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生命的悲歌
文苑漫步
作者：龔婕妤
提 要：《月牙兒》是老舍前期的創作。小說舍棄了他一貫的幽默方式，帶上了生命沉重的枷鎖，把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將一曲生命的悲歌演繹得淋漓盡致。《月牙兒》“反希望”的創作態度，乃是由老舍貧寒出身、末世人境遇以及宗教情懷所決定的。
關健詞：學者歧說，生命悲苦，末世旗人，反希望
小說《月牙兒》是老舍先生創作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一部中篇作品。它取自於老舍在上海“一·二八”抗戰（1932年）中不幸被毀掉的力作《大明湖》，其以濃鬱的抒情性區別於老舍先生的其他大部分創作。後來，老舍先生在談到《大明湖》時這樣說到：“被焚之後，我把其他的情節都毫不可惜的忘棄了，可是忘不了這一段，這一段是，不用說，《大明湖》裏最有意思的一段了。我愣願要《月牙兒》而不是《大明湖》。”[1]隨著《月牙兒》的出版問世，對小說《月牙兒》的研究也同時起步，從各種向度探討分析此小說的論文專著層出不窮。研究其敘事技巧者，有之；探索其語言藝術者，有之；討論其思想主題者，有之；從接受美學角度切入者，亦有之。細讀文本，筆者對《月牙兒》的主題表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揚棄學界已有觀點，筆者希冀在《月牙兒》的主題探索方麵做出一點自己的努力。
一、學界觀點述評
《月牙兒》的主題之辨曆來歧說紛呈。有人認為，《月牙兒》揭露諷刺了社會黑暗，作家用深情的筆觸給予下層人民深切的同情；有人認為，《月牙兒》批判了男性霸權，為女性弱勢群體大叫冤屈；有人認為，《月牙兒》通過代言體，通過女性性別體驗表現妓女悲慘生活境遇的同時，表達強烈的女性獨立意識；也有人認為，《月牙兒》反思了個性解放；還有人認為，《月牙兒》是老舍先生的某種精神自傳，是中國文人心態的曲折表達。
一般說來，黑暗社會必然有黑暗的緣由，黑暗社會往往有黑暗的代表。但是，在小說《月牙兒》當中，作家並未試圖塑造出典型的黑暗勢力或者惡人代表並賦予這些角色壓迫的權力。爸爸生病去世，“我”八歲學會上當鋪典當東西，媽媽洗臭襪子洗衣服維持生計，媽媽做暗娼，“我”當女招待，“我”做暗娼，一路走來，雖然艱苦，但是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一個“反動派”壓迫我們，毀滅我們，也沒有具體的社會製度逼迫我們走上不歸路。“媽媽整天的給人家洗衣裳”，“有時月牙兒已經上來，她還哼哧哼哧的洗”，“媽媽的手起了層鱗，叫她給搓搓背頂解癢癢了”，“她瘦，被臭襪子熏的常不吃飯”[2]……作家反複鋪陳媽媽的辛苦，卻無意在敘事層麵上追問到底是什麼造成了母親的這些辛苦。學校換掉“胖校長”之後，“我”必須要出去找工作了，“走了整整兩天，抱著希望出去，帶著塵土與眼淚回來。沒有事情給我做。”後來，找到了飯館女招待的工作，卻因不願賣弄風情而失去了這份工作。這些敘述也僅僅停留在描述“我”的生存困境層麵而放棄挖掘社會分配製度、就業製度等深層問題。所以，如果作品反複鋪陳人物的悲慘命運卻不涉及任何惡人惡事，不追問任何社會意識的話，那麼這些悲慘的人物命運可能更側重於抒發生命哲學，而非控訴社會黑暗。
爸爸生病去世，將“我”和母親逼進了一個極度窮困的境地——“剛八歲，我已經學會了去當東西。”母親意識到男性的重要作用，於是給“我”領回來了一個新爸爸，“我們”過了三四年好日子，結果不想幾年之後，新爸沒說一聲就走了。然後，媽媽開始“打扮著，還愛戴花”。漸漸地，事情變得更壞了，母親嫁給了饅頭鋪掌櫃，與“我”分道揚鑣。後來，“我”又遇上了胖校長的侄兒，那個始終那麼溫和可愛，始終微笑的男人，成了“我”認識男人的最初引導者。他利用“我”的天真無知把“我”變成跟媽媽一樣的人。他的妻子“小磁人”找上門之後，“我”放棄了他，成為了小飯館的第二號女招待，可“我”又不願意在男人麵前賣弄風情，最後，“拿了一塊零五分錢，我回了家。”所有的情節看上去都是因為男人，“我”才有了這可憐的生活。可在男人的背後，潛伏著更大的現實——“我”餓，“飯是實在的”，“實在掙不上飯吃，女子得承認自己是女子，得賣肉！”“肚子餓才是真大的真理。”從文本分析來看，雖然文中多多少少包含著批判男性霸權這一內容，但是不足以構成文本的核心主題。在小說中，“我”雖然因為男人而獲得過好生活，但畢竟還是有選擇的自由——“我”可以離開那個體麵微笑的男人，“我”也可以不當飯館女招待。從這一層麵來說，“我”是擺脫了男人而自由的。所以，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作家並不以描寫男性霸權對女性的戕害為目的，而以抒寫因貧窮無法維持基本生存的焦慮為意圖。
