸，1981—1982年2140萬噸。估計到2000年，非洲所需糧食的39%要靠進口。購糧耗用外彙數額激增，這對經濟困難的非洲國家是個沉重的負擔。
第二，經濟發展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人均國民收入下降。
獨立後非洲各國經濟發展曾取得顯著成就。據世界銀行資料，1960—1970年間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4.7%，1970—1980年下降為3.7%。但仍超過人口增長速度。略高於發達國家的增長率（3.3%）。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某些國家政策失誤，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實際上1979年、1980年和1981年三年的年增長率已分別下降為1.5%、2.8%和2.2%。
研究發現，肯尼亞、津巴布韋、科特迪瓦和利比亞等20個國家人口年增長率超過3.2%，甚至在4%以上。由於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大多數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呈下降趨勢，1980年代末人均收入低於1970年代末的水平。國民收入隻能勉強維持原有消費水平，嚴重影響了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和投資。獲得的外援也隻能首先投放於緩解正危及人口基本生存的某些純消費開支，如食品、藥物和服裝等。這必然擠掉優先用於發展生產、改善發展條件的資金和技術。整個非洲的總投資率連年下降，僅為18%，與獨立前的投資水平不相上下。
第三，年齡結構年輕化。
人口高速增長帶來的一個特點是年齡結構年輕化。年齡構成明顯呈基座龐大頂尖很小的金字塔狀。統計數字表明，非洲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口占45.1%，15—64歲的成年人占51.9%，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3%。其中肯尼亞、多哥、盧旺達等國未成年人比重高達50%以上。根據聯合國人口專家劃分人口年齡構成類型的標準，非洲絕大多數國家屬於年輕人口型（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重小於4%）。
年齡結構年輕化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一是成年人撫養人口負擔沉重。現在全非總人口中，16—64歲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隻占52%，15歲以下和65歲以上的被撫養人口占48%，平均每百個勞動適齡人口所負擔的被撫養人口數達91人，其中西非和東非為96人，利比亞、肯尼亞、加納、多哥和博茨瓦納甚至達100人以上，遠高於發達地區（52人）和發展中地區的平均水平（75人）。如果把失業者和其他未參加經濟活動的人口因素考慮在內，則實際勞動人口負擔比其他地區更沉重。二是未成年人的比重大，勢必要求進行大量投資來解決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問題。三是未成年人口代表著潛在的勞動力資源。占總人口45%的少年兒童陸續補充入龐大的勞動力隊伍，勢必造成就業困難。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非洲有將近一半的勞動力處於長期失業或不能充分就業的狀態，直到本世紀末，失業將成為非洲的嚴重社會問題。
第四，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迄今非洲許多農村地區仍沿用刀耕火種的原始耕作方式，柴薪是主要民用能源。由於人口膨脹，農林牧區出現過度砍伐、過度放牧、濫墾燒荒等現象，破壞了生態平衡，造成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包括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薩赫勒地帶在不合理的利用下加劇了幹旱程度並趨於沙漠化。撒哈拉沙漠以每年大約6公裏的速度向南推進。東非和西非原是熱帶森林集中分布的地區，但因居民大量砍伐林木當柴薪，以及遊耕方式和開荒拓植，加速了森林的破壞，造成熱帶森林地區嚴重水土流失。在1960—1980年代的20年間，非洲7.1億公頃牧場已損失1/4，可耕地麵積損失1.7億公頃，每年失去的沃土麵積幾乎相當於兩個比利時。1970—1980年代之交的10年間，沙漠化損失的良田達50多萬平方公裏，幾乎相當於法國本土的麵積。2億公頃森林每年損失400萬公頃。1984年非洲大旱是長期破壞生態環境的必然惡果，大旱和饑饉波及34個國家、1.5億人口。上千萬災民流離失所，上百萬災民死於饑餓與疾病。
