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實說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恐怖中，工會工作者和職工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以當時可能采取的方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製和反抗。然而，這畢竟是少數人的行動，而且主要是對打砸搶、揪鬥幹部和停工停產等錯誤行為的不滿。多數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還是努力跟的。少數職工和工會工作者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製和反抗畢竟是有限的，它始終沒有形成為工人階級整個階級的行動，因而不可能扭轉當時工會運動逆轉的形勢。
工會運動與工會工作的短暫轉機和重遭衝擊
一、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和工會組織的整頓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發生了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9.13”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全國各方麵工作有了轉機。周恩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極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著手整頓經濟秩序，努力消除“左”傾錯誤在經濟領域的危害。由於林彪、江青一夥的幹擾破壞，當時經濟領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企業管理十分混亂。主要表現為：勞動紀律鬆弛，經濟核算工作削弱，非生產人員過多，產品質量很差，工傷事故大量增加。在工礦企業裏普遍存在著“五無”現象：用人無定員、勞動無定額、崗位無專責、效率無考核、質量無檢驗。
針對當時企業管理的混亂情況，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聽取全國計劃會議情況彙報時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根據這個精神，國家計委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整頓企業管理的一些措施，明確規定要恢複和健全7項製度，即：崗位責任製、考勤製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製度、設備管理和維修製度、安全生產製度、經濟核算製度。明確所有企業要抓7項指標，即：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把產品質量放在第一位。《紀要》還提出，要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黨對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政策，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此後，為了扭轉經濟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無紀律的混亂狀態，周恩來指示國家計委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這個文件針對生產建設中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規定了10條紀律，強調了堅持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的原則。《紀要》和《規定》這兩個文件，體現了周恩來糾正經濟領域“左”傾錯誤的不懈努力。由於張春橋的作梗，兩文未能作為中央正式文件下達，但它對實際工作仍然起了積極的作用。
批判林彪一夥的“空頭政治”，糾正由此而造成的不敢抓生產、不敢抓業務的錯誤傾向，是周恩來在經濟領域糾“左”努力的一部分。他在一九七二年八月接見回國大使時提出一個正確口號：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鼓勵各級領導幹部要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這一年，周恩來還連續抓了出口援外產品、國內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號召廣大職工學文化、鑽技術。
整頓企業管理和整頓生產秩序是周恩來為穩定經濟采取的重要步驟。實現這些步驟，必須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必須恢複工會正常工作。因此，工會組織的整頓與健全，勢在必行。
工會組織的整頓與健全，還與“工代會”的錯誤實踐直接相關。各地“工代會”建立後，多數頭頭熱衷於爭權奪利、打派仗，他們隻抓“革命大批判”，隻抓同所謂“走資派”的鬥爭，全然不顧廣大職工關心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工代會”名為工人群眾組織，實際是服務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工具。有覺悟的職工對此十分不滿，迫切要求恢複工會的正常活動。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新年獻詞》，提出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要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1973）17號文件，向全國批轉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指出整頓工會要以基層為重點，在基本實現革命大聯合等條件具備時，首先召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工業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會代表大會，將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的工會組織建立起來。從此，工會的整頓與健全工作在全國各地相繼展開，到一九七三年底，全國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了工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領導班子。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的工會組織也陸續整頓和恢複。
