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天意！當警車終於停下來的時候，這個感覺再次從戴向軍的腦海中蹦了出來。
原來，報告會的場地竟然就是南都黨校禮堂——戴向軍剛來南都時參加“黃埔二期”培訓的地方！當初正是在這個禮堂，柯正勇被選舉為“黃埔二期”的班長，戴向軍被培訓部主任推薦為柯正勇的聯絡員，柯正勇成為戴向軍的“首長”。也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戴向軍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大潮，並最終從一個觀潮者變成一個弄潮兒，成為南都大地上一顆耀眼的企業家和“天安帝國”的主宰，而今天，還是在這個地方，他卻身穿囚服，淪落為人民的罪人。整整二十年，曆史長河中的一瞬間，戴向軍從起點又回到原點，而留給他的，隻有悔恨，沒有怨恨，要怨，也隻能怨自己，怨自己在個人資產膨脹的同時欲望也得到了無節製地膨脹，怨自己為了實現一個並不罪惡的目標采取了罪惡的手段。假如生活可以重新開始……
戴向軍與丁有剛後來又談了什麼無人知曉，因為後來他們倆談話的聲音非常低，低到隻有他們兩個自己能聽見。
其實他們倆到底談了什麼已經並不重要，即便南都電信能為南都天安的銀行貸款擔保，估計也不是一天兩天甚至不是一個月兩個月能夠辦理下來的，因為正像丁有剛自己說的，他不是董事長，即便他是董事長，也還有一個說服其他董事一起在董事會決議上簽名的問題，考慮到丁有剛要當上董事長不是一個月兩個月能夠搞掂的事情，所以為天安擔保也就不可能雜短期內實現。從另一方麵說，南都電信是不是能為天安擔保對戴向軍也已經並不是很重要了，能做更好，不能做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畢竟，天安已經不是他戴向軍的了，戴向軍已經把南都天安整體轉讓給陳四寶了，萬一貸款主體“重組”不成，隻要戴向軍把南都紅樓賣掉，讓天佑實業重新變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殼”，那麼，即使將來銀行來追討欠款，也隻能按擔保協議要求陳四寶來承擔連帶責任，替天佑實業償還銀行貸款了。所以，戴向軍的工作重心又發生了轉移，轉移到出讓“南都紅樓”上來了。
“南都紅樓”的出讓並不順利。主要是標的太大，找不到合適的買家。而整個“南都紅樓”度假村是一個整體，不好分割，所以，更曾添了出手的變數。不過，戴向軍是個不服輸的人，越是難度大的事情越能激發他的挑戰性。他畢竟是做過資本運營的，思路寬闊，想著如果單純把“南都紅樓”度假村當做一個產品出售，這麼大的標的，確實很難找到合適的買家，但如果把它當成某個上市公司資本運營的道具，那就簡單了。按照這個思路行走，戴向軍很快就發現找到了一個廣闊的市場。但是，正當他整體出讓南都紅樓有些眉目的時候，出事了，出大事情了！
陳四寶跑了。
跑得不聲不響，跑得無影無蹤，和他第一次從南都消失一樣，突然從香港消失，消失得就好象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陳四寶這個人一樣。
也確實沒有這個人。陳四寶早已經是南太平洋島國的公民，他在那個島國上的名字肯定不是“陳四寶”。
所不同的是，當年陳四寶從南都消失的時候，還沒有忘記把最後一筆利潤屬於戴向軍的部分打到了戴向軍的個人帳戶上，這一次正好相反，陳四寶消失的時候，一分錢沒有給戴向軍留下，把他所能卷走的錢財全部卷走了。不僅把香港天安帳戶上的資金全部卷走，而且把南都天安帳戶上的資金也全部卷走。考慮到陳四寶是專門做“金融服務”生意的，很在行，所以，這些資金和他的人一樣，走得幹幹淨淨，一點蹤跡都沒有，查都沒有辦法查。
直到這個時候，戴向軍才發現自己為陳死寶精心設計的陷阱有一個天大的漏洞。這個漏洞就是分期付款。由於是分期付款，事實上，陳四寶隻支付了很少一點資金，就全麵接管了南都天安和香港天安，然後，采用延緩支付甚至延緩發工資以及變賣資產的辦法，迅速把天安公司變現掏空，然後資金和人一起消失地無影無蹤。如此，真正跳進陷阱裏麵的就不是陳四寶，而是戴向軍自己了。
真是自己挖的陷阱自己跳啊！
更為糟糕的是，陳四寶剛剛消失，有關部門就收到一封檢舉信，信中揭發關於南都天安的整體轉讓是非法的，無效的，因為當初在工商管理部門簽字的並不是受讓方陳四寶本人，而是戴向軍單方麵找人冒充的。有關部門接到檢舉信之後，立刻對備案文件簽名筆記進行鑒定，果然發現“陳四寶”的簽名前後幾份文件不一致，不是前麵的簽字有假，就是最後的簽字有假，因此認定股權變更無效，撤消原先的變更，並追究戴向軍的相關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