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始終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蠅的不能逃出蛛網。”[6]老舍深受康拉德悲觀主義的影響，在小說《月牙兒》的創作中也始終籠罩著憂傷和焦慮。所以，筆者認為，老舍先生創作《月牙兒》的目的並不在於揭露、諷刺、批判，而是試圖通過小說抒寫作家內在的生命悲感——生存即苦難，活著即煉獄。
小說所蘊含的生命悲苦意味通過母女兩代煙花女子的悲慘命運表現出來，她們的形象塑造和人生軌跡相應地成為了確定小說中心思想的主要載體。
“我”的人生軌跡大概可以分為五段，每一段走向下一段的過程就是一步步墮落一步步“清醒”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我”逐漸形成扭曲甚至是畸形的世界觀、人生觀。在第三段軌跡中，因為媽媽的再一次改嫁，逼使“我”單槍匹馬去闖社會；同時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給婦女的規定的最終結局，從而使“我”緊緊盯住了賣淫作為生存的唯一出路而稍顯輕易地放棄了其他生存方式。或者可以說，“我”是帶著先驗的宿命感和悲苦感，終於走上了母親的道路。這也便標誌著“我”完成了對社會的認識，形成了“我”所謂的比高小同學、“小磁人”、感化院的人關於人生、關於世界的更精明的見解。
我遇見幾個同學，有的升入了中學，有的在家裏作姑娘。我不願理她們，可是一說起話兒來，我覺得我比她們精明。原先，在學校的時候，我比她們傻；現在，她們顯著呆傻了。她們似乎還都作夢呢。她們都打扮得很好，像鋪子裏的貨物。
我可憐這個小婦人，她也是還作著夢，還相信戀愛神聖。
“我”看明白了女人就一條路可走，因為“我”充分體味了生命悲苦而她們還在做夢。“我”自以為已經洞徹了生命的本質人生的真相，所以“我”反過來瞧不起那些“有飯吃”“作著夢”的高小同學，對“小磁人”也是“優越感與同情心並生”[7]，“我”甚至嘲笑她們的愛情和夢想。看上去，“我”這種精神優越感似乎有理，但實際上，嘲笑愛情，顯示的是“我”不敢期待愛情的精神創痛；嘲笑夢想，突出的是“我”不能擁有夢想的無奈，這是對作品生命悲感主題的充分表達。並且，小說中拿“我”的現實跟她們的夢想對比，並非為了否定那些夢想，恰恰相反，“我”對那些夢想的否定，顯示的是“我”的偏執與狹隘，從而突出、強調的是“我”的生命悲劇——不僅從肉體上接受了賣淫，甚至精神上也認可了這一選擇。
“我”在被抓到感化院之後，並不接受感化院的改造，最終進了監獄。
獄裏是個好地方，它使人堅信人類的沒有起色；在我作夢的時候都見不到這樣醜惡的玩藝。自從我一進來，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經驗中，世界比這兒並強不了許多。
“我”的以上見解，充分表達了人物的絕望蒼涼之感，而作者所表達的生命悲苦意味在這裏也達到了高潮。
我們再看作者是怎麼刻畫母親這一形象的。
有時月牙兒已經上來，她還哼哧哼哧地洗。那些臭襪子，硬牛皮似的，都是鋪子裏的夥計們送來的。媽媽洗完這些“牛皮”就吃不下飯去。
媽媽的手起了層鱗，叫她給搓搓背頂解癢癢了。可是我不敢常勞動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襪子熏的常不吃飯。
她對我很好，而且有時候極鄭重地說我：“念書！念書！”
順著牆坐著媽媽，身兒一仰一彎地拉風箱呢。
作者著意刻畫母親勤勞的特質，跟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慈母別無二致。就算描寫母親做暗娼，作者也隻是輕描淡寫母親的裝扮、姿態——“打扮著，還愛戴花”“不落淚，反倒好笑”“在門口兒立著”……在這些描繪中，作者沒有使用任何一個貶義的詞加以修飾，全部是中性的白描。因此，作者並沒有懷揣著反思的態度去審視母親，也沒有刻意地去突出母親身為暗娼的風塵味，而是見好就收，點明母親的暗娼身份就足夠。
母親身為暗娼，作為女兒的“我”很難接受，但又覺得母親是可原諒的，因為她得“顧我們倆的嘴”。審視女兒“我”的心理變化，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不在於批判暗娼這一職業，也不在於批判母親的道德敗壞，而是通過母親在道德上的尷尬使生命的悲苦意味顯得更為深切。
