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一傳說反映了16世紀發生於尼日利亞北部的一種諸邦並立的形勢。事實上，豪薩蘭的那些王朝和中央集權製政府並不是巴亞吉達創造的。即使在這個傳說裏，當巴亞吉達來到道臘時，那裏也已經形成為國家。另外，當這位英雄到來之前，在卡諾也早已存在一個王朝。
關於豪薩城邦起源的傳說，談到了豪薩城市的功能分工問題，這一點是令人很感興趣的。根據這個傳說，卡諾和臘諾成了“靛青之王”（Sarakunanbabba），因為其居民的主要職業是織布和染色；卡齊納和道臘則被稱作“市場之王”（SarakunanKasuwa），因為貿易被集中在這兩個城市裏；卡齊納被叫作“戰爭之王”（SarkiYaki），因為它的職責是保衛其他城市免遭外敵入侵；紮若（紮裏亞）成了“奴隸之王”（Sarkinbayi），因為它向別的豪薩城市供給奴隸勞動力。這一點也反映了主要的豪薩城邦建立起來以後的一般情況。
由豪薩人或富拉尼人編寫的有關豪薩城邦的曆史著作（都采取編年體），都是在19—20世紀著成的。這些著作有：(1)《卡諾編年史》，用阿拉伯文寫成，也有豪薩文本，所述內容上起遠古時代，下迄1892年。(2)《紮裏亞編年史》，用豪薩文寫成，所述內容為迄於1890年的紮裏亞的曆史。(3)《卡齊納編年史》，是從遠古時代到1807年的卡齊納曆史，用豪薩文寫成。(4)《道臘編年史》，用阿拉伯文寫成，內容是從遠古到19世紀的道臘的曆史。(5)《讚法臘編年史》，用豪薩文寫成，內容為自遠古到20世紀中葉的讚法臘曆代國王年表。(6)《索科托編年史》，由哈吉·賽義德用阿拉伯文寫成，內容是有關索科托帝國1817—1849年的曆史，但也涉及16世紀以前豪薩城邦的若幹史實。(7)《阿布賈編年史》，由霍桑（Hossan）和帥布（Shuaibu）於20世紀40年代用豪薩文寫成，紀事迄於1944年。阿布賈在18世紀時是紮裏亞王國的組成部分，所以這部史書對紮裏亞的史實有相當詳細的記載。現在，我們依據這些編年史提供的有關豪薩城邦的史料，分別敘述一下主要的豪薩城邦的曆史：
(1)關於卡諾。卡諾王國是由色穆（Sheme）、達拉（Dala）、桑托洛（Santolo）等酋邦（Chiefdom）組成。公元11世紀末、12世紀初，哲吉馬蘇（Gijimasu，1095—1134）始建卡諾城，那時他在達拉山麓（thefootofDalahill）建築了自己的住區，並開始築城牆，但是直到其子察拉基（Tsaraki，1136—1194）在位時城牆也還沒有修築完畢。到1200年，卡諾的統治者差不多征服了該地區所有的酋邦，唯有桑托洛直到14世紀中期才失去獨立地位而被歸並到卡諾王國。亞吉（Yaji，1349—1385在位）時，卡諾的對外征服活動加劇，將紮姆納加巴（Zamnagaba）等酋邦並入卡諾，並用兩年的時間征服並終於占領了臘諾。從那時起，盡管臘諾仍然存在，但它已失去了主權。在征服桑托洛酋邦的戰爭中，亞吉得到了一個由萬加臘人、迪奧拉人組成的穆斯林集團的幫助。他們不僅參加了他的攻擊部隊，而且為這支軍隊提供了伊斯蘭宣教師。桑托洛終於被攻占，其傳統宗教中心被摧毀。到這時，卡諾王國的領土範圍被最後確定了下來。卡納內吉（Kananeji，1390—1410在位）時繼續向外擴張，征服了紮裏亞，紮裏亞國王在戰爭中被殺死。隨著對外關係的發展，馬具、鐵盔和鎧甲被引進卡諾。達烏達（Dauda，1421—1438在位）時，博爾努的一個王子帶了一批自己的追隨者逃亡到卡諾，並帶來了馬匹、鼓、喇叭等王權標誌，以及更複雜的行政觀念和職官等級。從此時起，卡諾開始引進了諸如加拉迪馬（galadima）、奇諾馬（Chiroma）、卡伊加馬（Kaigama）等博爾努的職官頭銜。盡管戰爭和軍事襲擊持續了整個15世紀，但是日益增長的商業活動對於卡諾王國來說則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從博爾努經卡諾到貢賈（Gonja，位於今加納）的商道，據說是在1450年代開通的；來自撒哈拉沙漠的駱駝和鹽在豪薩蘭已司空見慣；柯拉果和閹奴交易此時也已開始。阿卜杜拉·布爾紮（AbdallahBurza，1438—1452在位）時，他的一個加拉迪馬出征南方地區，從那裏每月給國王遣送1000個奴錄。7年間他“建立了21座城市”，在每個城市裏安置上千名奴隸。卡諾城的城牆是用曬幹後像石頭一樣堅硬的紅土壘成的，牆高10米，共有14座大門，門前都築有防禦工事，保護該城的入口。