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增加糧食產量
明王朝建立後，為了恢複戰亂中衰退的農村經濟，多次詔諭興修水利。洪武二十七年（1387）八月，“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上諭說：“耕稼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水旱，故不可以無備。……朕嚐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熯，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掊剋吾民。”（《明太祖實錄》卷234）這無疑是向全國發布的水利建設總動員令，地方官民對洪武皇帝的諭令莫不遵命奉行。
明前期和中期，四川地方官對年久失修的都江堰進行了多次整修加固。經整修以後的都江堰灌區，包括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等十餘州縣，社會效益十分顯著。這項巨大水利工程的維修任務，最初是由各受益地區分擔，攤派經費、丁夫完成。成化初年，“以地遠者疲於奔赴，令專供工料，乃蠲郫、灌二縣雜泛科差，專事工役。”（高韶《鐵牛記》，載《灌縣文征》卷5）正德時，再作調整，“以糧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凡八年一周。而蜀府每年亦助青竹數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康熙《成都府誌》卷28）都江堰屬於十餘州縣共享工程，牽扯許多行政事務，必須統一事權。弘治三年（1490），添設四川按察司僉事一員，總理堰務，並嚴禁“官校人等創造碾磨，或私開小渠，決水捕魚，以致淤塞水利，旱傷田禾。”（《明孝宗實錄》卷36）因弘治以來堰堤累被衝毀，使每年修複工程量大。嘉靖間僉事施千祥仿李冰治水遺意，鑄鐵牛以遏堰首水勢，“牛凡二，各長丈餘，首合尾分，如人字狀，以其銳迎水之衝，高與堰嘴等”（陳鎏《都江堰鐵牛記》，載《四川曆代水利名著彙釋》第175～177頁，四川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這一措施，成功地解決了洪峰季節的都江堰渠首工程的安全問題。
除都江堰外，四川還興修了大量堰、塘。洪武、永樂年間，對大型水利工程通濟堰分別進行了修治，“水自彭山而出，分為十六渠，溉田二萬五千餘畝，民獲其利”。宣德七年（1432），洪水衝決堰堤，新津民請有司“如洪武、永樂故事，以時發民修築”（《明宣宗實錄》卷90）。此外，宣德時，長寧知縣朱思通勤政愛民，“每歲二月，親赴諸溪，率民修堤堰以資灌溉”（嘉靖《長寧縣誌》卷17）。正統時，中江知縣胡叔寶鑒於“邑素無陂塘堤堰”，倡議並參與農田水利建設，“教同鑿築，而灌溉堤防，鹹有其備”（周洪謨《中江重建縣廳記》，載《全蜀藝文誌》卷34）。嘉靖十五年（1536），峨眉知縣熊兆祥主持興修了新堰，“遂立堰長二人”。其工程十分艱巨，“斷岩鑿石，力苦而多”。隆慶初堰成，“自龜山一渠引注東南，一渠分注東北，灌田及新可開治者若幹畝，民事並作無虛力。秋用有成，閭閻交慶”（高光《新堰記》，載同治《嘉定府誌》卷44）。這些中小渠堰工程，大多由農戶集資，共建共享，地方官起到督導作用。如嘉靖時，井研縣有塘450座，堰11道，維修經費公眾分攤，報官立案，製定公約，勒石為盟；同時還設塘基戶，負責日常性疏浚事務。用水時則“量田之多寡，為泄水之久暫”（光緒《井研縣誌》卷4）。
據天啟年間統計，成都縣有河堰121座，簡州有塘864口。（參見天啟《成都府誌》卷6）天順時，羅江縣鑿蓄水池1250餘座。（參見嘉慶《羅江縣誌》卷22）嘉靖時，江津縣有塘堰575口。（參見嘉慶《江津縣誌》卷6）井研縣築塘450座、堰11道。修築這些塘堰，一般采取報官立案，製訂章程，經費由受益農戶分攤，“量田之多寡，為泄水之久暫”（光緒《井研縣誌》卷4）。
自明初開始，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各衛所相繼建立屯田機構，招募軍民參加屯田，在相當長的時期，緩解了四川糧食供應的困難。明朝還製定了獎勵農桑的政策。到萬曆時，四川棉花種植麵積達到2900餘畝，占總耕地麵積134827餘頃的2%。在此基礎上，農村商品生產得到一定發展。
二、明代四川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手工業生產的恢複、發展