從古至今，曆來有代言體——男作女聲的作品出現。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居，花間詞人閨怨四溢。弗洛姆說過：“我們必須永遠記著，在每個人身上都混合著兩類特征，隻不過，與‘他’或‘她’性別相類的性格特征占多數而已。”[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每個人身上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易性可能性，在文學這樣浪漫的虛擬世界裏，易性更非難事。老舍在《月牙兒》裏轉換性別姿態，以女性性別體驗了一把妓女的生命。但就此認為《月牙兒》主要體現了女性意識，筆者認為有失偏頗。仔細分析小說文本，我們不難看到，小說大量筆墨觸及之處是妓女這樣的下層女性如何在社會上艱難生存，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生命的深淵。老舍在小說中大量抒發的是“婦人隻有一條路走，就是媽媽所走的路”這樣的生命感悟，母親的事業由女兒“世襲”，母親的過去就是女兒的將來——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帶有先驗性質的生命悲感。對此硬要冠上女性意識的帽子，則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另外，筆者以為老舍之所以選擇以第一人稱內視角敘事，正是為了便於抒發老舍作為“生長於北京的窮人和末世旗人”[4]所天然自帶的生命悲感。
人本主義心理學主要創建者之一馬斯洛提出人類需要有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月牙兒》中作家著力描寫的是“我”跟母親的生存困境，傳達的是人的基本生存無法保障的焦慮和哀傷。明顯，這處於人類需要的低層次——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傳統文人士大夫對自身價值能否實現的歸屬感或者說對當權階級的依附心態，顯然屬於人類需要的高層次——自我實現需要。“我”與母親連基本生存都很難保障，哪裏有多餘的精力去在乎是否有歸屬感，是否感受到了被愛，是否得到了尊重，更遑論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有研究者認為，“文本最實質性的內在含蘊乃是對文人（知識分子）的現實生存處境及其內在精神世界的一種曲折的展示與表達”[5]是不足取的。
二、抒寫生命悲苦感受
《月牙兒》采用第一人稱內視角作為敘事角度，議論抒情占了小說的很大比重。母親為什麼要走上暗娼的道路？是不是因為除了暗娼沒有別的工作可做？不是，母親在做暗娼之前，洗過衣服洗過襪子，甚至選擇了一條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道路——改嫁。是不是靠洗衣服洗襪子，甚至改嫁都無法改變生存困境，而必須要選擇這樣一條不歸路？關於這一點，作者沒有給出邏輯嚴明的回答。母親選擇賣淫而不是靠做其他工作維持生計是作者主觀得出的結論，而非情節發展自然生成的結果。
而“我”之所以一步步走上賣淫的道路，乃是漸漸看明白了現實——“婦人隻有一條路走，就是媽媽所走的路。”但在小說的情節發展中，這些情節並不是環環相扣的，中間存在縫隙。比如，“我”被男人欺騙過一次之後就能夠完全否定愛情存在的意義，就此不相信婚姻嗎？一兩個月找不著事做，就必須要去做暗娼嗎？甚至，如果連在飯館賣弄風情都不願意，為什麼又願意走進“最後的黑影”呢？這些問題在小說中找不到嚴格的答案。所以，在小說《月牙兒》當中，其敘事層與抒情議論層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老舍先生作為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名的大師，寫作功底深厚，這樣的操作肯定不應該屬於技巧上的失誤；那麼，對於《月牙兒》存在的這樣的現象，我們該怎麼解釋呢？恐怕我們隻能認為這是老舍有意為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