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井鹽生產工藝革新與火井石油、天然氣的發現
井鹽業在明代後期出現重要的生產技術革新，這次革新發端於當時井鹽生產最為興盛的射洪、蓬溪一帶。與《蜀中廣記》作者曹學佺差不多同時的射洪人馬驥對方興未艾的井鹽生產工藝革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進行了實地考察並囑人繪製了《鹽井圖說》（已佚）。從《蜀中廣記》轉錄的《圖說》記述部分看，經過改進的鹽井鑽鑿工藝比宋代卓筒井更為細密，鑿井的程序和修治井工具已能適應不同鹽井深度和不同井徑的要求，能夠解決崩腔塞井、流沙冒白等各種井下事故，對勘探地下鹽礦資源、鑒別岩層結構具備了一定的地質科學知識。這些創造性技術革新必然帶來開發四川盆地侏羅係地層鹽鹵、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能力。正德末年（1521），嘉州、犍為縣在開鑿鹽井中發現石油，用以照明，之後在由官府主持下又續開數井；隨後在潼川州、富順縣開鑿出新的火井，發現有經濟價值的天然氣，並加以開采、利用，繼臨邛火井後再次創造出人類能源史上的奇觀。（參見傅漢思、張學君《中國火井曆史新證》，《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第19卷第4期，第383～397頁）
（二）明代四川商業與外貿的發展
明代初期，四川的商業處於低穀。洪武九年（1376），王朝詔諭“罷四川成都各府稅課局18所，令各縣兼領之，以其地僻，不通商旅故也”（《明太祖實錄》卷110）。宣德年間，這種情形有所改變，四川商業和貿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1.成都商業大都會與省內商貿市場
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明王朝提高全國商品流通量較大的33個府州縣的“市鎮店肆門攤稅課”，按舊稅提高五倍，其中便有四川的成都、重慶、瀘州三個商業城市。（參見《明宣宗實錄》卷50）這三個城市正好處在川西、川東、川南三個地區的商貿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實的水陸商貿都會，商貿活躍的程度自然高於其它地區。
明代成都仍然是全國三十餘個著名工商業都會之一，與省內外通商口岸保持著密切貿易往來。“南則巴蜀，成都其會府也。綿、敘、重、夔唇齒相依，利在東南，以所多易所鮮。”（張瀚《鬆窗夢語》卷4，《商賈紀》）從天啟《成都府誌·成都府治圖》看，成都已具近代城市輪廓，市區街道縱橫，以蜀王府為中心，形成東西和南北走向的若幹通衢大道，再輔以各種坊巷，布局完整、謹嚴，城內外寺觀密布，官衙相望。城市商業興旺，商品種類繁多。明代成都商業的特點是：
（1）各類商品的專門市場日益增多，銷售範圍擴大
由傳統集市發展起來的市區定期集市，在明代有了進一步發展，各集市集中交易以某一類富有特色的商品為中心的各類物資商品。為便於各類商品的交易，成都市區已出現若幹經售同類商品的專門銷售區域，除唐宋以來經久不衰的花市、蠶市、錦市、扇市、七寶市、藥市而外，重要的商品市場還有：皮革市、舊衣市、紗帽市、玉器市、錢紙市、豬市、欄杆市、草市、騾馬市、銀器市、木市、珠寶市。（參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成都城坊古跡考》“街坊篇”，第171～299頁）這些專門市場按商品進貨路線或銷售渠道自然分布全城，形成完整的商業網點，反映了成都城市商品流通的基本情況。如大慈寺是曆代享有盛名的商業貿易中心，侯溥描述它在繁盛時代的風貌：“成都大聖慈寺，據闤闠之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榜，……倡優雜戲之類，坌集其中。”（侯溥《壽寧院記》）明代大慈寺，仍是萬商所聚，行醫賣卜，市集遊樂之處，大慈寺前紅布街，“青樓業也”。（參見《蜀都碎事》，並見《蜀報》卷5）