卡諾王國的日益強盛和繁榮，吸引著許多穆斯林商人、神職人員和學者來到這個國家。穆罕默德·雍發（MuhammadRumfa，1463—1499在位）時，卡諾城牆得到了擴展和加固，並建了一些新的城門；一些宦官被委任為國家官員；建築了卡諾的主要商場即庫爾米（Kurmi）商場；設立了由最高級官員組成的“九人執行委員會”（即“卡諾九人”theNineofKano），作為這個國家的國務委員會；新建了一座被叫作吉丹·雍發（GidanRumfa）的王宮，還建了與朝堂分開的能容納1000名女眷的後宮。他出兵攻打卡齊納，這是卡諾與卡齊納曆史上第一次發生的戰爭。戰爭持續了11年之久，雙方各有勝負。阿卜杜拉希（Abdullahi，1499—1509在位）和穆罕默德·基索基（Muham-madKisoki，1509—1565在位）時，繼續對外擴張。他們打敗了紮裏亞，但是同卡齊納的戰爭卻勞師無功。
(2)關於卡齊納。13和14世紀，“卡齊納”這片土地上，存在著若幹個酋邦，所有這些酋邦都講豪薩語。在杜爾比—塔—庫什依（Durbi-ta-Kusheyi）當政時，卡齊納成為諸酋邦中最重要的一個。杜爾比最終將卡齊納發展成了一個實行中央集權的城邦。穆罕默德·科若（MuhammadKorau，1445—1495）很可能是該城邦曆史上一個新王朝的創始者。杜爾比在位時，科若就發現了巴瓦達（Bawada），這裏出產鐵礦石，是幾條商道的彙合點，又是一個重要伊斯蘭聖地。科若在這裏建了一座帶圍牆的城市（birni），將它命名為“卡齊納”。這座新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居民和行商前來定居，於是給其統治者帶來了更大的權力和財富。漸漸地，周圍一帶的酋邦的酋長們開始以鐵棒這一貨幣形式向他繳納貢賦，這便是卡齊納人頭稅（haraji）的開始。隨著政治和經濟基礎的增強，科若開始頻繁出擊，攫取更多的土地，直到為自己開辟了廣大的疆域範圍，建立起卡齊納王國；他本人也完成了從酋長到國王的轉變，傳統上他被認為是卡齊納的第一位穆斯林統治者。科若建築了戈巴若清真寺（theGobaraumosque），該寺的風格與加奧和傑內的清真寺屬於同一模式，它的一部分至今猶存。科若與努佩交戰，其時努佩也正處在擴張的勢頭上，所以這場戰爭沒有給卡齊納帶來多少好處。在科若的後繼者中，易卜拉欣·蘇臘（IbrahimSura，1493—1499在位）被認為是一個暴君，他強迫臣民皈依伊斯蘭教，對拒絕的人則囚禁起來以示懲罰。他死後，由阿裏（Ali）接替王位，他被叫作穆拉比特（murabit），這或許是對他修築該城要塞的紀念。
(3)關於紮裏亞。根據拉斯特的研究，早在公元1200年，紮裏亞這片土地上已經存在一個名叫康庫馬（Kankuma）或康戈馬（Kangoma）的王國，其統治者不是豪薩人，而是卡穆庫人（Kamuku）。這個實行聯邦製的王國的居民是“諾克文化的繼承者，其經濟是建立在金屬貿易的基礎上的。”當這個王國崩潰的時候，其首都杜榮枯（Turunku）就在16世紀以澤格澤格（Zegzeg）這個名稱為世人所知了。隻是到了1641年，豪薩人才開始在澤格澤格（或稱紮若Zazzau）建立起統治，並以紮裏亞為首都。史學界認為拉斯特援引的證據大多是語言學上的，還不足以說明問題。而阿卜杜拉希·史密斯教授對這個時期所做的曆史描述，則被人們認為有較強的可信性：15世紀之前不久，在豪薩蘭南端的紮若平原上興起了幾座城市。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杜榮枯和庫夫納（Kufena）開始對別的城市實行統治。這兩個城市起初互不統屬，但是到15世紀末，杜榮枯的統治者巴誇（Bakwa）兼並了庫夫納，並著手在庫夫納轄土的東端興建新首都。新首都以巴誇之女紮裏亞公主（PrincessZaria）之名命名。隨著杜榮枯和庫夫納的合並，紮若王國才真正開始形成。從16世紀初起，紮若著手向西和向南進行擴張。傳說，巴誇的另一個女兒，即阿米納公主（PrincessAmina），在一些戰役中曾率兵衝鋒陷陣。紮若王國的軍隊在西南方向挺進到了努佩蘭（Nupeland），在東南方向挺進到了誇臘臘法（Kwararafa）。《卡諾編年史》聲稱，努佩酋長（theSarkinNupe）曾被迫送給這位公主40名閹奴和10000個柯拉果，結果後者在那時擁有的閹奴和柯拉果在豪薩蘭名列榜首。