第五，人口素質難以提高。
貧困曆來與人口過度增長相伴而生，這必然導致人口素質難以提高。人口統計分類指標表明，非洲人口素質低，突出表現在文盲率偏高。據聯合國能夠統計到的人口在百萬以上的七個非洲國家的情況看，喀麥隆、埃及、盧旺達、莫桑比克、毛裏塔尼亞、貝寧和馬裏等七國文盲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分別為59.3%、60.8%、61.6%、72.7%、82.6%、83.2%和90.4%。這些國家農村人口文盲率更高。未能統計到的很多非洲國家的人口素質可能更差。據1990年一則報導說，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十個國家中有六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素質低跟文化教育落後直接有關。據統計，在馬拉維5—24歲的人口中，能夠受到教育的人口比重僅25.9%，馬裏則為12.8%。文化教育的改善有賴於物質財富的增加。而非洲人均收入連年下降，削弱了提高人口素質的物質基礎，從而使人口素質在低水平上衍生出新的人口膨脹。
非洲人口爆炸引發的另一個社會現象是城市化，即城市人口過度膨脹，並造成一係列社會問題。
非洲城市化問題
目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大陸。但是，從1960年代以來，非洲城市化的速度卻是最快的。1950年代非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大城市很少，1950年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隻有開羅1個。但1960年代以來，城市發展迅速。一般估計，非洲人口每年遞增3%左右。而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非洲城市人口卻以每年7—10%的速度遞增，到1985年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已增加到26個。如果按這樣的人口增長速度，那末，估計到2000年百萬人口城市將增加到60個，2010年增至83個。
開羅1989年常住人口已達1300萬，還有200萬流動人口。他們每天清晨從埃及各地彙集到這座城市，傍晚披著晚霞返回家鄉。因此，開羅的實際人口已達1500萬，目前仍在以每年35萬的速度增長。地中海沿岸的馬格裏布原本是非洲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獨立初期，突尼斯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1%，阿爾及利亞占30%，摩洛哥占29%。到1982年，突尼斯城市人口發展到占全國總人口的52%，阿爾及利亞48%，摩洛哥45%。目前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7個，其中4個最大的城市卡薩布蘭卡、阿爾及爾、突尼斯市和拉巴特—薩累都超過百萬大關。1954年，這4個城市人口分別為82萬、57萬、54萬和23萬。到1980年，卡薩布蘭卡人口已增至260萬，26年間增長3倍多；阿爾及爾為176萬，突尼斯市與拉巴特—薩累均為110萬。
