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永和作《關於修改中國工會章程的報告》。他建議，針對“四人幫”對工會工作的破壞，適應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對工會八大通過的《工會章程》應進行必要的修改。修改內容包括在工會的性質、作用和任務方麵都要明確體現黨的領導的原則；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工會都必須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了更好地體現“產業和地方相結合”的工會組織領導原則，將各級地方“工會聯合會”改為各級地方“總工會”；以及適應企業民主管理的需要，在工會基層委員會的任務中增加“執行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工作機構的職能”等。
經過比較充分的討論，大會通過了倪誌福、康永和所作的報告和新的《中國工會章程》，選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的正式委員193人，候補委員85人。在九屆一次執委會議上，選舉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副主席和29名常務委員。倪誌福當選為全國總工會主席，朱學範、馬純古、康永和、黃民偉、陳宇、宋侃夫、王崇倫、韓榮華、劉玉娥（女）、章瑞英（女）當選為副主席。九屆一次常委會議決定設常委會書記處，馬純古、黃民偉、陳宇、宋侃夫、王崇倫、韓榮華、章瑞英（女）為書記處書記，邢方群、齊平、韓西雅、王家寵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這次大會總結了中國工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以來二十一年的經驗教訓，否定了林彪、“四人幫”強加給工會運動的所謂“工運黑線統治”的謬論，明確肯定了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全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中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確定了新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的曆史使命和工會工作的方針任務，開成了一個撥亂反正，恢複和發揚中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光榮傳統的大會，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進行新的長征的動員、誓師大會，給予代表們深刻的教育和極大的鼓舞。廣大工會工作者增強了做好工會工作的光榮感、責任感、緊迫感，歡呼工會運動的春天來到了。但是，由於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這次大會還沿用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左”傾錯誤的提法，對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和第三次擴大會議等工會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是非也沒有澄清，仍然認為“全國總工會個別負責人犯過‘工團主義’、‘經濟主義’的錯誤”。
三、鄧小平在工會九大致詞的重大意義和影響
鄧小平的致詞，高度評價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和工會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工人運動的路線、方針、任務是正確的。全國總工會和各級工會組織在黨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很好的工作，對全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黨的領導和工會的幫助下湧現了大批勞動模範和革命骨幹，他們至今還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和團結的核心。他充分肯定了工人階級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的英勇不屈的鬥爭，讚揚工人階級不愧是久經考驗的立場堅定的革命領導階級。這樣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高度評價，是對工會曆史上幾次遭受錯誤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誣蔑、破壞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根本性的撥亂反正。這對平反工運領域曆史上的冤假錯案，分清幾個重大事件的思想理論是非，有了正確的依據。
鄧小平在致詞中，明確地為新時期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提出了迎接全麵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任務。他指出，在本世紀末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中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麵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中央相信，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各工會組織一定會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積極協助各企業順利地實現這些改革，為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作出新的傑出貢獻。致詞第一次公開提出進行全麵改革的任務，並指明工人階級在改革中應起的作用和工會要做好的主要工作，充分表達了中央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信任。
鄧小平在致詞中，特別指出了工會在企業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他說，工會工作的好壞怎麼樣，影響著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行使得怎麼樣，也影響著企業管理的好壞怎麼樣，影響著集中領導能否順利進行。把工會的地位和作用提得這樣重要，極大地激勵起廣大工會工作者做好工會工作的自豪感、責任感。同時，這也是對那些把工會工作看作可有可無、當成“三類科室”的企業領導的嚴肅提醒。
鄧小平在致詞中，對工會的各方麵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他指出，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認識四個現代化的偉大意義，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管理、技術、文化水平，發揚艱苦奮鬥、大公無私、嚴守紀律、服從調動、愛廠如家的光榮傳統，團結一致，克服“四人幫”所煽動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的殘餘，用最大的努力來掌握現代化的技術知識和現代化的管理知識，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的貢獻。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維護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領導，維護生產指揮係統的高度權威，積極參加企業的管理，使集中領導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所有的企業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民主管理，企業的車間主任、工段長、班組長要由本車間、工段、班組的工人選舉產生。企業的重大問題要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討論。企業的領導幹部要在大會上聽取職工的批評和監督，對某些嚴重失職或作風惡劣的領導人員和管理人員，大會有權向上級建議給以處分或撤換。各企業的工會將成為職工代表大會和職工大會的工作機構。工會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督促和幫助企業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範圍內，努力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居住條件、飲食條件和衛生條件，同時要在工人中間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互助活動。