(4)關於戈比爾。戈比爾是豪薩蘭最北部的一個豪薩城邦。這個國家位於戈比臘瓦（Gobirawa）。從公元12世紀起，在圖阿列格人的壓力下分成各種群體的豪薩人進入了這個地區並從這裏向南遷徙。其中一些群體定居於現在叫作阿達爾（Adar）的地區，他們就成了今天的阿達臘瓦人（theAdarawa）；另外一些說豪薩語的群體後來則成了戈比臘瓦人（theGobirawa），他們也向南遷移並建立了戈比爾王國。大約到1405年，這個王國管轄的地盤仍在今尼日爾共和國境內；嗣後戈比爾王國又向南移，並在伯爾寧·拉勒（BirninLalle）建立了首都。戈比爾由於處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到加奧的商道上，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貿易和手工業製造中心。據《卡諾編年史》記載，在15世紀中期，產於撒哈拉的鹽經戈比爾被販運到了整個豪薩蘭。另外，由於戈比爾王國成功地抵禦了圖阿列格人的南侵，所以成了豪薩蘭北境的保衛者。
(5)關於臘諾。關於豪薩城邦早期曆史的幾乎所有著作，都認為臘諾是公元第二千紀早期建立的那些王國之一，但是它後來被卡諾所兼並。然而穆萊·拉斯特（MurrayLast）於1979年出版的《卡諾研究》對這種說法提出了挑戰。他指出，事實上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足以說明在15世紀之前臘諾王國已經存在。據《卡諾編年史》，卡諾酋長亞吉（SarkinKanoYaji，1349—1385）從首都將其長官放逐到臘諾和巴布（Babu）達兩年之久。拉斯特認為，在這次征服之前，紮姆納加巴（Zamnagaba）是桑托洛（Santolo）政治體係的一部分。而在桑托洛被亞吉征服之後，也就沒有必要把臘諾視為早期豪薩七邦之一了。他進而認為，或許有必要以紮姆納加巴來取代臘諾在早期豪薩七邦中所占的地位。
(6)關於讚法臘。隻是到了16世紀初，讚法臘王國才形成為一個國家，在那之前，在那片土地上主要有杜齊（Dutsi）、托蓋（Togai）、基亞瓦（Kiyawa或Kiawa）和賈塔（Jata）諸酋邦。杜齊的統治者逐步將別的酋邦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興建比爾寧·讚法臘（BirninZamfara）作為該王國的常駐首都，最早開始於16世紀。16世紀中期，讚法臘向南發動了一場戰爭，奪取了尼日爾盆地的亞武裏（Yawuri），但是沒有對那裏實行長期占領。直到1600年，讚法臘的統治者主要關心的是鞏固其在國內的權力。
（7）關於克比。位於豪薩蘭最西部的克比，其早期的居民就是豪薩人，但是當地的傳說並未將它包括在“豪薩七邦”之內，而是列於“七個班紮”之內。按照M·穆罕默德·貝洛的說法，“克比人（thePeopleofKebbi）的始祖的母親是卡齊納人、父親是桑海人。”克比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桑海君主索尼·阿裏（1464—1492年在位）統治時期。當時裏馬河穀（RimaValley）低地歸一些氏族酋長管轄，其頭銜為馬加吉（magaji），但不久別的豪薩地區開始往這裏移民。移民者中有一個來自卡齊納南部庫揚巴納（Kuyambana），名叫穆罕馬杜·坎塔（MuhammaduKanta）的人。此人武藝高強，他很快治服了當地的馬加吉們而成了克比郡（sub—provinceofKebbi）的事實上的桑海總督。他作為一名校尉（barde）加入了桑海軍，並在同阿加德茲的素丹（theSultanofAgades）作戰時屢建奇功。但他沒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戰利品份額，便與其追隨者脫離桑海的轄製而自立門戶。此事發生於1516年。接著，他同桑海帝國進行了持續數年的戰爭並最終保持了獨立。坎塔隨後在蘇臘米（Surame）營建了其首都並鼓勵小村落歸並成城鎮，這些鎮子都出於防衛的目的而修築了城牆。他自己將9個分開的住區歸並在一起而興建了比爾寧·萊卡（BirninLeka），而且後來還興建了另一座城鎮即比爾寧·克比（BirninKebbi），後者被用作抵禦桑海人的一個基地。坎塔在鞏固了其防禦體係之後，便轉而進行對外擴張。他占領了艾爾—阿加德茲，從桑海人手裏奪取了對那個地區的控製權。穆罕默德·貝洛認為坎塔征服過整個豪薩蘭和博爾努的某些部分；別的資料則說他侵占了亞武裏和南方的努佩。