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孔子父親早逝，雖然他有許多孝行的言論，但具體實踐，曾子還是勝過其師。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張，也有許多關於孝的言論。在《大戴禮記》卷四中，就收錄了曾子關於孝的言行，見載於《曾子本孝》第五十、《曾子立孝》第五十一、《曾子大孝》第五十二、《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關於孝的言論與孔子有直接的師承關係，而且他也同孔子一樣，孝的概念很寬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所謂孝的含義。
由於孔子本人大力提倡孝道，再加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明確記載“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都認為《孝經》一書為孔子所作。直到宋朝，才有學者於此質疑。與朱熹同時代的南宋金華人唐仲友認為：“孔子為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之《孝經》。”此論一出，南宋的學者們大多同意此說，自此多數人都認為《孝經》的作者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子的學生曾子。但可以肯定，無論《孝經》的作者是誰，孔子與曾子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二
孔子參與整理編寫，或者與孔子有關的幾部書中，《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是文學作品；《春秋》是一部曆史書。它們因作為政治和軍事上的借鑒而得到廣泛地傳播和應用。《論語》主要記載孔子的言論，是一部有關做人處事、家庭倫理和政治道德的言論主張的書。也許隻有《孝經》，它直接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如何對待自己的父母，是中國人的一件大事，所以它注定是一部受到關注最多的書。
我們中國有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孝文化，而《孝經》則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這部在十三經中字數最少的經文是古人初識字時啟蒙的首讀之書，即使是皇太子，讀書識字也不例外。
《孝經》不隻是起著簡單的蒙學作用，而且還不可推卸地擔任著社會教化、即將整個社會塑造成一個孝的和諧社會的重任。
從漢朝開始，《孝經》一書就成了中國皇帝十分重視的皇家的必讀之書。雖然中國人以重孝著稱，但將孝納入政治製度之中，使其成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還是從漢朝開始的。由於漢朝初年還遺存了一些秦朝時的惡俗，而朝廷也吸取了秦亡的教訓，認為要采取新的治理國家的政策，其中一項就是孝治。為此漢代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漢朝皇室弟子必須接受孝道教育，教材中就有《孝經》。在宣帝、昭帝時還規定，《孝經》作為皇太子、皇後、宮妃的學習教材；對皇太子要求更高，各種經文都必須背誦，其中自然包括《孝經》。
漢代直接設孝悌官職，促使人們問孝。這不僅是一項官職的問題，因為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朝廷的導向是提倡孝，促使百姓問孝、行孝，並以官職作為榜樣、表率。
漢代的學校推行孝道教育，將孝作為專門的課程，《孝經》也作為教材推廣到學校。漢文帝時設《孝經》博士，漢宣帝時頒布命令，在最低級的庠、序中要置《孝經》師一人，這是《孝經》發展史上重要的裏程碑。從此《孝經》成為中國古代的聖書。
漢代的家族、家庭的孝道教育主要表現在“家誡”和“家訓”中。它不僅起教化作用，而且是地方、國家治安的重要輔助力量，起到了穩定社會的功能作用。《華陽國誌》卷十記載有杜泰姬教育子女的方法，其中就有“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的主張，特別強調孝道教育。
漢代的尊老製度也值得一提。如果與先秦相比，漢代的敬孝、重孝不是隻停留於宣傳之上，而是有實際的政策措施，政府在其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養老製度的設立，使養老、敬老成為漢代以孝治國的國策之一。如給老人優厚的物質待遇；對於老年人犯罪，適當地放寬刑罰；對於老年人，土地可以買賣，免除稅收；給予七十歲的男子授王杖，以視尊重等等。
漢代的養老製度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一是從漢朝建立到漢宣帝時。這時期在養老政策上，有漢高帝設三老、漢惠帝行恤刑製度、文帝時繼續推行廩贍製度，養老之製初具規模。其二是宣帝到西漢末。這時是漢朝養老製度的發展時期。養老製度的孝廉製度雖已從漢武帝開始，但這時更加成熟。宣帝以詔書的形式發布對於六十歲以上的老者施行王杖製度、免稅製度。其三為東漢時期。該時期的養老製度是西漢的繼續，沒有什麼創新。由於東漢中後期的外戚和宦官的幹政爭權，漢代養老製度開始衰落，這也是中國古代養老製度的衰落。此後的各個朝代也仿照漢代的做法，但隻是提倡而已。所以元代馬端臨認為：“按古者，天子之視學，多為養老設也，雖東漢時猶然。自漢以後，養老之禮浸廢，而人主之幸學者，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
魏晉時期，由於佛教對中國正統學說的巨大衝擊，使儒家學說的核心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加強，並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同時孝也與當時的清議製度緊密地相連。在當時清議的重要內容就是孝與不孝，而政府選拔官員就是以孝作為主要的標準。魏晉時期的許多官員，遭人清議，因不孝而罷官，常有發生。如著名史學家陳壽被貶官，就是因為他對父母的孝順問題。南北朝時，政府在孝行製度上的一項創舉就是建立留養製度。所謂留養製度是指：當死刑犯的祖父母或父母年老，家中又沒有其他的奉養人時，就按法律上的規定，赦免死刑犯的死罪。在中國的正史上，最早的孝友傳、忠義傳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最早給孝子、忠義者立傳的，乃始於《晉書》，這有著劃時代的深遠意義。從此，以下各個時期的正史都仿照此例，給孝子、忠節者立傳，進行表彰，這樣使這些有孝行榜樣者的事跡獲得世代傳播，影響著中國此後的一千餘年的曆史。
有人認為，唐朝是一個不太重孝的社會，重要的原因是唐太宗玄武門之變的殺兄屠弟和李亨在唐玄宗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了皇帝。其實唐朝也是重孝的。首先，唐朝仍沿用了孝廉力田的選拔製度，並規定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若有孝行，就可以放寬錄取標準。其次，唐代的孝假製度是為其所獨有。所謂孝假，就是免征居父母喪者的勞役賦稅。再次，唐朝還通過樹立典型人物，旌表孝行，並繼承漢製，重開養老製度。
與前朝一樣，《孝經》在唐代也是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的必讀之書。在唐朝的皇帝中，有好幾位特別偏好《孝經》，其中以唐玄宗李隆基最為重視，親自給《孝經》作注釋。清代的阮元在編選《十三經注疏》的版本時，就挑選了唐玄宗注的《孝經》，這是《十三經注疏》中唯一由皇帝注的一部經書。當然唐太宗、唐高宗對《孝經》也頗有研究。由於皇帝帶頭，《孝經》在唐朝不僅獲得普及，同時也起到了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不僅注《孝經》，而且禦書《孝經》，現陳列於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經》所刻，就是玄宗用隸書寫成的。
宋朝的皇帝多擅長書法，加之也十分推崇孝行，於是在中國古代史上，皇帝書寫《孝經》最多，而且最為著名的，就是宋朝的皇帝。宋太祖禦書《孝經》，影響很大。最為著名的是南宋初年的宋高宗的禦書《孝經》。宋高宗此次禦書《孝經》的影響最大，涉及到整個南宋所轄之地。
宋朝的地方官在治理政務中，也是多以《孝經》來教化百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宋朝的民間講孝，比以往更加普及。家訓和鄉規民約的大量出現，一般都是將孝道作為推廣教化的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內容。從《宋史》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孝經》在民俗中的重要影響，就是在喪葬中也常常會表現突出。《宋史》卷四百四十二載有穆脩自己背上母親的棺材去墓地埋葬，每日誦讀《孝經》與《喪記》，而不用浮屠做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