對工會的自身建設，鄧小平強調指出，無論做好哪項工作，工會都必須密切聯係群眾，使廣大工人都感到工會確實是自己的組織，是工人信得過的、能替工人說話辦事的組織，是不會對工人說瞎話、拿工人的會費做官當老爺、替少數人謀私利的組織。工會要為工人的民主權利而奮鬥，反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它本身就必須是民主的模範。致詞指出的“密切聯係群眾”、“替工人說話辦事”、“讓工人信得過”，是工會重要的基本職責，也是工會存在的基礎。一九五八年以來，受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對賴若愚進行錯誤批判的影響，各級工會忽視甚至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這個基本職責，導致削弱了工會工作的活力，使工會比較嚴重地脫離了職工群眾。致詞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對於工會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在新時期自覺地實現這個基本職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致詞，全麵地、深刻地闡明了工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是指導新時期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綱領性文獻。他雖然是麵向工會講的，實質上也是向各級黨政領導指明了在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方麵應當統一的正確認識，而且，致詞的有些內容，就是直接向企業領導提出的要求。因此，《致詞》不僅對指導工會運動的健康發展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而且對於促進各級黨政領導重視工會的地位和作用，依靠工會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也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所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果斷地把全黨工作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開始了糾正經濟工作“左”傾錯誤的進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和重視科學、教育的方針；審查和解決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強調要抓緊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的工作。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著撥亂反正工作全麵深入的開展，打破了前兩年撥亂反正遲緩、徘徊的局麵，包括工運領域在內的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都呈現大好的形勢。
一、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
從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開展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一次全國範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再學習、再教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主要是在思想理論界和黨政軍群領導機關開展討論。討論推動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的恢複和發揚，打破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設置的精神枷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全國總工會機關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總工會都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對提高思想認識，準備好工會九大的各項文件，起了積極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逐步深入到基層單位。這時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主要圍繞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來進行。通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抵製和批判社會上出現的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思潮和活動，消除群眾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疑慮和抵觸情緒，使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得到全麵、正確的落實。
一是抵製和批判社會上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思潮和活動。一九七九年初，極少數人利用共產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內涵，極端誇大黨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鼓吹資本主義。他們煽動一部分人遊行示威，衝擊黨政機關，甚至成立非法組織、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國各地串聯，還與海外及國外的敵對政治勢力相勾結。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必將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麵，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代表中共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對極少數人所散布的反動言論給以痛擊。各級工會都認真學習了鄧小平的講話。許多基層工會組織開展了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群眾宣講活動，在宣講中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革命幾十年實踐證明的真理，決不容許別有用心的人進行歪曲和誹謗。一些老工人講得好，“沒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沒有我們工人階級的今天。誰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二是消除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疑慮和抵觸情緒。隨著平反冤假錯案和調整社會關係的進行，對錯劃的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對一批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摘了帽子，給原來的資本家發還了被查抄的財物，恢複和補發了工資，並根據各人專長重新安排了適當的工作。有些職工不理解，認為這些政策是為那些“摘了帽子、拿到票子、有了位置”的少數人利益服務的，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有的人甚至懷疑這是“轉了向”、“砍了旗”。存在這種思想認識的人雖然是少數，但它確是貫徹中央政策的阻力。這種錯誤認識不消除，不利於中央政策的落實，也不利於發揮這些人的生產、工作積極性。為此，有些基層工會組織職工開展了“黨的現行政策究竟為誰服務”的討論，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分清是非，端正認識。通過討論，使大家認識到，黨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政策，改造剝削階級分子的政策，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致搞四化，體現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最大利益，正是為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務的。有些基層工會還組織職工討論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性，引導職工認識工人階級最講實事求是，而依法給落實政策的人發還被抄財物，補發工資，安排工作，正是實事求是路線的具體體現，從而消除了一些人的抵觸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