工會組織的整頓與健全，摘掉了“工代會”的牌子，結束了它的活動，工會重新出現在工會運動的舞台；不少老工會工作者重新出來工作；許多基層工會恢複或部分恢複了正常的業務工作。這些，使工會工作有所起色。
但是，這次工會的整頓與健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總體格局下進行的，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第一，工會的性質、任務、指導方針折衷、含混，不明確。在對待“工代會”問題上，一方麵重申“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要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另一方麵又肯定了“工代會”，規定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屆數，按“文化大革命”前的次數加“文化大革命”中召開的“工代會”連續計算。這等於說原工會和“工代會”都應予以承認，都應是整頓與健全工會的基礎。在工會性質、任務問題上，一方麵在規定的7項任務中重提了抓生產、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關心工人生活，搞好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注意工人的文化技術教育（這些曾被“四人幫”汙蔑為“生產工會”和“福利工會”）；另一方麵又把“狠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放在更為重要的地位。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麵提出了一些實施的措施；另一方麵則更強調“要高舉‘九大’團結勝利的旗幟”，“深刻批判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在工人運動中散布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等謬論，肅清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由上可見，當時的指導方針沒有、也不可能撥正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方向。它並不是要恢複被林彪、江青一夥所砸爛的各級工會組織，而隻是要重建一個同所謂“舊工會”不同的工會。這個工會必須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樣的指導方針，當然不可能使工會的整頓與健全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整頓與健全工作顯露很大不徹底性。工會的整頓與健全，始終貫穿著兩股力量和兩種思想的尖銳鬥爭。一大批原工會工作者帶著恢複工會優良傳統的願望，力圖使整頓與健全後的工會能夠在生產、生活、教育諸方麵，繼續發揮工會的職能。但是，一來他們在組織上並沒有占絕對優勢，在工作上也未能真正掌握領導權；二來他們的傳統觀念和工作方針確實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情況，因為傳統的工會模式和工作方針確實也存在諸多非改不可的弊病。因此實事求是地說，原工會工作者除了努力維持當時的局麵，是難以把整頓與健全工作和整頓與健全後的工會徹底搞好的。至於那些操縱“工代會”的“四人幫”餘黨、幫派分子，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中占據了各級“工代會”領導職位的一大批人，他們是根本不讚成恢複工會及其傳統的，用他們的話說就是“絕不允許工會穿新鞋走老路”。因此，在工會整頓與健全中他們極力以“工代會”、“工宣隊”及其他各種工人“造反組織”為基礎，重建一個適合“四人幫”篡黨奪權需要的工具。以致不少地方出現“換湯不換藥”、“換牌子不換班子”的情況，許多整頓與健全後的工會實際上隻是“工代會”的變種。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利用整頓與健全之機進行派內爭權奪利的鬥爭，整頓與健全工作完全走了過場。
第三，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中重大的理論是非沒有分清。各地在整頓與健全中普遍提出了許多已被批判好幾年的問題，要求澄清。主要是：（1）“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工運領域中究竟占主導地位還是次要地位？”（2）對“文化大革命”前，工會“以生產為中心，搞好生產、生活、教育三位一體的任務”這一方針，究竟怎樣認識和批判？（3）把修正主義工運路線概括為“三會一團”是否準確？（4）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工會的任務是什麼？（5）工會究竟是受黨委領導還是受“革命委員會”及其政治部領導，（6）上級工會對下級工會有沒有領導關係？上述這些問題的提出說明，盡管工會已被砸爛了六七年，盡管“革命大批判”蕩滌了整個工會陣地，然而新中國建立後十七年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中那些正確的理論和實踐，是批不臭、也是批不倒的。隻是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暫時被顛倒了的是非，不可能馬上就顛倒過來。而是非不清，整頓與健全工作自然也難以徹底。
第四，全國總工會機關仍被軍管。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工會的全國領導機關，自一九六八年六月實行軍事管製起，一直未能履行它的職責。全國總工會軍代表主要是領導全總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於各地提出的理論、政策問題，既不作係統的調查研究，也不作任何決策，不起指導作用。
工會組織的整頓和健全，是周恩來奮力糾正“左”傾錯誤所取得成績的一部分。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和方針根本沒有改變，由於周恩來糾“左”的努力不斷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幹擾和毛澤東的錯誤批評，工會整頓與健全的有限進步，不可能促進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的基本好轉。
二、“批林批孔”對工運領域的衝擊。工人階級為實現“全麵整頓”方針所作的貢獻