但是，坎塔沒有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行政係統，僅僅滿足於這些地區原有的政權作為臣屬向其繳納貢賦。在16世紀，克比成了一個主要的國家，它在豪薩蘭和尼日爾盆地之間起著一種緩衝的作用。博爾努為爭奪對豪薩蘭的控製權而同克比發生了戰爭，克比軍隊一度侵入博爾努西部，博爾努軍遭到了慘敗，然而在回國途中坎塔去世，時值1556年。此後，別的豪薩城邦不再向克比納貢並開始各行其事。坎塔最小的兒子阿赫馬杜（Ahmadu）繼位後，沒有對它們興兵討伐。16世紀末，由於卡諾和卡齊納對阿加德茲進行幹涉，阿加德茲的統治者也不再堅定地站在克比一邊了。於是，克比變成了一個地方性的王國。
綜上所述，在公元1200—1600年間，豪薩蘭建立了半打以上的中央集權製國家，這些國家的首都所在地都是築有城牆的城市，並且都變成了重要的商業中心。其中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在豪薩蘭內外進行擴張，這種擴張在下一個曆史階段導致了城邦體係的覆滅和帝國的形成。
現在我們談一談這個時期豪薩城邦的政治製度和經濟發展。
盡管存在著地區性差異，豪薩城邦的政治製度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型。自14世紀以來，豪薩城邦的政治和行政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能的確定，大多是從博爾努帝國那裏借用過來的，甚至其機構和職官的名稱也與博爾努相同。博爾努事實上長期被豪薩人當作一種高級的文明和文化的模式來仿效，而這種影響隨著乍得湖地區的移民的源源不斷地到來而得到了鞏固和加強。
在整個豪薩蘭，小的鄉村共同體考葉（Kauye，複數為Kauyuka）是由家族（gida，複數為gidaje）集團組成的，每一個考葉由一名酋長（maigari）治理。這些共同體形成一個個通常是相當小的聚落。往上一級是加裏（gari，複數為garuruwa）即村莊，其首領叫作薩爾金·加裏（SarkinGari）或馬加金·加裏（MagajinGari）。矗立在這種結構之上的是比爾尼（birni，複數為birane），其首領叫作薩爾金·卡薩（SarkinKasa）。在比爾尼發展為一種新的權力形式方麵，有幾種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一是豪薩蘭農業和手工業資源的多樣性；其二是長途貿易的發展，尤其15世紀以後是這樣；其三是城牆的修築對城邦的人民和土地所起的保護作用。國家的首腦叫作薩爾基（sarki），意思是國王。王權是絕對的，至少在理論上，國王個人的身體是神聖的，因為王國的命運全係於他一人。國王是從統治家係的成員中遴選出來的。雖然子承父業的繼承製度在各個城邦已得到確認，但仍保留著母係製遺風。薩爾基與他的高級官員共享權力，後者部分出自薩爾基的家係，部分出自前政權的統治家係而現在已經變成世襲貴族的那些家庭。這些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成員被君主指定為國務委員會的成員。在戈比爾，國務委員會叫作塔臘·塔·戈比爾（TarataGobir或者TararGobir），意思是“戈比爾九人”（thenineofGobir）。當國王去世時，由這個委員會決定由哪個候選人成為新國王。與此相似，卡諾的國務委員會叫作“卡諾九人”（theKanonine）。前已述及，卡諾的薩爾金·雍發開了指派奴隸、宦官為國家重要官員的先例，由他們主管國庫、京城和宮廷警衛以及同自由民官吏的聯絡，還負責履行各種各樣的宮廷事務方麵的職能，管理後宮。國家官員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加拉迪馬（galadima），類似於首相或宰相，負責處理已經確定下來的國家事務。這個官職有時被委派給國王的一名嫡親，而在很多情況下國王就成了強有力的加拉迪馬手中的傀儡，於是加拉迪馬就成了官員和顯貴的主宰，他們當中的各個人隻負責一個特別有限的或地方性的單位。從14世紀中期起，伊斯蘭教的傳播、奴隸作為貢品所起的作用、奴隸的定居以及他們被委以官職、宦官和妻妾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對豪薩城邦的中央集權化乃至發展成專製政府，有很大的推動。特別是委派奴隸擔任高級官員，有利於削弱統治家係的成員對政府的壟斷和使王權朝著更加絕對化的方向發展。