據1982年剛果官方統計，1960—1980年，全國人口從93萬增加到156萬，增長68%。同期首都布拉柴維爾的人口卻從11萬增加到42萬，為原來的3.8倍。第二大城市黑角的人口也從5.5萬增至19.5萬，為原來的3.5倍。從布拉柴維爾到黑角的大洋鐵路線上另外兩個城市恩卡伊和盧博莫，1980年也各有4萬人和3.5萬人。也就是說，全長僅500餘公裏的大洋鐵路上這4個城市擁有全國將近一半人口。如果按目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剛果計劃部預計到2000年全國260萬人口中將有200萬人，即4/5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另據報告，1960—1980年間，內羅畢、達累斯薩拉姆、盧薩卡、拉各斯及金沙薩的人口增長了許多倍。達喀爾從1961年的37.5萬人增至1985年的120萬人，巴馬科從1965—1966年的16.8萬人增至1983年的67.5萬人，科納克裏從1960年的11.2萬人增至1982年的約70萬人，弗裏敦從1963年的16萬人增至1985年的47萬人（1985年12月人口普查），蒙羅維亞從1962年的8.1萬人增至1981年的36.2萬人，阿比讓1963年為24.2萬人，目前已超過200萬，阿克拉從1960年的38.8萬人增至1984年的96.5萬人，拉各斯1963年為109萬人，1982年估計已達500萬。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裏，這些城市人口都增長了好幾倍。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除了人口自然增值之外，是由於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加納1970年人口普查表明，當時阿克拉63.6萬人中隻有一半是這個城市出生的，庫馬西有43.2%的人，塞康第、塔科拉迪隻有37%的人是本地出生的。也就是說，這幾個城市有一半或一多半的人口是從外地移入的。阿克拉的產業工人隻有19%是本地出生的，而7%來自其他大城市，28%來自小城鎮，46%來自農村。在庫馬西工人中隻有27%是本地長大的，也就是說大部分是外地移入的。科特迪瓦在城鎮出生和長大的城市人口比例比加納還低。在1960年代的10年間移入阿比讓的淨人數至少25萬，1970年代移入速度更加快，每年移入阿比讓的淨人數大約5萬人。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城區人口從1952年的27.2萬增長到1963年的66.5萬人，其中至少20萬人是淨移入的，另外有20萬人移至郊區。1970年代以來，隨著石油收入增加而刺激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外地移入拉各斯的人數更急劇增長，大約每年5萬以上。如上所述，目前開羅每天有200萬流動人口從全國四麵八方湧來。
非洲農村人口大量移向城市是由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非洲國家發展計劃偏重工業，忽視農業；注重城市，忽視農村。非洲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高度集中。最大的城市通常為第二大城市規模的兩倍以上，甚至占該國城市人口的1/3多，並且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還在繼續。其原因是建設項目都集中在首都和少數幾個城市。大城市有該國最好的公共設施、醫療和教育設備，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城市生活相當現代化。據1970年代初的報道，科特迪瓦617個工業企業中有499個在阿比讓，那裏擁有全國現代經濟部門60%的職位。在塞內加爾，將近80%的工業、66%靠工薪收入的雇員及50%的文職人員集中在達喀爾地區。達喀爾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全國衛生預算的3/5，擁有全國4/5的中級醫生和2/3的助產士。1964年，尼日利亞製造業35%的雇員在拉各斯州工作，1972年這個比例上升到44%。若按產量（56%）和產值（55%）計算，則1972年尼日利亞製造業的半數以上在拉各斯。剛果現代化企業也主要在布拉柴維爾和黑角兩個城市。1982年，肯尼亞全國工人的37%、批發商的48%在內羅畢。1970年，利比裏亞全部製造業集中在首都蒙羅維亞。埃塞俄比亞全國48%的醫生、59%的護士、31%的醫院床位集中在亞的斯亞貝巴。開羅和亞曆山大兩個城市集中了全埃及工廠企業和產業工人的70%、資本投資的一半。而農業投資少，農村和農業仍然落後，麵貌依舊。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別極大。這樣造成一個假象，似乎城市裏提供了較多的工作機會，而農村人口大量過剩，而且在生活上城鄉差距也很懸殊，於是一些農村青壯年大量盲目流入城市謀生。
