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白居易的詩之所以不脛而走，廣為人知，除了其平民性、通俗性以外，還借助了雕版印刷術。這是前朝文人想都不敢想的。而唐代特別是唐後期普通老百姓之所以多能吟詩、做詩（孟郊《教坊歌兒》有雲：“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也是整個大唐王朝的詩國氛圍滋潤浸染的結果。而這個氛圍的營造，自然離不開價廉物美的紙張與先進的雕版印刷術的出現——越到唐後期越是如此。
二、揚一益二：天下之盛
唐代工商業的急速發展，使數十上百個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和水陸交通要衝，成為商業城市。其中特大型及大中型的有影響城市就有長安、洛陽、揚州、益州、廣州以及江陵、鄂州、江州、洪州、蘇州、杭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太原、涼州等。揚州和益州是長江流域商業帶一尾一頭的兩個重要中心，唐宋間人稱“揚一益二”[5]。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九裏則記：“‘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州一而蜀次之也。”
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的交會要衝，漕糧、海鹽等南來北往的物資經此中轉，不僅是國內糧、鹽及南北貨物的聚散地，而且也是當時中國與海外交流的重要通商口岸。由日本來華的商船，可直入揚州；也可由揚州開往日本。經南海來的外國商船除駛往福建、廣州外，也可徑泊揚州。江淮、湖湘、嶺南、巴蜀等地的許多物產，如茶、米、絲、蜀錦等特產，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的海鹽，大多在揚州聚散。唐朝鹽鐵轉運使的治所也設在揚州，來自全國各地的鹽商多在此集聚。諸道節度觀察使等官僚和豪賈富商，則大多於此開辦邸店；大食（阿拉伯帝國）、波斯等國商人亦紛至遝來。時邸店林立，商業繁盛，而且還出現了夜市。中唐詩人姚合在《揚州春詞三首》其三裏就提到“市廛持燭人”，可為證。比他稍前一點的王建則有《夜看揚州市》雲：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
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同時期詩人李紳的《宿揚州》也歎道：
……
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鬥牛。
今日市朝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
為什麼說“今日市朝風俗變”呢？原來初唐朝廷沿襲西漢以來的傳統，規定：“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6]。揚州夜市的出現，無疑沒有遵循法令。這一方麵顯示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力量，同時也反映出官府的寬容或者應時而變的智慧。
唐天寶六載（747年），揚州人口已近50萬，僅旅居揚州的阿拉伯商人就達約5000人之眾。開、天年間（713年—756年）唐朝在全國各地開設有99座鑄錢爐，其中10座就設於揚州。唐代的揚州商旅雲集，熙來攘往，舟楫如蟻，溢於河次，盡顯東方大都市的風采。曹聚仁先生在《萬裏行記》中說：“揚州成為世界城市，有1500年光輝的曆史，比之巴黎、倫敦更早。”[7]
其實不僅是揚州，包括廣州、長安，特別是長安，更可謂當時世界性的大都會。關於長安，接下來我們會有敘述。關於廣州，這裏僅提供兩條資料為證。一條是《唐國史補》的記載：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
另一條則為《唐大和尚東征傳》所記：
江中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此外，張星烺先生考證說，唐代廣州海船輻湊，外商雲集。唐末黃巢起義攻入廣州時，僅死於戰亂的外商即“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8]之多。成千上萬的外商經陸路、水路不遠萬裏，風塵仆仆地來到中國，不僅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大交流，而且帶來了逐利崇商、經商致富、舉商興國的新觀念，使絕大多數沒有機會走出國門的國人眼界大開，從而在更大範圍內更深層次上促進了唐朝商品經濟的大發展。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揚一益二”中的益州。益州在唐代的治地範圍約當於今成都地區，但有時又用以指代蜀地。當時成都是長江上遊最大的中心城市。據貞觀十三年（639年）的統計，成都時有戶11.7萬餘，天寶元年（742年）16萬餘；唐中期的元和年間（806年—820年）則為4.6萬餘。若按“唐型家庭”每戶平均7人計算，即貞觀十三年、天寶元年及元和年間成都人口分別達到82萬、112萬餘及32萬餘之多。
成都是唐代經濟興盛繁榮的重要地區。其人口稠密，市場四布（有東、西、南、北四市），不僅有固定而繁忙的交易活動，而且還按季進行藥市、花市、酒市、燈市、蠶市、鹽麻市等專業貿易。至晚唐，也出現了夜市，《方輿勝覽》卷五十一所記“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可為證。當時的蜀錦、蜀紙、蜀麻在外銷經濟中非常活躍，而陶瓷、漆器、製扇、釀造、冶鐵、雕版印刷等行業的發展，則不僅對本地區的繁榮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全國經濟文化的進步，也具有重大影響。前舉麻紙與雕版印刷術已能說明問題。隋唐時期，益州（成都）地區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征伐，社會局麵相對比較安定，從而使封建經濟進入一個極盛時期。此時益州經濟和揚州經濟同為唐王朝財賦的兩大支柱。誠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書相公見寄序》中寫道：“時號揚、益，俱為重藩，左右皇都。”從安史之亂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南避入蜀，利用蜀地財力、物力再作恢複，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亂、唐僖宗避黃巢起義。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以鎮蜀，如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禮部尚書蘇頲，宰相楊國忠、杜鴻漸、武元衡等。與此相應，在唐後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從劍南三川[9]節度使及淮南節度使中遴選。據統計，自憲宗元和元年（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劍南三川因此被認作是“宰相回翔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