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墓稱“袁公林”，這是徐世昌給提的名字。
本來，老袁入土後，長子袁克定想請世伯徐世昌題寫“袁陵”二字。
水晶狐狸徐世昌一琢磨，不行，陵乃帝王之墓之意，而令尊生前稱帝未果，取消了“洪憲”年號，此時用“陵”的話，會挨罵的。
徐世昌開始忽悠袁克定，據《說文解字》來看，陵與林可以互用，因此，避陵之嫌，但有了陵之實，就稱“袁公林”，如何？
袁克定隻得應允。
一切都結束了。
一個時代的篇章，暫且畫上個句號。
不過，袁世凱想當帝王，去世時卻連個“陵”字都沒撈著；孫中山啥也不想要，去世後卻得了“中山陵”。
後人給畫的句號，真是有點兒意思。
群龍無首
茨威格在《拜占庭的陷落》一文說：“在曆史上，就像在人的一生中一樣，瞬間的錯誤會鑄成千古恨，耽誤一小時所造成的損失，用千年時間也難以贖回。”
袁世凱就是這樣。不僅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而且百年以降，人們仍然不寬恕他。
曾經威風八麵的袁世凱就這樣淒涼地回到了洹上，走進了曆史。
人常說“蓋棺定論”，其實，蓋棺就能定論嗎？
有的人，沒蓋棺就能定論；有的人，蓋棺即能定論；有的人，蓋棺一百年了，卻仍不能定論。
曹操死時，羅貫中在小說中寫入長詩的最後四句：“古人做事無巨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一百年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罵袁，百分之一的人在讚袁，不管是多少評價，有幾人能真正理解袁呢？
鳳凰網“袁世凱”專欄有這樣一段話，比較中肯：“細想想，袁世凱並沒有違反民族大義、賣國當漢奸，他的所作所為，隻是不恰當地進行了一次政治體製的改革，開了慣常所謂的倒車而已，而且這個所謂的倒車，退得實際上也有限，絕非像後來人們批判的那樣，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製不過是君主立憲而已。”
人民網的人民論壇曾於2012年5月16日刊載了民革中央辦公廳蔡永飛先生的文章《袁世凱的貢獻為何不被曆史承認》，裏麵有這樣一段話：
其實，如果說辛亥革命帶來了民主的時代潮流的話，那麼袁世凱所“逆”的是孫中山革命黨人所倡導的民主的形式，而並沒有“逆”其民主的實質。袁世凱的皇帝是“立憲皇帝”，這個“皇帝”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皇帝的含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洪憲皇帝”所受製約的程度並不亞於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軍政”、“訓政”，至今看來也是十分難得的。
不知這兩段話，可不可以算作知老袁的話。
不管怎麼說，我們在評價曆史人物的時候，有必要重溫兩段話。一是列寧的話，二是習近平的話。
列寧指出：“批判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需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習近平指出：“評價曆史人物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去分析，做到‘六個不能’，即：不能離開對曆史條件、曆史過程的全麵認識和對曆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曆史必然性和曆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曆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曆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隻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這才是科學、理性、唯物、辯證的曆史觀。
人們終於把袁世凱罵死了，大家終於可以長出一口氣了，天下終於可以太平了。
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要想了解一個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他存在的時候看不出來，要等到他離去的時候，才能開始看出來。
以國人所熟知的《紅樓夢》中故事為例，當王熙鳳身體不好，賈探春出來主事時，那些丫環小子老媽子之流，哪個是省油的燈？哪個不想欺負她幾下？哪個不想“民主”？如果沒有一個鎮得住局麵的人出來主事，結果會是什麼？那賈母、王夫人等人為老太妃送靈而不在家時，整個一座賈府的下人們折騰成什麼樣？正如魯迅先生曾經尖銳地指出：“底層的人們，也會互相傷害的。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華蓋集·忽然想到七》，《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