與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四川城鄉手工業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傳統蜀錦、金銀器、玉器、漆器、蜀扇、琉璃、瓷器、印刷、造紙業在工藝、技術方麵有所進步，其中，精美的工藝品，往往作為貢品而專工製造，上供皇室。（參見談遷《棗林雜俎·川扇》）萬曆時，營山縣“貨則綾帕、水絲、條、棉花、苧麻、棉布、麻布、黃綢、藍靛、竹篦、黃蠟、白蠟、桐油、清油、漆、火紙、綿紙，為類凡一十有八”（萬曆《營山縣誌卷3》，四川大學圖書館1950年抄本）。
1.紡織業的創新
明代四川紡織業得到了恢複和發展。雖然所見棉紡織業資料不多，但可以證實明代四川已有棉紡織業。例如，洪武十三年（1380），敘州、重慶兩府奏稱：“今年夏稅，令民以絹代絲，土產粗絲不堪織絹，願以布代輸為便。”（《明太祖實錄》卷132）既然自願以棉布代替絲絹輸納，就表明棉紡織業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家庭副業。又如，洪武十六年（1383），王朝“給四川等都司所屬士卒五十二萬四千餘人棉布96萬一千四百餘匹、棉花三十六萬七千三百餘斤”。二十八年（1395），又“賞鹽井、會川、寧番、越西、建昌衛軍士一萬三千四十人棉布二萬六千八十匹、棉花一萬三千四十斤”（《明太祖實錄》卷156、238）前者包括其他地區，後者專指四川地區，所列棉布、棉花應當屬於本地民間生產品。經過二百餘年的曲折增長，人口在明初8.4萬餘戶的基礎上，增加到萬曆時的26.2694萬戶（康熙《四川總誌》卷10《貢賦》，第2～4頁）。與此同時，明王朝製定了獎勵農桑的政策，到萬曆時，四川總耕地麵積增加到1340萬餘畝，棉花種植麵積也達到29萬餘畝。符合市場供求規律的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必然促進棉花種植麵積擴大，最終給棉紡織業強有力的刺激，促使其走向興盛。
明代四川成都、嘉定、保寧三大絲織中心中，成都居於首位，即所謂“俗不愁苦多工巧，綾錦刁縷之物被天下”（《明書·方域誌》）。蜀錦名重天下，但質高價昂，隻能為皇室、貴族享用。明初，四川按規定特設“織染局”，轄於布政司，專門為宮廷織造精美歲貢錦緞。（《大明會典》卷3）明洪武九年（1376）定諸王“歲貢之數”，親王“錦四十匹”，靖江王“半親王”（20匹），郡王“錦十匹”。錦緞並不由官支給，“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明史》卷82，《食貨六》）。蜀王府“特設織錦坊供禦用”（嘉慶《華陽縣誌》卷44），專門督工織造，以供給蜀王府所需。（同治《成都縣誌》卷16，《雜類法·紀餘》）當時蜀錦織造工藝水平高，所產多為精品，現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兩幅明代蜀錦殘片，一為黃地雙獅雪花球露錦，是緯三重紋織物，地為經重平，緯浮花，地呈黃色，花紋為藍、淺綠、黃、黑等色組成。錦麵由大小圓鏡花紋構成圖案，以雪花紋組成球路，小圓內織團鳳，大圓中心是栩栩如生的雙獅戲球紋樣，紋樣內層飾以卷草雲紋，空隙處嵌有小圓雪花紋。整個錦麵層次豐富，渾然一體。蜀錦產品講究工藝，質地優良，民間視為珍品；但由於產量無多，主要供給宮廷使用，民間不易購置。因其製作精細、價格昂貴，“一縑五十金，厚數分，織作工致，然不可以衣服，僅充裀褥之用，隻王宮可，非民間所宜。”（王士性《廣誌繹》卷5）
明代四川絲織業中，具有專業分工，又有商品生產規模的要數川北保寧府和順慶府。川北保寧府所轄巴州、閬中、蒼溪、通江、劍州、南江是生絲和絲織品產地，“保寧諸縣則家植桑而人飼蠶，其絲綢綾絹，既用以自衣被，而其餘且以貨諸他郡，利雲厚矣。”（章潢《圖書編》，引自《八編類纂》卷106）栽桑、養蠶、繅絲、織造是當地農村副業和城鎮重要手工業。當地農村以其“綠蔭冉冉”的“女桑”培育出獨特的“閬繭”，產量大、質量高，由當地蠶戶繅出“絲細光潤”的“水絲”，馳名全國。四川盛產絲織品的另一個地區是順慶府。據明代文獻記載，府屬南充、蓬州、廣安、營山縣、渠縣等地均盛產絲織品。（參見《大明一統誌》卷68）萬曆《營山縣誌》記載當地出售的紡織品，既有棉布、麻布，又有綾帕、條、黃綢等。
2.印書業的持續發展
