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京師長安：萬國來朝
唐代中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不用說仍是長安（其地位自西漢以來一直未變）。長安位處西域商道的東端，它不僅是大一統的唐王朝的中樞，而且也是這個當時世界頭號大帝國的象征。
據考古發掘和史籍記載，長安工商業的發展超過隋代。這首先表現於長安人口的激增：“今京之人，不啻百萬”，“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10]若按杜正勝“唐型家庭”的算法，當時長安人口總數應為196萬人。
唐代長安城的城牆周長為36.7公裏，城市呈棋盤狀布局，由ll條南北大街和14條東西大街分割而成；擁有108個“坊”（即小區），坊間有巷道可通，而且各坊均有專司管理。坊以外有東、西兩市，對稱地坐落在皇城外的東南和西南。市是手工業和商業的場所，兩市僅占4坊大小的麵積。市中心為寬達百步的朱雀門大街，從皇城的朱雀門一直通到外郭城的明德門。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國：傳統與變遷》裏指出：
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麵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麼井井有序。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時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從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11]
此時的長安城，萬國來朝，朝廷每天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使者，大街上湧動著各種膚色的商旅……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12]形象地傳遞出處於興盛時期的大唐氣概與帝京風采。
當時長安擁有近二百萬人口，需要大量物資供應。全國和外國的商人，從四麵八方彙聚京都，興販貿易，推動長安東、西兩市的商業走向興旺繁盛。在東、西兩市出售同類貨物的店肆，被集中排列在同一區域，這叫行；堆放商人貨物的貨棧，稱為邸。邸招徠外地的商客，並替他們代辦大宗批發的交易。關於兩市的行業，僅見於曆史記載的就有：鐵行、肉行、筆行、大衣行、鞦轡行、藥行、秤行、絹行、麩行、魚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鋪、波斯邸等等。史籍記載說，長安東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麵立邸，四麵珍奇，皆所積集”[13]。會昌三年（843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總燒盡”[14]。西市唐肆則“如東市”。高宗龍朔（661年—663年）以後，“商賈所湊，多歸西市”[15]，即是說，西市的繁榮超過了東市。
考古工作者在對西市遺址進行調查後報告說，唐後期曾對西市的大街小巷和排水設備，進行過大規模的重建，其布局和建設比以前更加完備周密。當時店鋪一般都臨街開設，比肩列立。各店鋪的進深約為三米多，寬約四米至八米，即一大間至三間左右。有的店鋪附有加工場和作坊。[16]
進入中唐以後，在東市東北處的崇仁坊及其他街區也出現市場。其熱鬧程序堪與兩市媲美；而且，此處市場“盡夜喧呼，燈火不絕”[17]，顯屬“夜市”無疑。初唐除前述法令禁止夜市外，還特別規定長安各坊、市晨暮擊鼓，以傳警啟閉坊、市門。[18]長安商人在中唐時期即開始藐視禁令法規，而官府也予以了默許。這真是時移世變啊！
唐代作為兩京之一的洛陽興建於隋大業元年（605年），稱為東都。唐沿襲下來，仍以舊稱，或名東京。它城牆周長26公裏，有107坊，每坊方三百步，設南市、北市、西市三個市場。宮城、皇城居於城的西北角。三市的北市及附近地區，是洛陽繁華的地方，彙集有眾多行業和胡商，開有許多旅館、酒店。南市在隋代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入唐以後繼續繁盛，一直持續到唐後期。
唐代亦在地方設市場，規模遠勝西漢。其不僅在州治，而且在大多數的縣治，都設有市。官府有市令常駐管理。市的各行有行頭，負責對官府納稅、交涉相關事項。
在州、縣的市場以外，唐代在廣大農村還興有草市。草市是鄉村間進行貿易的場所。在唐代，草市遍布全國，不僅在經濟發達的黃河流域、江淮流域以密布，即在嶺南、湖南的一些邊遠窮困地區，也有草市。草市是一種定期集市，有隔日的、隔三岔五的，也有十多日一次的；還有季節性的等等，如前舉蜀地的蠶市，還有產茶地區的茶市、產橘地區的橘市等。當時糧食、布帛、柴草、竹木等農產品和漁產品與農、漁具及日用百貨、手工業產品屬於常年交換的貨物。
注釋：
[1][16]參見《中國史稿》第四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第254—255頁。
[2]參見唐人撰《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關於中國發明印刷術的時間，學術界尚有爭論。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第一次試驗木板印刷的時代大約是在6世紀。”（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頁。）
[3][4]參見《中國古代史常識·隋唐五代宋元部分》，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頁。
[5]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十七。
[6]唐·張九齡等：《唐六典》卷二十。
[7]轉見華強：《“揚一益二”話揚州》，《文史雜誌》2002年第6期。
[8]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篇》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交通》，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9]唐貞觀元年（627年）置劍南道，玄宗以後以益州（今成都市）為治所，轄境約當今四川大部及周邊省市一部。至德二載（757年）分置劍南東川（治所梓州，今三台）、劍南西川（治所今成都）節度使。唐中葉以後以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及山南西道（約當今四川、陝西及重慶部分地區，治所梁州，後改興元府，即今陝西漢中）三鎮合稱三川。
[10]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卷三十七，卷二。
[11]（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中文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頁。
[12]唐·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全唐詩》卷一百二十八。
[13][17]宋·宋敏求：《長安誌》卷八，卷八。
[14]（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15]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
[18]參見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九十八《馬周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