（2）既有商品市場，又有原料市場，形成前店後廠、產銷合一的供求格局
城市商品市場要銷售暢旺，必須開拓原料市場，建立較為可靠的原料供應基地，從而使成都商業獲得了充分的貨源條件。如玉器原料，玉石來自灌縣，俗呼土玉，玉行設莊采購，運回成都，以金剛沙解之，琢而為器，富有特色。本市經售的木材，來自鬆潘、理縣，水運來成都，由木商加工銷售。其它農副產品均來自成都周圍富饒的農村，使成都市場貨源充足，品種豐富。成都作為川西平原、甚至省內外商品集散中心，商品來自四方。川西平原的農副產品、川西北高原的牛羊馬騾等畜產品，湖北、陝西的棉花，江南地區的特產紛紛運往成都，成都蠶絲、茶葉、金銀製品、箋紙、中藥材等遠銷四方，形成範圍較廣的商品輻射麵。
這也就是成都工商結合、前店後廠經銷格局形成的基本原因。許多商號附設手工作坊，以自產自銷為主，如欄杆、銅器、金銀器、玉器、皮貨等商號，自有店鋪和作坊，作坊生產加工產品，而後在店鋪銷售。這些店鋪產品質量穩定，與顧客形成約定俗成的供求關係。
2.長途貿易與客籍商幫的出現
（1）生絲、絲織品與木材的大宗長途貿易
明代成都蜀錦因織造精致而價格昂貴，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的，“故其製雖存，止蜀府中，閭閻不傳”（《廣誌繹》卷5，《西南諸省》），川北保寧府屬各縣則成為川絲和絲織品外銷的重要專業市場。早在永樂年間，保寧“多有通接生番”，就近通過陝西地方“透漏緞絹等物出境”（楊一清《關中奏議》卷3，《茶馬類》）。明中葉後，“蒼溪之羅方，則保寧絲綾貿易之所聚也”（張瀚《鬆窗夢語》卷2，《西遊記》）當時，“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閬繭”（郭子章《蠶論》，載《皇明文征》卷40）。閬中屬保寧，所產閬繭不僅供應山西著名潞綢產地潞州，還遠銷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這些地區生產著名的“倭緞”（天鵝絨），其“絲質來自川蜀，商人萬裏販來，以易胡椒歸裏”（宋應星《天工開物》卷2）。商人不辭萬裏，運銷川絲，販回胡椒，往來獲利。與此同時，東南絲織品也因其質地精美而運銷川蜀地區，如徽州王姓富商在蘇杭買了幾千兩銀子的綾羅綢緞前往四川發賣。（參見天然智叟《石點頭》卷8）。
此外，由於大量的建板（建昌出產的一種杉板）投入了民間商品市場，私人伐木業由此而興旺起來，豪商大賈絡繹不絕地進入木材產區，“每住十數星霜，雖僻遠萬裏，然蘇杭新織種種文綺、吳中貴介未披而彼處先得。……錢神所聚，無脛而至，窮荒成市，砂磧如春，大商緣以忘年，小販因之度日。”（王士性《廣誌繹》卷5，《西南諸省》）木材沿江而下，夔州、雲陽等地，也就成為板木商販的聚集之所。他們依靠木材交易富甲天下，總能購買東南時新綢緞。
（2）山陝等省客籍商人的長途貿易活動
明代四川的省際長途貿易的規模雖然不及兩宋時期，但也有一定的恢複、發展。明代初年，川滇建昌舊道十分通暢，出入商賈甚多，史稱“商旅絡繹，即五衛耕屯，趕腳之夫，亦往來如織”（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28冊，《雲南》）。明代浙江、江西、安福、龍遊三五萬商人在雲南衛府城鄉“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穀米，賤買貴賣，娶妻生子，二三十年不回原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12）。可見商業貿易相當繁盛。元代以來，緬甸向中國貢馴象已為成例，有時一次就由景東土司貢象500隻，象奴300人。