明代初期，朝廷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發展生產，鼓勵教育，對印書業給予了特別優惠政策。據明黃佐《南雍誌》卷一載：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詔諭中書省，“朕恒謂治國之道，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並規定各地學校“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又據《明會要》載：“洪武元年（1368）八月，詔除書籍稅”，並於同年“命有司博求古今書籍”。全國的官刻，坊刻由此複蘇，私刻也逐步恢複。朱元璋為了有效控製地方，將眾多皇子分封各地。獻王朱椿於洪武十一年（1378）封為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藩成都。朱椿是位好學之士，同時又是一位藏書家，《明史》稱他“獨以禮教守西陲”，“博綜典籍”。在他的影響下，四川境內讀書之風猶甚，官刻十分興盛，僅蜀藩府就刻有《欒城集》《通鑒綱目》《蜀鑒》等書三四十種，是明太祖年間諸藩府中刻書最多的。這些刻書以宋代善本為底本，加上藩府雄厚的物質條件，朱椿本人的學術造詣，使之堪稱佳本，受人青睞。此時布政司、按察司都有刻書，各府州也以刻書為風尚，一直延續至明末。崇禎年間藩府所刻的《茶經》被後世譽為藩府刻書的三大傑作之一。
然而應當承認，在明代，成都坊間刻書業雖有恢複和發展，但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已向江南發展，江蘇、浙江、福建不僅是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而且也是全國的三大坊刻中心。成都及其周邊地區坊刻已不複宋時之盛，雕刻質量大不如前，粗製濫造的不少。印刷業和造紙業亦有一定程度的複興，雕版印刷繼承了宋代技藝。蜀獻王雅好文學，藩蜀後，“招致天下名刻書慵集成都，故蜀多巧匠。”（嘉慶《華陽縣誌》卷44，第25頁）為生產書寫印刷用紙，蜀王又於玉女津（今望江樓）旁造紙，取甘泉井水製作特等詩箋。其式仿薛濤之法，故其箋亦名薛濤箋，又名此井為薛濤井。（參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跡考》第44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釀酒業興盛
作為主要的糧食生產大省，四川也是釀酒業興盛的地區，“劍南燒春”“郫筒酒”“鵝兒黃酒”“雲安酒”自唐宋以來久盛不衰。明代是四川名酒的重要發展期，“瀘州老窖”、成都“水井坊”均研製成功，並開始批量生產。
1958年，經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者、酒類專家對瀘州老窖大曲的釀造工藝和老窖窖齡進行考察，一致認定這些老窖建成的時間都在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由此奠定了國家級“三百年老窖”名酒的的曆史地位。（參見《瀘州老窖史話》第24頁，巴蜀書社1987年版）在明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另一國家級名酒“五糧液”也誕生在敘州府宜賓縣，老號“長發升”已擁有釀酒的“糟坊”。比較有名氣的糟坊“溫德豐”“德盛福”位於今宜賓城區北門順河街。從釀酒作坊的布局、設施和周遭環境看，宜賓的曲酒已經相當成熟。
近年來發現的四川名酒“水井坊”明代遺址，更是明代四川釀酒業興盛的又一證明。水井街酒坊遺址位於成都市錦江區水井街東段，原為成都全興酒廠的生產車間。1998年8月，全興酒廠在此改建廠房時，發現地下埋有部分古代釀酒遺跡與遺物，遂報請省市文物主管部門進行考古試掘。1999年3～4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試掘基礎之上，聯合開展了全麵考古發掘工作，四川省博物館部分人員參加了工作。發掘工作曆時約一個半月，基本達到了確定遺址的年代、了解釀酒設施的平麵布局及“前店後坊”的格局形式的預期目的，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水井街酒坊遺址已經發現的麵積約1700平方米，發掘麵積近280平方米；發現有十餘處不同時代的酒窖、晾堂、灶坑、灰坑（溝）、路基（散水）、木柱及柱礎、牆基等遺跡，並出土了大批瓷器、陶器殘片、石器、獸骨及其它遺物。（參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3期）
按照遺跡單位分組及年代判定情況，並結合釀酒工藝流程，可將水井街酒坊遺址劃分為三期。第一期遺存包括路基（散水）、晾堂L3及其以下部分地層等遺跡；遺物包括瓷片、陶片等，不見青花瓷。其年代下限不晚於明代，上限還不清楚。第二期遺存包括地層中的第4～6層、晾堂L2、酒窖J5—7、灶Z3、釀酒設備基座及其外部的紅砂石條牆基和木柱等遺跡；遺物包括瓷片、陶片及石碾、石臼、獸骨、酒糟等。本期年代主要為清代。第三期遺存包括地層中的第1～3層，晾堂Ll，酒窖J1—4、8，灶Z1、2、5，灰溝G1等遺跡；遺物包括瓷片、陶片及鐵鏟、竹簽等。其年代為近現代。各個時期的主要遺跡之間相互配套，基本展示了傳統白酒釀造工藝的完整流程。（參見陳劍《水井街酒坊遺址研究》，《四川文物》2001年第6期）這次考古發掘資料證實，成都水井坊至少具有600年釀酒的曆史。明代釀酒遺址、遺物的出土，是明代四川釀酒業興盛的一個重要實證。
