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工商業的繁榮與商業城市的崛起
史壇縱論
作者：子墨
提 要：唐代工商業的繁榮是全方位的，其不僅表現在官營手工業、商業的規模效應上，更重要的還體現在私營手工業、商業的蓬勃發展上。它們共同構成唐代物質文明的發達局麵，影響所及，沾溉海外。與此相應，它們亦推動數十上百座商業城市的崛起，使之成為區域經濟與全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中心。
關健詞：技能工巧，世界前列，揚一益二，長安布局
李唐王朝是當時世界上的頭號超級大國。不用說，這首先指的是其雄厚寵大的經濟實力。而這之中，主要歸功於高度發達的手工業、商業——它們一直處於世界的前列，積極影響著世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進步。
一、工商業：沾溉海外
唐朝在中央和地方設有專門機構來管理龐大的官營手工業。中央主管的最高機構為尚書省所屬工部，其下直轄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官營手工業組織寵大，分工精細。僅天寶十載（757年）這年，在中央將作監服役的工匠即達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人。《唐六典》載少府監役使的工匠皆“技能工巧”，計有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還不包括大批作簡單勞動的官奴婢、官戶等。官府手工業由於規模大，集中了天下先進技術、優秀工匠和豐富的優質原材料，因而能創造出許多精美絕倫的高級工藝品和氣勢宏偉的大型建築群。
私營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則是推動唐代手工業全麵進步的主要動力。私營手工業以迅速擴大的城鎮特別是大中城市專業手工業者隊伍為主力，他們主要製造、經營織錦、紙、銅鐵器、瓷器、糖、酒、金銀飾物等。有的私營手工作坊也頗具規模，如定州（治今河北定州）何明遠家的織坊即有五百張綾機。一般農村家庭手工業者（以婦女為主）則主要從事紡絹等紡織業，在她們中間產生出不少能工巧匠，生產出許多工藝精巧的紡織品。
唐代紡織業中心在河南、河北兩道特別是河南道。《唐六典》記載當時上等絹多產自河南，而優質布則多出自江淮一帶。當時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和亳州（治今安徽亳州）的絹最為有名。此外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的錦也頗負盛名，揚州則以錦袍享譽全國。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墓出土有唐前期的許多絲綢成品，製作都十分精致秀巧。其中年代久者尚有漢錦傳統，年代晚者則帶有波斯風味。
唐代的瓷器是手工業門類進步較快的產品，當時全國東西南北中各地都有瓷窯。其中青瓷以越窯為代表，產地主要在浙江。青瓷似玉如冰，清亮沁脾；青釉若群峰擁翠，秀色可人。白瓷以邢窯為代表，以邢州（治今河北內邱）為中心。白瓷細薄潔白，瑩瑩映人。當時西川邛州（治今邛崍）大邑也有白瓷。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時，曾慕名向友人索要白瓷碗，並賦《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一首，曰：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當時饒州浮梁昌南鎮（今江西景德鎮）所燒青瓷與白瓷也有盛名，相傳有假玉器之稱。
唐代陶瓷工藝中名聲最響者莫過於唐三彩。這是一種鉛釉陶器，漢時就有萌芽，而興起於唐高宗前期，至開、天之際（713年—756年）達到鼎盛。其多姿多彩、花團擁簇的麵貌，可視為盛唐氣象的一大寫照。唐代絲綢之路（包括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最大宗商品就是唐三彩與瓷器以及上述織錦。在從當時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等地出發的海路（地涉太平洋、印度洋、南海、阿拉伯海、紅海和地中海）上以及沿岸各國，考古工作者都發現有唐三彩及各種瓷器工藝品。
唐代由於經濟發達，內河及海上交通線漫長，與之相關的造船業也規模宏大，造船技術居於世界前列。
唐太宗時想第二次征伐高麗，曾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的理財家劉晏僅在揚子（治今江蘇邗江縣南揚子橋附近）一縣就設有十個船場，造漕運船。唐代內河中，經常看見一種叫“蒼舶”的大船，長二十餘丈，可載六七百人。有的船竟在其上開圃栽花種菜，水手達數百名之多。當時在大運河及江、河、淮各河係的主要河道與沿海一帶，呈現出“弘舸巨艦，千軸萬艘”的盛大景觀。唐人的海船，近可航抵日本、朝鮮，遠則可達東南亞各國與阿拉伯海、紅海沿岸。阿拉伯人的《蘇萊曼遊記》說，當時隻有中國海船才能在險惡的波斯灣航行無阻。阿拉伯商人運貨東來，往往便租借這類海船。當時中國海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唐末造的大型戰艦，竟能載乘千人外加大量糧食。[1]
唐船所用工藝技術在當時世界上無有可匹敵者。唐船船體已采用鐵釘，以先進的釘接榫合的工藝連接。這一時期的歐洲航海大國，則仍使用古老的皮條繩索綁紮技術。考古研究還表明，唐船在建造上已擁有水密隔艙技術，用以加強船隻的抗沉性。德宗時期（779年—804年）發明的一種機動輪船，裝有可用於人力踩踏的雙輪，航行時有如乘風鼓帆，速度極快。
我國是造紙術與印刷術的故鄉。就造紙而論，唐代紙張產地很多，其中首推益州大小黃白麻紙，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華）、衢州（治今浙江衢縣）、越州（治今浙江紹興）、信州（治今江西上饒）的上細黃白狀紙以及蒲州（治今山西永濟）的細薄白紙名氣最大。
當時供造紙的各種新型原材料不斷發現，接連推向市場，促使紙張產量、質量比前朝大幅度提高，價格大幅度下降；包括書籍在內的各種紙質品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普及。
雕版印刷術大致出現於初唐。據說貞觀時期玄裝從印度取經回來後，用回鋒紙印木雕普賢菩薩像，一年數量達五馱之多。[2]從典籍記載並結合考古發現來看，進入唐後期，雕版印刷已廣泛應用於字書、日曆、佛經、詩文集和占卜書的出版。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鹹通九年（868年）王玠造《金剛經》長卷，是世界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有圖畫的雕版印刷品（現藏於英國）。成都是當時印刷業發達的地方。1944年在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晚唐《陀羅尼經咒》，是現存國內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唐代雕版印刷術經朝鮮與日本來唐留學生帶回朝鮮、日本。日本至今還保存著日本寶龜元年（唐大曆五年，公元770年）的雕印本《陀羅尼經》。日本學者認為這種經書的印刷方法，是從中國傳過去的。[3]歐洲直到14世紀末，才出現雕版印刷品，其“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國相同，說明歐洲的印刷術很可能是在我國的影響下產生的”[4]。
造紙業和印刷業的發達，為精神文明的傳播和提升創造了前提。唐王朝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發達程度之所以全方位地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這之中，造紙業和印刷業、特別是印刷業的勃興功不可沒。唐長慶四年（824年），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說當時揚州與越州地方，到處有人將他和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叫賣或換茶酒。這裏“模勒”就是木板雕刻，然後塗墨鋪紙，印刷成書（篇）。這說明唐代詩歌的傳播，在後期已廣泛運用雕版印刷這個快捷渠道了。難怪白居易在寫與元稹的信（即《與元九書》）裏會這樣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