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禪師在兩宋間的學術追求
蜀學經緯
作者：碧蓮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蜀中禪師圓悟克勤（1063—1135）在成都出任昭覺寺住持。他的師父法演（1024—1104），屬與蘇軾同時代的人。有宋一代，是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建構完成（主要在唐代）後的一個大發展時期，禪宗的理論體係與傳播係統更是日新月異，嬗變激烈。法演和圓悟克勤，特別是後者，以勇於挑戰的精神，引發了禪宗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其意義並不亞於慧能當年引發的那場大革命（倡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
法演原係綿州（今綿陽）鄧氏子，35歲時始離俗入道，在成都研習百法唯識，頗得法相奧妙，但卻不諳禪門人士的口頭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他於是負笈出蜀，到南方去尋求答案。他後來常住黃梅五祖山（在今湖北），學得禪宗真諦，將自楊岐方會而下的臨濟楊岐派發揚光大，終至極盛，世稱“蘄州（黃梅屬蘄州）五祖”，又稱“五祖禪師”。其門下弟子濟濟，著名者22人，以佛眼清遠、佛鑒慧勤、圓悟克勤（佛果克勤）名聲最響。法演在參禪方法上，摒棄因循已久的機鋒、棒喝等模式而提倡“參公案”。他曾引豔詩參禪，而弟子圓悟克勤亦回以豔詩以示頓悟，毫不顧及可能招致犯戒的指責。（參見普濟編《五燈會元》卷十九）這種不拘一格的開放式手段，弘揚了南宗禪自信、自立、不迷信權威、樂觀奮進的教義精神，將禪宗的修持方法引領到一個新境界。
唐末五代時的禪風，多以當下“接機”為主，禪師們“上堂”的“法語”並不多見。但到了兩宋之交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後，禪宗從機鋒、棒喝轉變為文字禪、公案禪及話頭禪。促成這一轉變的，首先是法演，其次是在他教育提攜下用功最勤、思維最敏的圓悟克勤。
圓悟克勤原係彭州駱氏子，一生轉益多師，遍參知識。他於崇寧元年住持成都昭覺寺，至宣和七年（1125年）奉詔住持汴京（今開封）天寧寺。不久，“靖康之變”起，宋高宗踐祚於南京（今河南商丘），召克勤論軍國事，賜號“圓悟大師”。克勤亦奔走淮泗，力勸豪富輸將以紓國難。稍後，高宗渡江而南，稱臣於金，劃淮自守；又以僧寺財貲，鬻度牒，賣師號，課香水錢。圓悟克勤力諫未果，遂經廬山返蜀，再度住持昭覺寺，直至紹興五年（1135年）逝世。這期間，他注意到禪宗講學中實際存在的“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的尷尬狀況，遂以大立文字的方法完成了禪宗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碧岩錄》十卷。
《碧岩錄》是以圓悟克勤在昭覺、靈泉和道林三寺對雲門宗雪竇重顯《頌古百則》語錄的講解為基礎，由他的門徒整理而成的。其將公案、頌文、經教三者結合起來，以評唱（注釋）為主要特色；且在評唱中時用機語，又以夾注或透機鋒，“創造了一種新的禪宗經典形式”（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