4.采礦業形成規模
明代的礦業仍有官礦與民礦之分，民礦的開采必須得到官方的許可，而官礦則直接由政府派員經營，這種管理體製對礦業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銀礦：會川衛密勒山和建昌衛麻合村、落娶迭迭均有銀場，開設年代不明。正統十年（1445）五月，會川前所舍人陳武奏稱：“指揮李淳明合豪勢，聚集軍囚、夷獠1000餘人，於密勒山銀場挖開官洞，取礦煎銀，私立和主事、行事、掌事並千百長名色，持兵放銃，嘯聚山林，漸成耗叛。”（《明英宗實錄》卷129）據此推斷，密勒山銀場開設應在正統以前，後來因故封閉，所以當地衛所軍官才私自糾眾開采。天順四年（1460），明王朝派太監內使分赴浙江、雲南、福建、四川“閘辦銀課”，四省共輸銀183077兩，其中密勒山銀場為13517兩。（《明英宗實錄》卷314）但明代銀礦的生產始終處於時斷時續的狀態。成化、弘治、嘉靖三朝，都有封禁密勒山銀場的記載。（參見《萬曆會典》卷37）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命戶部遣官往四川開采銀礦，並進銀1萬1千餘兩。（參見《明世宗實錄》卷430、454）
鐵礦：洪武初，曾在全國很多省區設置鐵冶所，但是，洪武三十年（1397），又“以其采煉病民”，乃裁革9所，其中即有四川蒲江的新市冶。（參見《明太祖實錄》卷252）永樂二十年（1422），於四川另置龍州鐵冶。以上兩處均屬官礦，產量不詳。《萬曆會典》卷194稱“國初定各處爐冶該鐵18475026斤”，其中四川為468809斤。（按照弘治初修《會典》時凡例，“洪武初草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據此可見，上述數字還不可能反映龍州鐵冶的產量。正統三年（1438），四川布政司奏稱：“本司雜造局歲造兵器以千萬計，成都等衛所取給鐵……等料數十萬，較洪武舊製增數倍。”（《明英宗實錄》卷39）所謂洪武舊製，實即國初定額。既然鐵的要求量已經比定額增長了數倍之多，那就說明，四川境內鐵礦的實際生產量也應大大超過46萬斤這個數字。當時，除龍州外，射洪、鹽亭等縣也有鐵礦生產，屬於民營性質。如果衛所的需求不能從官礦得到滿足時，便隻好通過市場購買民營鐵礦的產品了。
銅礦：主要產於中江、洪雅、梁山以及寧番、烏撒、東川等地。據嘉靖《洪雅縣誌》卷3記載，礦洞入口處僅二尺許，深或百餘步，最深至四五裏，入者皆裸跣匍匐，並用油燈照明，用竹舟盛礦石，“盈舟則曳以出，出而複入，日可得銅五六斤”。礦工境況惡劣，“雇值日才三四分”，塌方壓死者往往有之，“蓋民貧，無他技能，不受雇值，亦饑以死”。所產銅料，一部分供民間製造器物，另一部分則用於鑄錢。明代京師設寶源局，各省設寶泉局，四川有爐十座，每歲鑄錢583.2萬文。（參見《萬曆會典》卷194）但明代錢鈔兼用，各省鼓鑄仍罷置不一。據侯恂記述，嘉靖時，隻令兩京鑄造，萬曆四年（1576），又命各省開鑄，其後仍停，故天啟初年，“所存止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密雲、宣大、遼東數處而已”。崇禎時，鼓鑄大興，旋又下詔禁止，“維時戶部以秦、楚、蜀、滇四省以係銅斤出產地方”，因而“未議概停”。（孫承澤《天府廣記》卷22）但鑄錢所用銅斤，已大半來自民礦，史稱“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銅價日昂，“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明史》卷8l《食貨誌》）這種局麵必然進一步刺激商人開采銅礦的積極性，所以早在萬曆年間，郝敬就曾指出：“雲南、川、陝，各有銅礦，非奸商專擅，則土人竊取。”（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8）由此可見，四川民營銅礦在萬曆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是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的。其它如鉛、錫、煤炭等，材料很少，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