所以，老舍的筆下塑造了這樣的“我”和母親：不為批判社會的黑暗，也不為控訴男性的霸權，僅僅是因為作為一個“窮人”和“末世人”，因天然自帶著由時代而生的憂傷，不可避免地發出對生命悲苦的歎息。
三、《月牙兒》創作探由
在“五四”文學傳統的影響下，老舍“第一個把‘鄉土’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過程中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與心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並獲得了巨大成功。”[8]他的創作繼承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的現實主義手法，呈現出“一種最接近生活的樸素的、本色的現實主義。”[9]他關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文化內涵，堅持按照實際見聞與切身體驗反映生活與塑造人物。在老舍的作品中，讀者往往可以深刻地體會到下層貧民生活的苦澀與辛酸。
應該說，老舍從不以一位極富思想深度，極具深刻思辨能力的作家自居。他不像“魯迅那樣把創作的焦點對準下層人民的精神創傷”。他首先“需要顧及他們遭遇的肉體戕害！”[10]這樣的創作特色，與作家的生長壞境、思想情感是分不開的。
1.老舍的出身
老舍，一個“伴隨著清王朝覆滅而生長於北京的窮人和末世旗人。”[11]家庭出身與時代背景賦予了他獨特的個性氣質。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於北京西城的一個滿洲護軍家庭。父親是京師正紅旗下的一名普通士兵，在老舍1歲半的時候，死於與八國聯軍的激戰中。老舍出生的時候大姐已經出嫁，家裏剩下父母、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一家人全靠父親每月從衙門裏領回來的3兩銀子和一點點米過日子。父親死後，老舍由寡母馬氏撫養長大。母親是位勤勞堅強的女姓，靠給人家洗衣補襪過活，生活的艱辛程度可想而知。這樣窮困的生活賦予老舍“窮人”的身份體認，所以老舍比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其他作家更能從本能，從生命的原生態色彩去體味貧困，表現貧困，從而使得他筆下的人物也蒙上了一層生命的原色。童年的艱苦，使老舍對下層人物諸如車夫、妓女、巡警、藝人、工匠、小商販的生活了如指掌。貧困生活的洗禮又令老舍對這些人物保存了一份悲憫的心情。無獨有偶，老舍的母親跟《月牙兒》中的母親形象非常相似，除了沒有為娼，《月牙兒》中的母親可以說就是老舍的母親。老舍便是靠母親給人縫縫補補、洗洗涮涮拉扯大。“為了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12]“……母親雖然知道讀書的重要，可是每月間三四吊錢的學費，實在讓她為難。”[13]苦難的童年記憶，使老舍對生存的艱辛有深刻而獨特的體會。
2.老舍的民族心理
除去“窮人”的身份，老舍更為其所累的是“末世人”的境遇。如果說“窮人”的生存狀態給老舍帶上了不可避免的物質枷鎖，那麼“末世人”境遇帶給老舍的更是沉重的精神壓抑。1911年，以孫中山為領袖的一批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了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辛亥革命，它不僅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從民族意義上來講，它也推翻了滿洲貴族差不多三個世紀的統治。不過，當時連帶身處下層的滿人也難逃厄運。彼時，滿人的形象遭到空前的醜化，整個滿族人民的生存也相應出現危機，陷入貧困的境地。老舍作為出生在清末民初的滿族人，自然見證了以上曆史過程，“他親眼看到，京城裏大批大批的滿人，為了活命，四散而去，除少數人進工廠礦山當工人、下鄉當了農民外，絕大多數都跌進了城市貧民的行列。”[14]“滿民族由清代的所謂‘人上人’，一舉滑落到民國年間的悲苦莫名”[15]，這樣的曆程帶給老舍的是沉重的精神壓力，也使老舍民族心理變得敏感起來。小說《月牙兒》即是老舍這種民族心理的同聲表達：當人身自由與生存困境捆綁在一起的時候，自由便失去了它的價值——無法生存的人也不可能享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