四川水陸交通方便，商品販運的種類繁多，以蠶絲、百貨、珠寶、木材、藥材、蔗糖、糧食、井鹽、川茶為大宗，“商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珠璣金碧材木之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張瀚《鬆窗夢語》卷4，《商賈記》）許多外地商人在四川的經營活動往往長達幾代人。善於營運的山陝商人在明英宗正統（1436～1449）以後已進入四川市場。在現存明代資料中，可以發現山陝商人在四川進行的商業、貿易活動。如山西大商人陳碧山（張四維《賀洛川陳君恩榮親序》，《條麓堂集》卷23）、天觀（李夢陽《明故王文顯墓誌銘》，《空洞集》卷44）、陝西三原縣大商人潘誌學（王恕《明故潘誌學墓誌銘》，《王端毅公續文集》卷1）、張有功（何喬遠《張贈公暨劉孺人墓誌銘》，《鏡山全集》卷69）、鄧彥懷（呂楠《義官鄧君配任氏墓誌銘》，《續呂涇野先生文集》卷6）等，均有在四川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事跡。山陝商人入川貿易路線大約有兩條：一是由西北甘肅、陝西進入四川，明人所謂“西入隴蜀，東走齊魯”，即其常規貿易路線；二是利用長江水道，“往來蜀楚間”，進行長距離貿易活動。山陝商人在四川從事商業貿易的主要活動是購銷絲綢，參予了茶馬貿易和高利貸活動。四川保寧等府為絲綢產地，山陝商人遂入川采買絲綢，運銷外省。關中溫氏“久賈川蜀，遂家保寧，子孫至今繁衍”（《關中溫氏碑傳讓》，李維楨別駕公小傳》）。
（3）明代茶馬貿易仍然是川藏貿易的主要內容
明代四川、陝西地方實施榷茶法，進行茶馬貿易，山陝商人是從事茶馬貿易的重要商家。（參見[日]穀光隆《明代茶馬貿易研究》，《史林》49之6，第48頁）宣德十年（1435），西寧衛茶馬司缺茶買馬，而成都府積有官茶，於是召商運茶，每茶百斤加耗l0斤，不拘資格，支與淮湘鹽六引。從此以後，山陝商人持支憑恣意收販，獲得暴利。（參見《續文獻通考》卷22，《征榷考》）弘治間，楊一清上疏整頓茶馬貿易，要求“招諭山陝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楊一清《為修複茶馬舊製第二疏》，《文編》卷115）。萬曆時，四川鹽茶都轉運副使杜詩上整頓鹽法六條說：“川中民貧，所稱為鹽商者，多山陝之民，聽其有本自來。”（嘉慶《四川通誌》卷68，《食貨鹽法》，巴蜀書社版，第2300頁）
明王朝治藏，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下大力氣抓茶葉這一經濟杠杆，認為，茶葉雖“草木之葉”，但其馭番功用卻“實賢於數萬甲兵”（《明經世文編》卷115），並製定包括管理機製、交易路線、茶馬貿易比價等一整套完備方案。而四川藏區則是明廷治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通道，內地入藏“其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門”（《明史·食貨誌》）。成化三年（1467），“命進貢番僧自烏思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續文獻通考》卷29）。隨著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勢力之間往來頻繁，漢藏茶馬貿易也空前繁盛。在頻繁的朝貢活動中，西藏使者往往私自攜帶貨物或在內地采購商品，以牟取更多的商業利益。宣德九年（1434），闡化王貢使歸，“以賜物易茶”。正統五年（1440），闡化王使者“私市茶、絲數萬，令有司運致”。景泰七年（1456），闡教王使者到四川，“多雇牛馬，任載私物”。正德十三年（1518）遣藏僧劄巴等封闡教新王，劄巴等“乞馬快船三十艘載食鹽，為入番買路之資”（《明史》卷331，西域三，第28冊，頁8576、8585、8584、8588、8589，中華書局排印本，1974年）。