其次，自然災害特別是薩赫勒地區長期旱災，使大量農民流入城市。努瓦克肖特是個典型的例子，這裏原是一個濃綠複蓋的小漁村，人口隻有500來人。1960年11月毛裏塔尼亞獨立後，決定在此建都，人口增加到3萬。按當時規劃，到1990年發展成15萬人口的城市。由於薩赫勒地區持續18年的大旱，撒哈拉沙漠每年以10公裏的速度南侵，吞噬大片綠洲、牧場和耕地，迫使各地居民離鄉背井，蜂擁到首都謀生。今天，努瓦克肖特的人口已突破50萬大關。全國1/4的人口擠在這個沙漠之國的首都，努瓦克肖特人滿為患。在不到30年時間內，該城人口猛增100倍。城市人口增長速度也許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
再次，戰爭使大批政治難民流向城市。1960年代尼日利亞的比夫拉戰爭就使許多難民流入東區的埃努古、奧尼查和阿巴等城市。
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給城市造成一係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也給城鄉經濟發展帶來許多困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第一，城市住房極度緊張，交通擁擠，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備不足。
農村人口大量擁入，城市又無法提供足夠的住房，於是許多人隻能按農村傳統的方式生活。在亞的斯亞貝巴、達累斯薩拉姆、盧薩卡，80%的房子是按通常的方式，用泥、稻草、樹枝、木材、鐵皮建成的。他們采用原始的方式，從木材和木炭中獲取能源。由於城市住房奇缺，貧民區迅速擴大。1980年，在卡薩布蘭卡約有70%的居民，在阿比讓、達喀爾和金沙薩有60%的居民，盧薩卡有58%的居民生活在貧民區。科納克裏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的貧民窟。這裏和阿比讓、巴馬科、達喀爾或金沙薩還有所不同，那些城市的貧民窟分布在城市周圍，而科納克裏的市中心就有貧民窟。據《第三世界雜誌》報道，1963年阿比讓住在公園裏的人占10%，1971年占20%，1979年占22%。在開羅，市政府無法解決住房問題，老百姓隻好自己想辦法，於是，許多陵墓都被占住了。現在開羅郊區的墓地都住滿了人，稱為“死人城”，人數多達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現在正式通了電、自來水和公共汽車，成為開羅居民區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成為開羅的一個旅遊景觀。努瓦克肖特像樣的柏油馬路隻有三四條，總長不超過40公裏。整個城市沒有一所公廁和下水設施。照明和自來水也僅限於市區很小的範圍內。50多萬人口總共隻有四五十名醫生。貧民窟散落在各處，且不斷向城市周圍擴展。多數災民終日卷縮在無電、無水的小木板房和破帳篷裏，溫飽無著，營養不良，染上各種疾病。非洲城市交通運輸能力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城市居民外出活動大部分靠步行。主要交通運輸工具一般都超負荷運行。有人估計，目前非洲城市的技術和社會設施通常隻能滿足1/4—1/5人口的需要，這就使城市不堪重負。
第二，失業嚴重、貧富懸殊，造成社會不安定。
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尋找工作，而城市工業的發展實際上主要靠外資和資本密集型生產，盡管勞動力價格極低，但雇傭工人數量並不多。例如，尼日利亞的石油工業提供了政府預算收入和國家外彙收入的90%，但隻雇用了1.8萬名工人。加上國際市場、技術依附等原因，很少有助於解決當地就業問題。所以，非洲城市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為大量移民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農村青壯年紛紛湧入城市，大大超過城市就業的容量。因此，城市失業現象嚴重。據1985年前的情況，在阿比讓、達喀爾和金沙薩正式登記的失業者占整個勞動力的20%。實際失業情況可能更嚴重。
