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法律上給予老年人的照顧，基本上繼承了唐朝的製度，具體的規定大體照抄唐律，但在實施上就不那麼到位了。
至於元朝，一般認為，其統治者是不太講究孝道的。
明朝的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最講孝的皇帝，他自稱“孝子皇帝”。為了教育子孫，他叫人繪《孝行圖》，讓子孫朝夕學習觀覽，牢記孝行、孝思。明初的養老政策勝過宋元兩朝。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齡八十歲以上者，月供米五鬥、酒三鬥、肉五斤；年齡九十歲以上者，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對於朱元璋的家鄉，則另有規定：應天鳳陽富民八十歲以上者，賜爵社士；年齡在九十歲以上者，賜爵鄉士。
清朝雖然也是少數民族所建，但在執行孝的政策上，與元朝完全不同。
滿洲貴族入關後就大力倡導孝。在中國的曆史上有六百多位皇帝，能給《孝經》作注的隻有五位皇帝：晉元帝、晉孝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和清朝的順治帝。其中成就最大者是唐玄宗，其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而少數民族皇帝給《孝經》作注的隻有順治帝。順治帝不但自己研究《孝經》，而且要求大臣們對《孝經》進行全麵的總結性的研究，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最終形成成果，這就是《孝經衍義》。康熙帝也很重視以孝來教化百姓。他深知孝在國民教化中的重要性，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發布《聖諭廣訓十六條》。其首條就是“敦孝弟以重人倫”。《孝經衍義》一百卷規模很大，是純粹對《孝經》的學術性研究。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命手下大臣將一百卷的《孝經衍義》壓縮為一卷，使其變為通俗讀物，起到應有的教化作用。
三
中國的曆代統治者不僅講孝道，提倡並大力運用到統治之中，而且影響到兩千多年的民風民俗，使孝行廣為流行。
漢代的孝子孝行非常質樸，也非常現實。在戰亂中，他們更加注意父母、兄弟的生命安全，也十分重視物質上的孝養。如東漢的黃香夏天為父親扇席，冬天為父親暖被，地方官員親自上門表彰黃香的孝行。“兄肥弟瘦”和“趙孝食蔬”是漢代有關孝子的兩則典故，但都與趙孝有關。西漢末，天下大亂，趙孝的弟弟趙禮被餓賊抓獲，準備烹食。趙孝將自己綁上到餓賊處，對餓賊說：“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餓賊聽了大驚，將他們都放了。後來，在東漢建國之初，趙孝夫妻都吃蔬菜，而將有限的糧食留給弟弟趙禮夫妻吃，可以看出趙孝是友悌兄弟的典型。
魏晉南北朝的孝子孝行與漢代的不同，他們尤其注重於喪葬和死後的表達方式。在《晉書》中記載有八位孝子在父母死後廬於墓；《北史》廬於墓的有十七位：在《南史》中廬於墓的記載多達二十一位。
隋唐時期孝子的孝行基本上繼承了魏晉南北朝的傳統，但這一時期孝行的最大特征是“數世同居”。唐代聚族同居並且世代最多的當數山東鄆州壽張人張公藝，其家族同居多達九代人。唐高宗到泰山經過張公藝家，問起九世同居的秘訣，張公藝用紙筆寫了一百個“忍”，皇帝當場感動得流下眼淚。宋司馬光在所著述的《家範》卷一中評價張公藝的“忍”，他說：“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代也開始了刲股療親這種被後世稱為愚孝的“孝行”，這當然是不值得提倡的。