豪薩蘭土地肥沃，地下蘊藏有豐富的鐵礦（如達拉山的鐵礦），人口稠密，因地處撒哈拉、薩赫勒地帶、薩瓦納（Savannaah，即熱帶草原）和熱帶森林之間，對農業、冶鐵業、手工業和貿易的發展都是很有利的。每一個豪薩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是農民，農業是這個地區經濟生活的基礎。土地歸聚落（hamlet）、村莊（village）或城鎮（town）等不同層級的公社（commumity）所有，其酋長（Chief）對土地的使用進行管理（supervise）。土地從不買賣，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享有收益權。經公社酋長（theCommunalChief）批準，來自該公社以外的人可以獲得和耕種土地。後來，隨著封建化的發展，薩爾基有了給任何人（不管是土著還是外來人）土地的可能性和權利。農戶（talaka，複數為talakawa）在公社的一名首領（sarkinpoma，意思是“農耕首領”）的指導下從事農業活動，後者負責觀察雨季的開始和為保證獲得好收成而向當地的神祗獻祭。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三種類型的農地：其一是國王的田地（gandumSarkin），其特點是麵積廣大；其二是家族田地（gandumgida），通常叫作戈納（gona）；其三是個人田地（gayauna）。在王田上勞動的主要是奴隸；國家的顯貴們的大片采邑的耕作，也主要靠奴隸。在卡諾國王阿卜杜拉·布爾紮在位時（1438—1452年），有成千上萬的奴隸生活在卡諾及其附近，其中從事農耕的奴隸占很高的比例。這位國王的加拉迪馬說，已經建立了21座城市，在每座城市裏他都安置了1000名奴隸。由此可見奴隸數量之多和奴隸勞動規模之大。許多農作物都在豪薩蘭得到了種植，包括各種品係的粟、高粱、福尼奧稻（funio）、水稻和其它糧食作物。商業作物，特別是棉花和靛藍的種植（主要產地是卡諾王國），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在豪薩蘭的經濟中，14世紀之前手工業已占據重要地位。由於實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手工業比較發達。在豪薩蘭，棉布的製作很早就已開始；製作過程的諸階段——彈、梳、紡、織、染等，都在當地完成。豪薩蘭的皮革工匠和製鞋工匠製作了許多種類的手工製品，如皮包、皮鞋、馬鞍和軟墊等，這些產品被銷往整個蘇丹地帶和北非。首飾和金屬製品的製作在豪薩蘭也很發達，如炊具、農具、刀具、斧頭、劍、矛等金屬製品，製作精良。製鐵業和多數手工業都有自己的行會，行會首領由國王指定，行會對生產方法、產品標準和價格實行控製或監督。
豪薩蘭的商業非常發達。經商是城市人口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在豪薩蘭，定期集市貿易市場（Kasuwa）是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市場負責人（SarkinKasuwa）在助手的協助下維持各個市場的交易秩序，處理商人與買主之間的爭執，並征收市場稅，稅收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上交給國王。豪薩蘭的商人階級很早就分成各種類別：從事農產品和小規模手工業製品買賣的，主要是生產者本人，他們被叫作西尼基（ciniki）。從事整體規模貿易的，被叫作法淘西（fatauci）。控製職業商人者被叫作法塔可（fatake），他們從事長途貿易。介於西尼基和法塔可之間的被叫作延科利（YanKoli），他們從一個市場到另一個市場，廉價買進，高價賣出，或者從法塔可那裏批發商品來零售。控製西尼基者被叫作延卡蘇瓦（YanKasuwa），其活動範圍基本上局限於其家鄉的那些城鎮。在所有的豪薩市場上都有專門的掮客，被叫作迪拉利（dillali），他們熟稔該地區各市場的行情，能夠預測供求和價格的漲落，他們向賣主提供信息，並收取服務費。在豪薩蘭市場上銷售的商品，按照它們各自的產地，可以劃分成四大類：其一為豪薩蘭的產品，包括棉布、獸皮和皮革製品、農產品等；其二為北非產品，而且其中一部分產自歐洲，包括金屬製品、武器、馬匹、玻璃珠、玻璃餐飲用具以及某些昂貴的布匹；其三為來自撒哈拉沙漠的礦產品，包括來自台凱達（Takedda）礦場的銅棒，來自比爾馬（Bilma）和撒哈拉其它鹽礦的鹽和泡堿（natron）；其四為來自豪薩蘭以南地區的奴隸以及與鄰國交戰中擄來的戰俘，這些戰俘被賣作腳夫、家奴、士兵和警衛，從事農業和手工業，其中一部分被販運到北非；此外還有從南方販運來的柯拉果。