據估計，非洲多數城市的失業率為8—15%。西非城市的失業率要高些。估計西非主要城市的失業率大約為33%。科特迪瓦自1980年以來全國失業率已上升到11%，而城市失業人口已達30%多，現有60多萬人失業，國家隻能解決8%的人口就業問題。摩洛哥大城市的失業人口占25%，而不充分就業人口高達50%。肯尼亞每年小學畢業人數為15萬，其中隻有1.5萬人進入中等學校繼續學業，其餘大多數人將加入勞動大軍，但經濟部門隻能提供4萬份工作。坦桑尼亞每年有25萬人加入勞動大軍，但隻有2.3萬個工作機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懸殊的現象在城市裏尤為明顯。達官貴人富商住高級而漂亮的公館，出入有豪華型轎車，而失業者無處棲身，衣食無著，貧民窟日益擴大。無業遊民走投無路，鋌而走險，於是，賣淫、搶劫、偷盜、凶殺等犯罪活動與日俱增，黑社會猖獗，投機倒把盛行，社會風尚敗壞。這一切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對農村也是一種損失，因為流向城市的農村人口大都年輕力壯，有些還是受過較好教育或有一定技術的勞動力。這部分精華的流失使農村更加無法改進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而隻能保持一種低生產率的狀況，從而也就更難改變農村的麵貌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而農村的落後窮困麵貌又促使受過較好教育或有一定技術的青壯年愈來愈多地流向城市謀生，形成惡性循環。
非洲的城市化與歐美國家不同，它並非伴隨工業化而出現。在西非，許多現代化城市基本上由中世紀的城鎮發展演變而來，依然保留著傳統社會的許多特征。在尼日爾河內地三角洲及尼日利亞約魯巴地區的一些城鎮，農業仍居重要地位。根據1970年代初的材料，即使像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這樣的城市，農業仍是許多市民的主要職業。在伊巴丹、庫馬西、卡諾等城市，在原有傳統市場和老城區之外，發展起了現代化的新城區，因此，古代城鎮的傳統特征和現代城市的特征並存。再者，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把傳統社會部族主義的影響帶進城市，於是，城市裏出現了二元社會結構：一方麵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現代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麵是傳統生活方式和傳統的社會結構。非洲傳統社會結構在城市裏主要表現為：土著居民中存在著以大家庭（extendedfamily）為基本單位的傳統家庭結構；移民中有部族會社（tribal或ethnicassoci-ations）的組織形式。
非洲傳統社會中的大家庭結構在老城鎮同樣存在。一個大家庭住在一個大院裏，人數多者達一二百人，包括族長及其妻子（可能多妻）、子女、成年男子的家庭，有時包括族長兄弟的家庭及傭人等等。因此，一個大院有很多房間，甚至占地幾英畝。家庭事務由家庭會議處理，成年男子參加。一些古老的城鎮或老城區可以說基本上由大家庭居住的若幹個大院組成的。至今在拉各斯和阿克拉還有不少這樣的大家庭。在卡諾老城區，至今每個大院還基本上住著一個大家庭。據1970年代的材料，加納的海岸角尚有20%以上的居民住在大家庭的大院裏。
隨著城市社會經濟生活的逐步現代化，大家庭的傳統結構正漸趨瓦解。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家庭各成員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出現了差異；現代城市生活多樣化，使家族成員有情趣、生活水平和要求等方麵出現差異；年輕夫婦盛行一夫一妻製，他們願意組成單個家庭（小家庭），而不願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受傳統家庭的約束。從城市住房情況可以看出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程度。在卡諾新城區，每幢房子由5戶以上互不相關的單個家庭或單身居住著。在拉各斯和阿克拉，大多數家族住租賃的房間。在海岸角，60%的住戶是租房住，10%是個人擁有住房。殖民主義入侵以後發展起來的城市，如阿比讓和埃努古，80%以上的住戶租賃政府蓋的房子或私房。至於西非以外熱帶非洲其他地區的城市，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發展起來的，基本上不存在傳統的大家庭結構。