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1號文件，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此後，全國開始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江青、王洪文等人開展“批林批孔”的目的，是借這個運動打倒周恩來和一批中央領導人，以便全麵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江青一夥在“批孔”的名義下，掀起“評法批儒”的浪潮。胡說中國從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千多年中，始終貫串著儒法鬥爭，儒家要複辟，法家反複辟。現在中央有兩派，一派是儒家，一派是法家。江青一夥不批林、假批孔，宣揚這場運動的重點是批“黨內的大儒”，是批“宰相”，批“周公”，把鬥爭矛頭直指周恩來。他們還在全國煽動抓所謂“大大小小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剛有好轉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重新被搞亂。
“批林批孔”對工運領域也是重大的衝擊，帶來了嚴重後果。惡果之一，許多整頓與健全後的工會重陷癱瘓。“四人幫”及其在各地的幫派和親信，不甘心“工代會”的收場，汙蔑整頓與健全後的工會是“穿新鞋走老路”，是“資本主義複辟的產物”；煽動職工層層抓“走資派”、抓“複辟派”，把那些堅持正確立場的原工會工作者和其他幹部重新打倒，把工會組織再次變為他們的一統天下。有的地方竟然利用工會提出由誰當省委書記的問題，篡黨奪權之心赤裸無遺。惡果之二，工人隊伍再度分裂。“四人幫”及其在各地的幫派分子，在職工中大肆宣揚“儒法鬥爭史”，搞亂職工思想，不少地方在職工中劃分“儒家”、“法家”，“複辟派”、“革新派”，工會整頓和健全中剛剛出現的“大聯合”又被分裂。惡果之三，工業生產下降，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煤炭生產和鐵路運輸不好，對整個國民經濟影響較大。與上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6.2%，鐵路運輸量下降2.5%，鋼鐵下降9.4%，化肥下降3.7%。這是“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名，大批“修正主義路線的回潮”，大批“以生產壓革命”的必然結果。為了扭轉工業生產驟然下降和經濟急劇惡化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於七月一日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通知》規定“不準揪幹部，不準打人抓人”，強調指出：“對於那些把打內戰、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顯然，這些都是針對“批林批孔”造成的危害而提出的批評。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抱病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重申了三屆人大提出的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次會議重新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得到工人階級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
四屆人大閉幕後，周恩來病情加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為使國家擺脫“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鄧小平堅定地、大刀闊斧地抓各方麵的整頓工作，明確提出了全麵整頓的指導思想，其主要內容是：全國各個方麵工作都要整頓。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教育、科技、文藝、軍隊都要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關鍵是領導班子。要搞好安定團結，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隻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這是大錯特錯。要恢複和健全規章製度，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要加強黨的領導，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要堅決地同派性作鬥爭，對派性要寸土必爭、寸土不讓。要認真落實對老工人、老幹部、老勞模和技術骨幹的政策，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他批示：工會不能隻抓階級鬥爭，對生產、生活福利還是要抓的，對困難補助、勞保福利、食堂、托兒所、文體活動都要管。鄧小平還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要求做好科學技術工作，要辦好教育。
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講話精神，國家計委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撰寫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草稿（簡稱“工業二十條”）。這個文件提出了一係列發展工業的重大理論和方針政策問題。諸如：決不能把搞好生產當作“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來批；要調整“勇敢分子”當權的領導班子，把壞人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要建立崗位責任製為中心的生產管理係統和強有力的生產指揮係統；要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要加強職工隊伍的團結，在職工中劃分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是錯誤的，等等。
鄧小平提出和實施的對各方麵工作整頓的方針，實際是要理順被“文化大革命”搞亂了的各條戰線的工作，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廣大職工對“四人幫”借“批林批孔”重新搞亂全國的行徑十分不滿。他們衷心擁護整頓的正確方針，用實際行動促進安定團結，扭轉生產下降的形勢。從一九七五年三月起，交通運輸和工業生產情況日趨好轉。以鐵路運輸為例，一九七五年頭兩個月，全國鐵路日裝車量一月份為4.6萬車，二月份降為4.3萬車，比實際需要相差1.2萬車。到四月份，全國鐵路日裝車量達5.4萬車，是曆史最好水平。煤炭日裝車量達1.8萬車，是五年來第一次完成計劃。原來嚴重堵塞的鐵路段疏通了，列車正點率也大為提高。鐵路的疏通和運輸量的上升，推動了鋼鐵、煤炭、電力等工業生產形勢的好轉。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情況甚好：原油49.8%，原煤52%，鋼42.4%，木材51.3%，全國工業總產值完成47.4%。下半年，生產形勢繼續看好。經過初步整頓，全年工業生產情況良好，扭轉了“批林批孔”造成的生產下降的情勢。工業總產值3219億元，比上年增長15.1%；鋼產量2390萬噸，比上年增長13.2%；原煤4.82億噸，比上年增長16.7%；原油7706萬噸，比上年增長18.8%；發電量1958億度，比上年增長16%；鐵路貨運量20.2478億噸，比上年增長12.9%。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整頓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工人階級貫徹整頓方針，為恢複發展生產做出的貢獻是重大的。