到16世紀末，隨著桑海帝國的衰落，由豪薩蘭向西去的商道變得不可靠了，桑海同艾爾的關係也告中斷。另一方麵，北方與豪薩蘭之間的商業關係陷於停頓。結果，豪薩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同中蘇丹的貿易了。
古代印度洋貿易
古代環印度洋可概括為三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一是西南“森林”地區，包括從肯尼亞至馬達加斯加等沿海地區；二是中間“沙漠”地區，包括從非洲之角至印度河流域；三是東南“森林”地區，即從印度直至印度尼西亞。通過海路，這三個地區相當長時間一直存在著商業往來、文化交流和移民關係，因此，西印度洋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著東非與中東及中東與印度之間這兩條清晰的路線相互影響的曆史。
伊斯蘭時代以前，東北非、東非及南非沿海地區就與環印度洋一些古國和地區有商業貿易往來，公元1世紀前後，羅馬帝國形成，地中海地區對東方商品的需求大增，更促使了阿拉伯人與東北非地區的商業交往。阿克蘇姆王國興起後，其港口阿杜利斯成為印度洋貿易的重要中心之一。當地農民種植香料和阿拉伯樹膠。紅海濱海地區的居民則從附近的島嶼收集龜殼。《紅海回航記》中提到阿杜利斯是阿克蘇姆“法定的”出海口岸。象牙是該國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來源於庫施。除此之外，出口的商品還有黃金、犀牛角、香料、龜甲和黑曜石等。人們從尼羅河以西的地方把全部象牙運到科洛埃，然後穿越昔埃努姆地區，最後才運到阿杜利斯。從世界其它地區輸入的商品，包括埃及的各種布匹、印度的棉布、鐵器、意大利與敘利亞的酒、波斯的服裝等。希臘和羅馬——拜占庭的作家的史料也佐證了早期阿克蘇姆的貿易情形。公元2世紀中葉的克勞迪烏斯·托勒密提到阿克蘇姆人是埃塞俄比亞諸民族之一，他知道麥羅埃和阿杜利斯這些城市。另一位學者普林尼曾提到從埃塞俄比亞的紅海港口輸出黑曜石、象牙、犀角、河馬皮、猴子和奴隸。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和瓦解，公元3世紀後，印度洋、東非與地中海的大部分中轉貿易讓位於阿克蘇姆。阿克蘇姆出口商品重心轉向波斯與印度。5至6世紀，阿杜利斯已成為克利斯姆港和印度諸港之間的重要港口。阿克蘇姆同拜占庭、波斯、印度和錫蘭保持經常接觸，它的翡翠、黃金、線香、肉桂和香料的市場，吸引著古代世界各地的商人。僅根據零星的史料判斷：公元525年夏，進入阿克蘇姆王國港口加巴紮的船隻，有9艘來自印度，7艘來自大法拉桑島，15艘來自巴勒斯坦，22艘來自埃及。根據科馬斯·因迪科普盧斯特威記載：阿克蘇姆王國阿杜利斯的主教摩西曾乘船去印度，他很可能是去看望他的教徒。這些人已經在印度和錫蘭一些港口建立了貿易據點。他記載了一位阿杜利斯的商人，曾在錫蘭國王麵前讚揚羅馬金幣而貶低波斯金幣。曆史語言學的研究也表明，阿克蘇姆與印度洋北緣有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在古埃塞俄比亞語中，有相當多的詞彙采用印度梵語。如大象，“nage”，梵語為“naga”；糖，“sokar”，梵語為“sarkra”；玻璃，“baralle”，梵語為“baidurga”；麝香，“misk”，梵語為“muska”；甘鬆，“nari”，梵語為“nardag”。阿克蘇姆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政治、經濟貿易來往更為密切，公元5世紀至6世紀初，東羅馬帝國曾發布命令，禁止貴金屬、鐵和食品輸往希姆亞爾和阿克蘇姆。6世紀後，隨著波斯帝國的再度興起及向阿拉伯半島的擴張，威脅到拜占庭和阿克蘇姆的共同利益，兩國從而結盟對抗波斯。拜占庭曾兩次派使節去阿克蘇姆，並建議阿克蘇姆收購印度生絲，對波斯進行貿易戰。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曾稱：“查士丁尼為求絲絹，曾謀與印度諸港通市易，而不經由波斯，曾於531年遣使至阿刺壁（即阿拉伯）西南也門方麵，與希米亞裏特人約，命其往印度購絲，而轉售之於羅馬人，緣其地常有舟航赴印度也”。但潘克赫斯特的《埃塞俄比亞經濟史入門》也認為使者到了阿克蘇姆及受阿克蘇姆控製的希米亞裏特。
