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創造的這種境界對探求人生意義來說，無疑有一種特有的向上力。使人產生一種超拔空靈的精神向往，向往個人思想的高尚，靈魂的純潔。
在《核桃樹的悲劇》中，則以“弱者的自衛”，一種決然的超脫來護衛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與她的核桃樹命運相同，她身心交瘁。但從不懈怠，可歎的是連那種與世無爭的要求也信守不住，隻好親手砍倒了與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樹，導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終其天年”的悲劇。它得自《莊子》哲學的啟示，發出了對特有的一類人的命運的喟歎，表達了對現實的某種關注。這種“弱者的自衛”顯示了作者的憤激。記得孫犁說過：“凡是慣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耕堂讀書記》廣弱者的自衛”表現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遺世獨立的人格精神，這仍然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傳統人格力量對於現代生活的滲透力。
生活的豐富紛紜，也顯示了作者人生尋求的廣闊。她也曾通過於斌（《全息照相》中的實驗員），不苟且於生活而積極創造，對因襲保守的價值觀念提出懷疑。
於斌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努力尋求以自己平凡勞動為社會創造服務的自我價值。在五十年代的《紅豆》中，宗璞曾經向我們展現那一時代青年的心靈世界。在那裏，江玫以全部的赤誠把個人的理想、願望、愛情獻給了新誕生的社會。她意識到自己原有的，為她所眷念的世界與新的生活有著潛在的不和諧，她決斷地否定了占據她的隱秘內心的一切，這對江玫來說，是一種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強烈地體現為一種自覺的自我否定意識。生活在發展，而且是曲折地發展。
五十年代的江玫，換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於斌，他的性格的成熟，體現了生活的成熟。如今占據於斌內心的並不是那種否定自我以適應現實的意向。作家痛感個性的消失。從江玫痛苦的否定到於斌痛苦地尋找個性的複蘇，這裏，我們可以滿聽到作家跟隨生活前進的、輕輕的、然而又是鄭重的足音。
三、她有恒久的憧憬——人間的友愛和溫馨像宗璞這樣，以深受中國文化道德的浸潤，深受西方文藝複興以來進步文學思潮的影響，又長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來人與人誠摯、單純的關係之中的作家，她始終懷著人與人美好關係的憧憬，並渴求人情的溫暖，是毫不足怪的。由於那個失去理智的時代的社會現實的觸發，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蘊蓄了這方麵的主題，並寄以深沉、熾烈的情感的呼籲。這其中，有對那個獸性年代踐踏和汙辱的憤激的抗訴；有對保持自尊、自愛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對業已失落的人世間溫暖的尋覓。
《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它在深沉而浩大的憂患背景上，寫了菩提、方知、陶慧韻等幾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災難接踵而至幾乎陷於絕境中，獲得人生的堅信並戰勝命運的挑戰。他們不僅從梅、蘭、竹、石等中國哲學和藝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征中吸取“骨”和“誌”的力量，甚至從老莊和排宗哲理中尋覓解脫困厄的津渡。他們的超脫和徹悟，相信無所求也就無所失的自我超脫，這當然顯示了出世和虛無。
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過超脫、避世的外殼，卻強烈地顯示了內心的執著人生，對生命充滿信念的光輝。因此，菩提和方知，在當時沙漠般的世界上，麵臨一個又一個的襲擊，不畏懼，不哀傷，而是迎著苦難走去，在從容和緩之中，透出做岸和堅毅。這部作品驚人之處是，它創造了一種沉鬱的以柔克剛的美。
人們往往會在蒙受苦難的時候，萌發起慈愛和友誼的渴念。“菩提和慧韻做鄰居不久，便常暗自慶幸。在那殘酷的、橫卷著刀劍般的世界上，他們隻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塊綠洲，滋養一下她們那傷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內，有動人的愛和友情。陶慧韻身上表現的友愛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拋舍自己的慈愛精神，都超過了她自身的負荷力。在這種沉重的超載中，作者讓我們感知到人類的善良、堅忍和犧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寫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難中的真摯的愛情。正如方知所說，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親友商量，恐怕誰也不會讚成他的選擇。但他憑他那充滿感情的沒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來到菩提身邊。正是方知的愛使菩提這隻飄蕩的小船，從此依傍在三生石上，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同樣，方知由於得到菩提愛情的撫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與生活的聯係如此親密並堅韌。當人們處以絕境無以自授時，這種心靈的接近與溝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線光明。