農村部族主義的影響隨著農村人口的流入而帶進城市。移民中間普遍存在著類似同鄉會性質的、被稱為部落會社的社會組織。城市的社會群體以族體、居民社區為基礎，並與人際間的經濟和權力關係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團。在工廠、企業、機關、商店、各行各業，同一部族的居民結成無形的勢力聯盟。城市居民聚居也帶有部族的色彩。例如，在喀麥隆第一大城市杜阿拉，自1930年代起，善於經商的巴米累克人大量移入。目前該市居民40%為巴米累克人，全市主要工商企業、交通運輸事業為他們壟斷。剛果政府不承認酋長的地位與權力，地方最基層的村一級政權采取民選村長的辦法，但部族社會的影響依然存在。在首都布拉柴維爾還存在著不同部族分片居住的情況。這首先因為，農民進城尋找職業都要靠親友熟人介紹或提供求職信息，而且按照非洲的傳統習慣，流入城市的農民可以到同民族人的家裏免費食宿，因而建立或尋找社會關係至關緊要；其次，城市裏臨時工多，個體經營者多，收入無保障，社會又沒有福利措施，因此城市平民生活無保障，而按非洲的傳統習慣，收入較多的人有義務接濟同民族的困難戶，因此，現實迫使他們依然帶有強烈的家族和同鄉觀念，而不敢脫離原有的關係網；第三，流入城市的農民還要密切保持同農村的聯係，他在原籍家族中的地位，特別是土地使用權，對每個人均有利害關係。這被視為一種生活保障的後路。凡此種種，他們隻能求助於親戚和同鄉同族關係。因此，凡部落社會結構的族體往往都有組織嚴密的部族會社，這是一種自發組織起來的排他性集團。有的機構相當健全，分區分級。如尼日利亞的伊格博族會社，它有三種作用：(1)關心地方的社會發展，如籌款修路辦學，在政界活動以爭取政府支持；(2)成員間相互幫助，捐款濟貧；(3)協調本族對外立場，對某些經濟活動領域實行某種程度的壟斷。非洲城市流動勞工大都是同族人抱成一團，抵禦外族的歧視。同族關係加強了工人間的團結。在職工人介紹自己的親戚族人進廠工作。同族人壟斷某種傳統技藝甚至某個工種。尼日利亞一家製煙廠的工人是清一色的蒂夫族人。廠內工會與蒂夫族會社形同一體。在非正式經濟部門，同族人同鄉人可能獨占一個領域，如達喀爾的報販。他們相互合作，隻向本族人傳藝，排斥異族。在突尼斯市，搬運工和菜場上的菜販全部來自格梅薩（Guermessa）附近村莊，報童大都來自切米尼（Chemini），麵包師來自澤拉瓦（Zeraoua）。城市平民中部族、鄰裏、同鄉關係超越了不同職業和社會帶來的不平等的障礙。甚至出身於農村的一些著名政客、高級官員和富商在他們升官或發財以後仍與同鄉的工人、小販保持著緊密的聯係，而且還利用這種關係。因此，在非洲，上至競爭官職，下至爭搶就業機會，無不帶有部族鬥爭的色彩。對本族的忠誠超過階級意識。部族鬥爭超過階級鬥爭。
當然，城市中還有政黨、工會、商會、學生會等等現代社會特有的各種各樣的團體，而且這些社團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愈來愈大的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隻有那些工作有保障、收入較穩定的工人才加入工會。臨時工、非熟練工人，特別是家庭小企業的雇工大都不組織工會。非洲一些民族主義政黨在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過程中，大都依靠過部族會社。部族會社甚至成為某些民族主義政黨基層組織的基礎。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國民會議1944年4月成立時，其成員包括2個工會組織、2個政黨（民主黨和青年民主黨）、4個文學社團、8個職業協會、11個社會俱樂部和101個部族會社。象牙海岸民主黨在城鎮上的一些基層委員會是以部族會社為基礎的。一些政黨往往通過部族會社成員加強其跟農村的聯係，擴大其在農村的影響。現代政黨和傳統社會組織互相滲透、互相利用的狀況現在還依然存在。
隨著城市社會生活的日益現代化，部族主義的影響會逐漸削弱。一般來說，部族觀念同城市居民的文化水準成反比例。在知識分子中間，部族觀念比較淡漠。另外，隨著工人運動及工會組織的發展、工人的階級意識及政治覺悟的提高，狹隘的部族觀念及血族聯係也自然會逐步淡化。
非洲婦女問題
非洲是一個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婦女處在社會階梯的最底層。這種狀況自1960年代以來未有大的改觀。