東非海岸也是印度洋貿易的一部分。南阿拉伯、波斯灣、西印度同東非之間的海上交通，在公元前就已開始。但這點如同西非與地中海的聯係一樣為人們所忽視。文獻材料和考古發掘都表明：東非海岸在公元2世紀前後已納入地中海羅馬帝國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係。在古希臘羅馬文獻中，東非海岸被多次提及：斯特拉波（前29—公元19）記敘了他了解到甚至親自看到的紅海地區和印度洋貿易的情況；普林尼（23—79）也描繪了印度洋的貿易和航海；特別是《紅海回航記》，作者目睹的東非海岸，其範圍包括了從瓜達富伊角到桑給巴爾或魯菲季河的一段，輸出的商品是象牙、犀角、玳瑁和棕油；輸入的是沒薩（即南阿拉伯的摩哈）製造的槍，以及斧頭、匕首、錐子和各種玻璃器皿。書中還反映了印度、阿拉伯與東非海岸之間通商情形，“經常也有從海洋對麵的各地，從阿裏亞加和巴裏加紮出發而來的船隻。它們給這些遠方的貿易城市帶來異鄉的產品，如：小麥、大米、酥油、芝麻油、棉布、腰帶和從一種名叫薩恰裏（Sacchari）的植物所提出來的蜜。有些船是專程來這些城市貿易的，有的則是沿著非洲海岸邊走邊交易。這裏並不完全歸一個國王統治。每一個貿易城鎮都分別由一個獨立的酋長管轄。”東非海岸的貿易活動，為阿拉伯所控製。阿拉伯西南部的希姆亞爾通過其附庸馬菲爾人的頭人對東非海岸一些城鎮行使宗主權，這個頭目又把宗主權委托給穆紮人。穆紮人“向那裏派遣了以阿拉伯人為船長和代理人的大型船隻，這些阿拉伯人和當地非洲土人十分熟悉並和他們通婚，他們對整個非洲東海岸了如指掌，而且還懂得他們的語言”。考古證據也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世紀，東非海岸也受到阿拉伯人商業擴張的影響。此後，由於羅馬帝國的興盛和繁榮促進了阿拉伯人在東非海岸的商業活動。羅馬帝國崩潰後，東非海岸的商業往來重心轉向印度洋北緣地區。
古代印度洋貿易對世界曆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首先它催發了黑非洲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在7世紀以前，東非沿岸經濟以農耕為主，輔之以采集、狩獵和少許商業。有些部落社會經濟仍處於十分原始狀態之中。公元1世紀前後，羅馬帝國形成，隨著地中海地區對東方商品的需求大增，逐漸形成一個以地中海羅馬為中心，以波斯灣、紅海、非洲東海岸為外緣的國際貿易體係。羅馬帝國崩潰後，這一國際貿易體係的重心又移至西印度洋地區。這一印度洋國際貿易體係的形成對所涉及地區的古代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是由於先進生產工具，特別是鐵器的傳播，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對落後地區起了催發作用。其次，由於外貿，落後地區的一些自然資源，如象牙等獲得了新的價值，成為國家興盛的重要財源。最後，它還使一些沿海集市城市化，成為貿易中心。公元1世紀後，阿克蘇姆王國的興起正是上述這一影響對東北非古老農業文明催發的結果。
第二，促進了跨越印度洋的移民遷徙。橫越印度洋的貿易往來，必然導致移民活動。早在公元前6世紀，印度人就前往東非進行貿易活動。遠至莫桑比克沿海的休納城，有相當數量的印度居民居住在專門的區域。這種情形經曆了許多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前，阿拉伯人已經通過定居、通婚、貿易，沿東非海岸日益向南拓展。在基爾瓦附近的一小島，曾發現一處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伯人居住點的城堡廢墟。7世紀後，由於阿拉伯帝國的興起，阿拉伯人更大規模移民東非海岸。