由此可見，四川藏區的商貿活動隨政治脈搏的跳動，而出現一時繁榮。但這種非經濟原因造就的商業氛圍必然因明廷相關政策的變化而起伏不定，時興時枯。清代雖有一定變化，但四川藏區商業發展的這種不穩定性並無大的改觀。對此，民國時的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評價極為中肯：“邊茶為漢藏貿易的中心，亦為漢藏經濟聯係之紐帶。曆代中央政府均以此招致邊民，促其內向……對於省民之經營貿易者，雖不吝以便利扶持，然同時亦加以一種道義上的約束。此約束為何？即當事者須隨時顧到政府之政策與國家之立場，絕不囿於商業上之眼光，純以營利為目的也。”（歐澤高、冉光榮《四川藏區的開發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顯，曆史上四川藏區之商業運作，並沒有遵循經濟規律；商業之興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藏區地方勢力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正常與否，以及中央政府的對藏政策。由於藏區特殊的政治格局，也決定了在此地區商人群體中之優勢者，隻能是有如寺廟商、土司頭人商這些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它們之榮枯並不取決於地區經濟的發展程度。所以，四川藏區之商業，一方麵表現為轉口貿易的繁盛，另一方麵，本地區的交換仍然以原始商業交換為主。如此現象，亦在情理之中。
再次，四川藏區商業因轉口貿易而興或衰。該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發展經濟的環境差，生產力水平低下，決定了該區商業發展的先天不足；但如前述，由於其地理位置、物產狀況，以及民族習俗，決定了其轉口貿易必然發達。從曆史上看，藏區之商業交往以茶馬貿易為主要形式，元、明至清中前期，以茶葉為大宗商品，既非本地所產，其消費亦主要是其他藏區；用於換茶之馬，大部分亦非本地所出。
3.長江上遊的場鎮市場
明代後期，長江上遊市鎮逐漸走向穩定、成熟，其經濟和社會功能日漸完善。農村商品市場在這一時期也進一步繁榮。洪雅縣有6鄉，場集11處。6鄉之中，“洪川則多貨木器；安寧則多造舟賃載，能操之以曆三峽之險；義和則多賣蔬；……保安則多鬻薪炭，……中保則多入林箐取材木貨於營室者。”（嘉靖《洪雅縣誌》卷1）由於各地自然資源差異，地區間經濟差異也隨之產生。洪雅縣具有典型意義，有的造船，有的燒炭，有的種植蔬菜。但是，市場正是彌合差異的場所，在這裏調劑餘缺、互通有無，使農村自給自足的單調生活變得複雜起來。
成化、弘治期間，柴廣、萬璽先後在漢州開堰治河，“以通商賈”，因而“貿易交足，郡稱貨海”。（嘉慶《四川通誌》卷112，《職官誌》14《政績》4）正德時，李壁守劍州，“四方商賈百貨不可得而致，故民雖有餘財，積於無用，其不足者，購易無所”，壁乃擇城北曠地為市場，“招商致貨，約一月會市者九，為立法以禁夫巧偽罔利以相欺者，又慮夫道路崎嶇為歸市者之患，複命平治橋塗以通車馬”（李棠《劍州新設市場記》，載雍正《劍州誌》卷23）。
日用商品，如陶瓷、茶葉、生絲、布匹、藥材產量日增，流通四方。“茶為蜀中郡邑常產”，著名的蒙山茶、峨嵋茶、瀘茶、灌縣青城山茶、夔門春茶，“初春所采，不減江南”，不少茶葉在成都、重慶集散，行銷遠近。（參見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一些名貴工藝品，如“繕錦香扇之屬”，往往為官府，藩王壟斷，“定為常貢”（《明史》卷11，《蜀王椿傳》），因而“名包無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中）。一般日用品，如陶瓷，茶葉、生絲、布匹、藥材產量不少，流通四方。如成都琉璃廠窯，生產規模很大，占地340餘畝，所製青瓷器皿遠銷省內外。“茶為蜀中郡邑常產”，著名的蒙山茶、峨嵋茶、瀘茶、灌縣青城山茶、夔門春茶，“初春所采，不減江南”，不少茶葉在成都、重慶集散，行銷遠近。（參見何宇度《益談資》卷上）。總之，明代後期四川商品經濟較之前代確實有了較大發展。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