經過短時間的整頓，國民經濟擺脫了“批林批孔”導致的停滯倒退局麵之後，重又走向恢複和發展。這是繼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取得轉機被打斷之後出現的又一次新的轉機。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係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聽信“四人幫”對鄧小平的誣陷，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起，醞釀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這個運動的衝擊下，已經開始取得成效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已經明顯好轉的政治、經濟局麵又被打亂，全國再次陷入混亂之中。
三、“四人幫”利用工會九大籌備組進行破壞活動
鄧小平提出的整頓，也包括工會的整頓。一九七五年二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的通知。“四人幫”利用成立籌備組之機，千方百計把自己的黨羽、親信和心腹安插到籌備組內，精心挑選在上海造反起家的一個幫派骨幹擔任籌備組組長，控製了籌備組的領導權。使籌備組成了“四人幫”搞陰謀活動的秘密聯絡點和篡黨奪權的得力工具。“四人幫”及其黨羽利用籌備組進行多方麵的破壞活動。
第一，搞亂工運理論是非，篡改工會的性質和任務。關於工會的性質，他們一味強調工會要服務於階級鬥爭，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他們所謂的階級鬥爭，就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們所謂的階級鬥爭的工具，就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工具。關於工會的任務，他們汙蔑工會抓生產就是“以生產為綱，重走生產第一的修正主義老路”，鼓吹工會的任務“主要是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根據階級關係新變化”，“領導工人群眾向走資派作鬥爭”。關於工會工作的方針，他們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工會執行的正確方針，一概汙蔑為“修正主義工運路線”。他們強調的方針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反修防修、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主力軍作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顯然，這是一個根本不顧職工群眾利益的、完全服務於“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方針。
第二，排斥腦力勞動者，分裂工人階級隊伍。他們販賣“四人幫”打擊知識分子的種種謬論，不準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係統的廣大腦力勞動者參加和建立工會組織。宣稱，讓這些單位的知識分子建立工會，是不利於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同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的性質，同工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的作用也是不符合的。他們把廣大腦力勞動者排斥在工會組織大門之外，就加深了工人階級兩個組成部分（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對立和分裂，削弱了工人階級的整體力量。
第三，直接參與“四人幫”篡奪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他們同“四人幫”在中央一些部門和省、市的幹將、心腹互相勾結，密謀策劃。一麵打著“深入批鄧”的旗號，煽動職工群眾同“中央的修正主義”進行鬥爭；一麵製造“江青不當（黨）主席，中國就危險”的輿論。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工會九大籌備組向中共中央報送《繼承毛主席遺誌，把無產階級事業進行到底》的報告，表示“決心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把工會辦成“向走資派作鬥爭”的陣地。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繼續秘密串聯，給“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通風報信，為他們在上海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提供情報。
工會九大籌備組中“四人幫”幫派骨幹的破壞活動從反麵教育人們，要使工會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發揮正常的、積極的作用，必須保持領導權的純潔性。工會領導權要切實掌握在忠實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真正工人領袖的手中，如果領導權一旦被野心家、陰謀家收買的壞人所把持，工會勢必變成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必須堅持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基本原則，保護職工群眾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如果撇開這個原則盲目迎合錯誤的政治鬥爭的需要，工會就會喪失其基本職能而滑向危險的道路。必須堅持工人運動的正確理論。最主要的是認清工人階級的曆史地位和作用、工人運動的目標和方向，確認工會是職工利益的代表者，明確人民民主專政下工會的基本任務和社會職能。理論上的謬誤，必然導致實踐中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