宋代是繼唐代後，“數世同居”的高峰。朝廷對此也大加獎勵、表彰，因此這種孝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宋史·孝義列傳》載，數世同居代數最多的是越州會稽的裘承詢：“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裏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閶。”裘承詢的鄰居王棟在《燕翼詒謀錄》中發表了一番感慨，究其原因，他認為裘氏家族是普通農民出身，沒有人做官，這樣才使得他們家族能聚族而居。其實，即使無人做官，能十九世同居，也是非常不易之事。江州德安的陳氏家族是宋同居家族中較突出的義門家族，多次受到朝廷和地方官的表彰。此家族傳到北宋陳昉時，已十三世同堂，長幼七百多人，家犬有百餘隻。北宋皇帝太祖趙匡胤、太宗趙炅都多次免去陳氏的雜科；宋真宗又擢陳旭為江州助教。
明清時期孝行的內容又發生變化，刲股、割肝等孝行，朝廷已不再提倡，而孝養、負骨還鄉、保護祖墳、乞討養母則成了此時期的主要內容。在《明史·孝義傳》中，共錄孝子一百零三人，其中葬親廬墓者有十二人、聞喪殞命者一人、負骨還鄉者三人、同居敦睦者二人、事親盡孝者二十七人、刲股療親者十人、子代親者死三十九人、萬裏尋親者七人、輸財賑濟者二人。中國從古至今對死在故鄉外的父母遺骨都非常在意，《明史》中記載了崔敏兩次入川，到綿竹尋找父親墳墓的感人事跡。崔敏是山西臨汾人。他出生四十天，父親就到四川綿竹任綿竹尹，父子倆三十年未曾見麵。崔敏曆盡艱辛，終於找到父親的墳墓，人們都稱崔敏是孝子。
清代孝子孝行中最為突出的是乞討養母的事跡，這類孝行者在《清史稿》中有六人，即方其明、張乞人、張長鬆、榮孝子、雲南啞孝子和武訓。武訓的孝行曾被拍過電影《武訓傳》，由趙丹主演。這部電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和“文革”中都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不過，在今天看來，武訓的故事應是非常感人的。
武訓原本叫武七，山東堂邑（今山東冠縣）武慶人。武七在七歲時，父親去世，他跟隨母親乞討，好吃的都給母親。武七在十四歲時外出打工，由於不識字，吃了許多啞巴虧，於是立誌通過乞討積攢錢來興學。他四處乞討了二十八年，將乞討的錢存在富人處放貸；最後置田二百三十畝，積累資金三千八百多吊。武七用乞討的錢辦了義學——“崇賢義塾”。過了兩年，武七又在臨清辦了一所義學，接著又辦了第三所義學。地方官山東巡撫張曜下令免去了義學學田的徭役，賞銀二十兩，皇帝賜給武七名為“訓”。
綜上所述，我們將“孝”和“孝道”的有關問題由遠及近地概括地理出了一條線索，由此可知中國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孝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
雖然各個朝代都講孝，但也有著不同的特點，如漢代孝子孝行的質樸；魏晉南北朝的孝子孝行的更加注重形式；隋唐的孝子孝行講究“數世同居”；宋代的孝子孝行是使“數世同居”處於最高峰時期；明清時期的孝子孝行以孝養、負骨還鄉、保護祖墳、乞討養母為其主幹。
作為當今的中國人，我們決不能像“極左”時期那樣，全盤地否定古人的孝子孝行，斷然地攻擊“孝”是封建社會糟粕、是地主階級的垃圾；甚至在“四人幫”橫行的不堪回首的年代，為了證明自己堅定的革命立場，堅決地與蒙受冤假錯案的父母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斷絕父子或母子關係——這真個是忤逆不孝了。
注釋：
[1]陳愛平：《圖說孝道》，重慶出版社2008年。
[2]《詩經》提到“屍”字的有七篇：《召南·采萍》（“誰其屍子，有齊季女”）；《小雅·祈父》（“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屍饔）；《小雅·楚茨》（“神具醉止，皇屍載起。鼓鍾送屍，神保聿歸”）；《小雅·信南山》（“畀我屍賓，壽考萬年”）；《大雅·既醉》（“君子萬年，公屍嘉告”）；《大雅·鳧鷖》（此首詩“公屍”出現十處）。這裏的“屍”多與祭祀祖先有關。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