作為探求人生並投身於創造新生活洪流的一貴，宗璞對人們之間互相接近的渴求是熱切的。她追求人與人在心靈上的默契和彼此間的互助互愛。她曾在訪問澳大利亞謁作家勞森墓時，有感於勞森筆下那些充滿同情心的人物，發出“人世間太需要這種同情、這種熱心、這種體貼了”的喟歎！在她表現新時期生活的作品中，始終回響著呼喚友愛的聲音。在《米家山水》和《全息照相》中，我們會感染到一種人與人隔膜和互不理解的悵惘。當我們的作家追索《海的女兒》那個美麗的靈魂時，她縈念於懷的也就是那種為他人而犧牲的愛的崇高。我們甚至還可以從《米家山水》母親口中“小星星，亮晶晶”古老而純樸的兒歌吟唱中，接受友愛精神的陶冶，從而渴望自己也能如小小的星辰那樣，互不排斥，各自發出亮晶晶的光芒，點綴那迷人的夜空。
宗璞確認：人生道路多艱。人們在戰勝難關的人生途中，需要別人的慰藉和溫暖。這一點，她與她的前輩作家冰心有驚人的相似。這當然不是因為她們都是女性作家，恐怕還在於，她們的身世、經曆，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的緣故。
在《寄小讀者》中，冰心說過：“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兩旁。隨時撤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花香彌漫，使穿枝拂葉的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不是悲涼，竟是淡淡的幸福，是溫馨的慰藉，使人們在愛和同情鼓勵下，踏過荊棘，走過這一徑人生長途。
四、她有寬廣的藝術領域——多樣化的創作實踐人們認識宗璞，是從她的《紅豆》所展露的藝術才華開始的。那時，她通過現實主義筆觸，刻畫了江玫這樣一個單純、充滿理想的女性形象，留下了那個曆史大轉折時代（解放前後）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真實的藝術造型。《紅豆》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細膩的心理剖析，把那種理智要割舍麵情感上又難以割舍的愛情，寫得纏綿委婉。它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處於重大的蛻變和躍起的情感和心理的形象記載，而保留在新時代的人物譜係之中。
在宗璞這裏，現實主義如一道生命水，隊五六十年代就開始潺潺流動。這股水後來曾遭到了阻礙，但未曾枯竭，而成為潛流。當1978年宗璞恢複創作時，它重新以動人的光彩湧出了地麵。在《弦上的夢》、《三生石》中，我們依然感受到這一創作思想新鮮的生命力。
上述兩篇小說，仍然通過平實的語言敘述，通過場景事件和細節組合描繪，再現了剛剛逝去的那一段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通過純熟的心理感受的抒寫，記下那個風雨年代留給人們心靈上的傷痕。它仍然采用現實主義筆墨，把災難中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寫得細微真切，淒楚動人。
在宗璞創作的新的時期，她所一貫追求的現實主義，仍然保留著樸素平實，委婉情致的風韻。不同的是，它業已失去五十年代的單純和透明感，代之而起的是特有的嚴峻、深沉，她的現實主義藝術方法更臻於成熟。因為這股活水曾潛入地下，它畢竟積澱著大地的隱痛，畢竟經過地層的擠壓和裂變。在《弦上的夢》裏，我們忘不了這樣的細節：樂(王君)打開書櫥讓梁遐找書看，這時梁遐觸景生情，從爸爸也有許多書想到爸爸的冤死。她愛，她恨，但她沒有眼淚。樂(王君)倒是希望她痛哭一場，以宣泄她心頭過分的悲哀。“但是，梁遐衝進她的船裏（她的床），隻在書櫥上留下兩個指甲印。”這裏沒有呼天搶地，沒有憤慨陳詞，把最熾烈的情感都蘊藏在那深深的指甲印裏。在沉靜的表層下，奔湧著內在的烈焰。
如果說，宗璞在複出後的創作仍然沿著現實主義的軌跡在行動，這隻能是事實的一個方麵。如同整個現階段的文學一樣，她的創作也麵臨一個新的開拓期。發展著的社會現實催動新的藝術創造。她和許多活躍的探索者一樣，以藝術家的勇氣在進行多方麵的探索試驗。對這種情況總的描述應當是，宗璞在取得現實主義成就的同時，開始了對於業已形成的藝術風格的拓展與變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進行某種有意識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說過，“我自1978年重新提筆以來，有意識地用兩種手法寫作，一種是現實主義……一種姑名為超現實主義的，即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成比例，卻求神似”。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筆下為什麼會出現《我是誰？》、《蝸居》這樣具有鮮明的現代傾向的作品來。《我是誰？》使現實的人變成了爬行的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