第三，增進了亞非大陸的文化交流。與印度洋貿易往來相伴隨的是文化交流。在東北非地區，一些南阿拉伯人移居埃塞俄比亞。古城和商路的遺跡遍布厄立特裏亞和北提格雷。有些移民一直南下到哈拉爾和古拉吉地區。移民除了帶來建築術、藝術和比較先進的社會組織外，還帶來了宗教和文學，與此同時，古老的埃塞俄比亞文化也影響到鄰近地區，隻要對於中東國家的文學、藝術品和銘文加以研究，就可以發現埃塞俄比亞對於鄰國的影響。
印度與東北非地區貿易往來十分悠久，印度的文明也隨著貿易滲透埃塞俄比亞。一些學者認為，在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已傳入埃塞俄比亞，H.科夫認為：在基督教傳入之前，佛教可能是對埃塞俄比亞最有影響的外來宗教。這點從阿克蘇姆王國這一時期的巨石碑柱、寶塔以及山頂教堂建築風格可得到佐證。埃塞俄比亞文字的形成，與印度文字係統影響也分不開。這種影響可能得力於公元3至4世紀居住在阿杜利斯和阿克蘇姆的印度商人和移民。此外，在埃塞俄比亞，香料的使用、甘蔗的引進、棉紡技術的推廣都與印度影響有關。
斯瓦希裏文明也是一種混合物，它起源於許多方麵，但組成了一個特殊的，顯然是非洲式的整體。斯瓦希裏文化受到來自印度、波斯、印度尼西亞、馬來亞、中國等地區的影響。從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心理特征及語言構成等方麵看，斯瓦希裏文化是印度洋貿易導致的一種海洋文明。
第四，促進了非洲與亞洲的農作物傳播。恩格斯曾高度讚揚了栽培作物的傳播，說“人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這樣就把全世界的動植物都改變了”。跨越印度洋亞非兩洲之間的貿易活動是兩大陸農作物的交流的重要渠道。根據目前考古發掘與一些學者的研究，亞非大陸農作物品種起源大致如下，西亞中心：小麥、大麥、蠶豆、扁豆、大蒜、蔥頭、韭菜、油菜、無花果、葡萄、甜瓜、石榴、梨、蘋果、桃、杏、扁桃、亞麻、橄欖、棗椰等；東亞中心（包括中國、東南亞）：稻、甘蔗、薏苡、芒果、芋、海芋、薯蕷、地瓜、荸薺、苦瓜、冬瓜、毛馬瓜、絲瓜、茗菜、黃瓜、蓮、菱角、檳榔；黑非洲中心：非洲稻、高粱、珍珠粟、塔夫稷、畫眉草、豇豆、卡費爾土豆、地豆、薯蕷、秋葵、南瓜、葫蘆、西瓜、柯拉、酸模、咖啡、油棕、蓖麻、芝麻、棉花。
隨著印度洋貿易的興起，東非大陸大致有兩次明顯的作物引進，約在公元前，由移民馬達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亞人引入“馬來西亞植物群”，包括：亞洲水稻、波利尼西亞竹芋、芋頭、亞洲薯蕷、香蕉、麵包樹、椰子、甘蔗；另一次是在公元7世紀後，伴隨大批阿拉伯人移民東非沿海，桔子、檸檬、石榴、蜜果等引種東非。上述農作物的傳播極大地促進了非洲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例如香蕉和亞洲幾種薯蕷，廣泛種植在從讚比西河低地向北直至大湖地區的酷熱而潮濕的熱帶區域，而這些區域有些地方既不適合種植玉米，也不適合於飼養牛羊。這些作物的傳入有助於當地班圖人農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伊斯蘭教興起後，阿拉伯人引進了柑桔等水果作物，他們在居住的城市的郊外、河邊，種植高粱、小米、水稻、蠶豆，興辦棕櫚種植園，飼養牛、山羊、綿羊、家禽。
東非通過海上貿易也把許多黑非洲農作物傳入亞洲。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亞洲和東非的栽培作物有著源遠流長的親緣關係。突出的例子是高粱，亞洲至今仍然有非洲名稱的高粱。R·波蒂埃認為：雙色高粱可能是埃塞俄比亞品種和野生蘇丹品種雜交的一種栽培高粱。此外，緬甸的都卡那高粱、印度的粟狀高粱、中國高粱與非洲高粱也有親緣關係。植物學家鑒定在芝麻的35個品種中，有28個是非洲傳入的。它們經埃塞俄比亞傳入印度再普及整個亞洲。根據研究，從東非可能經海路傳入印度和阿拉伯的作物就有：豇豆、卡費爾土豆、葫蘆、酸模、咖啡、蓖麻等。
上述考察表明：古代印度洋貿易曆史悠久，影響深遠，在世界曆史的中古時期，形成了長達近千年之久的印度洋海洋文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