在北非、東非和西非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地區，婦女地位低下是人所共知的。
在廣大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傳統社會中，婦女地位低下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麵。
第一，婦女不享有原始民主和平等的權利。非洲傳統社會盛行原始民主製，這種民主製是在尊重長者和論資排輩的情況下通過傳統協商來體現的。在這種民主製度下，村社或大家庭的重大事務由全體成年男性社員大會或男性家庭成員會議商討決定，婦女無權參與協商、決定村社或大家庭的重大事務。
第二，婦女一般無繼承權。非洲傳統社會存在著兩類血緣親屬製。大多數部族和地區是父係（男係）親屬製。遺產轉讓在父親氏族內進行。婦女當然沒有繼承權。少數部族和地區如中央班圖人和西非阿散蒂人社會中實行母係（女係）親屬製。在這種社會裏，舅父起著父係親屬製社會中父親所起的作用。土地、財產和社會地位都由舅父傳給外甥。男子依然占統治地位，享有繼承權，而婦女無權繼承。隻有個別例外。如讚比亞卡夫埃河穀居住的伊拉人中，婦女有權繼承財產取得個人財富。女子可以從父親那裏取得牲畜或屬於私人的一塊園地。
第三，盛行一夫多妻製的陋習。在殖民主義入侵以前，黑非洲基本上沒有社會財富的積累。多妻和孩子被視為男子最大的資產，特別是妻子的多少成為男子擁有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標誌。因此，貴族和年長富有的平民往往有多妻的願望。土王、素丹、大酋長等當然比其臣民有更多的妻子。這不僅能提高其威望，為其提供勞動力，而且通過聯姻可以同其他氏族結交修好。現在，雖然妻子不再是男子的唯一財產，但多妻製的陋習卻一直保留下來。一個重要原因是妻子可充當勞動力。在農村，富有的男子往往娶幾個妻子來為他種地。在城市的一夫多妻製家庭中，妻子一般經營小商販。丈夫為妻子經商提供資金。妻子以其種地或經商所得撫養自己的子女，有的甚至反過來供養丈夫。丈夫在娶第二位太太時無需征詢原配夫人的意見。丈夫死了，其妻子和孩子連同死者的其他財產如園地、牲畜等，得由家族會議（照例由成年男子參加）決定由死者某一位兄弟繼承。這種繼承方式的優點是，社會中沒有無人照料的孤兒寡母。但在這種社會關係中，妻子充其量隻是丈夫的財產，無獨立人格可言。
在現代城市中，上述婦女的地位和狀況並無根本改善。城市婦女就業率低、上學率低。在城市工作的婦女幹的是低級的工作，大都集中在第三產業，收入微薄。現代資本主義又把婦女變成廣告和推銷商品的手段。在非洲，女性也成了資本家進行商品競爭的工具，而她們本身也淪為色情的商品。一些國家也有婦女聯合會之類的組織，但實際上由上層婦女把特，對婦女解放並未起實際的作用。
在南非，種族隔離製度對非洲婦女的迫害更加殘酷。按照南非的法律製度，非洲婦女被認為是仰賴男人的。根據納塔爾法典，女人永遠不能享有成年人的法律地位。任何婦女，不論年齡大小、文化程度高低或經濟狀況如何，都不能繼承或擁有屬於她權利之內的財產，沒有簽訂契約或取得信貸的資格。她永遠在她父親、丈夫或其他男性親屬的監護之下。按照習慣法，父親的財產一般隻傳給男性後嗣。南非其他地方的法律也有這樣的規定。在非洲人保留地，土地是不分配給婦女的。在農村，雖然流動工製度已使婦女成為實際上的戶主，但她們也隻能暫時管理一家的土地和逐日的收入。凡需作出決定的事，仍要留待其丈夫來處理。在城市，婦女必須仰賴於男人才能取得棲身之地，因為非洲婦女是不給分房子的，她們也沒有登記租借房子的資格。在班圖斯坦，傳統社會中的一些陳規陋習，如一夫多妻製，以法律形式，被肯定下來。
南非政府還把非洲婦女、老人、孩子等從白人區驅逐到班圖斯坦。南非種族隔離製度對非洲婦女的種種限製性規定，後果之一是使非洲婦女成為最廉價的勞動力。在南非，60%以上參加經濟活動的婦女是充當家庭女工或農業工人。這些部門既沒有規定最低工資限額，也沒有失業保險。家庭女工不受任何法律保護。在所在經濟部門，非洲婦女的平均工資不到非洲男工工資的一半，或者隻有白人男工平均工資的8%。由於非洲女工的工資標準低，因此勞動力密集的工業部門願意雇傭非洲婦女。製造業雇傭的女工人數逐年增多。納塔爾地區的紡織部門在1950年代還是非洲男工占大多數，但1980年前以非洲婦女為主的女工已占勞動總數的70%。南非婦女已經認識到，婦女要解放，首先要廢除種族隔離製度。現在，她們已積極投身到反對種族隔離的解放鬥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