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同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地把矛頭指向劉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大字報實際上指明黨中央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號召攻擊這個司令部。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工人、農民可以建立自己的組織，可以和學生串連，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進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文件的下達，改變了運動隻限於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的原定部署，把“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擴展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和廣大農村。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利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全麵發動起來了。這十年動亂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中國工會運動和工會事業，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對工會運動的嚴重破壞
一、“文化大革命”對工會運動的嚴重破壞
“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亂，造成了工會運動和工會事業的深重災難。
第一，各級工會組織被層層砸爛。工會運動的首腦機構——全國總工會首當其衝。“文化大革命”之初，全國總工會力圖緊跟中共中央的部署，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發出《關於工會各級組織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級工會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切實當好黨的助手，把“文化大革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總工會也相繼發出了同樣內容的通知。全國總工會機關的幹部全力投入接待上訪職工，整個業務工作陷於停頓。不久，江青一夥直接插手工運領域，煽動職工群眾“砸爛舊工會”，打倒劉少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的頭頭，說：現在臨時工、合同工製度就像資本主義對待工人一樣，非造這個反不可。全總眼裏沒有毛主席，沒有（中央）常委，隻有他們的劉主席（指劉少奇）。江青支持“全紅總”查封全國總工會機關，說：封得好！我讚揚你們。這之後，“全紅總”向全國散發江青的講話，並脅迫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負責人共同簽署了《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聯合通告》，在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上製造混亂。十二月底，“全紅總”強占了全國總工會機關辦公大樓，驅趕了全總機關幹部，全國總工會被“砸爛”，被迫停止一切工作和活動。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報《工人日報》也被“查封”。
在製造全國動亂中，“四人幫”之一、工人階級的敗類王洪文及其幫派組織，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王洪文一夥在“造反有理”、“我們要奪權”的口號下，拉幫結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上海“工總司”）。當日，“工總司”以赴京上告為由，在上海近郊安亭製造了攔截火車、使滬寧線停車三十多小時、國家蒙受嚴重經濟損失的“安亭事件”。十二月三十日，在張春橋支持下，王洪文一夥在上海市康平路製造了有10萬多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這起圍攻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的“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張春橋對“工總司”的頭頭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製起來。六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毛澤東大力支持這個奪權行動，他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十一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各界學習上海的“經驗”。《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從此，奪權之風刮遍全國，社會混亂進一步加劇。
在“一月革命”風暴中，許多省、自治區、直轄市工會乃至基層工會被造反派奪了權。機關被衝、被砸、被占領，物資財產被瓜分，檔案資料遭搶劫。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全國總工會作出3項決定：全總的金庫封存，資金凍結；全總黨組沒有權利再簽署任何下達文件：前一段時間簽署的文件一律無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任命中華全國總工會軍事代表的通知》，全國總工會機關實行軍事管製。一九六九年一月，全國總工會軍代表在河南羅山縣、息縣籌建“五·七學校”，全國總工會機關、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和《工人日報》社的幹部、工勤人員陸續下放。十月以後，全國總工會及其事業單位的絕大部分幹部、工勤人員及他們的家屬，乃至有些老、弱、病、殘人員，被疏散到“五·七學校”勞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工會的大多數幹部，差不多同時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或去農村落戶。經過“一月風暴”的洗劫，從全國總工會到基層工會，確實被層層“砸爛”了，整個工會係統完全癱瘓。
第二，工會運動領袖和骨幹遭到殘酷打擊，工人階級隊伍被分裂。中國工會運動培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領袖人物，他們經過戰爭年代與和平時期的種種考驗，不愧是英雄好漢；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忠誠戰士、民族的精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裏通外國”等種種政治帽子，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劉少奇、李立三被殘酷迫害致死；從全國總工會到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到基層的絕大多數工會領導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誣陷、打擊和迫害，他們的家屬親友也受到株連。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間，全國各民族、各地區、各部門都湧現出大批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優秀分子、人民群眾的先驅，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了帶頭作用、骨幹作用和橋梁作用，他們的光輝業績是工會運動重大成就的有力見證，他們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和團結的核心。林彪、“四人幫”為了打倒一切，篡黨奪權，在殘酷迫害工運領袖的同時，對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也肆行誣陷和打擊。他們用扣帽子、打棍子、倒栽贓等卑劣手段，羅織“保皇派”、“走資派的社會基礎”、“政治扒手”、“既得利益者”、“工賊”、“假勞模”、“黑標兵”等罪名，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有的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而被關押；有的被撤銷職務，一腳踢開；抄家、批鬥、遊街、罰苦役則是“家常便飯”；許多人遭受嚴重的精神和肉體摧殘，被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時傳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殘，遣返原籍。一九七三年，周恩來派人把他接回北京治病。終因身心遭受嚴重摧殘，醫治無效，含冤去世。全國特等勞動模範、上海江南造船廠的金龍山，被誣陷為“叛徒”，嚴刑拷打致死。“文化大革命”打擊、迫害了為數眾多的各級、各層次的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據天津市一九八○年的統計，慘遭迫害者達736人，占全市3200名勞動模範的23%。據黑龍江省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牡丹江、雞西、雙鴨山6個市的不完全統計，“文化大革命”前有全國勞動模範338名，省、市勞動模範2837名，“文化大革命”中被揪鬥的有870名，立案審查的有21名，共占28%。其中被錯定為“特務”、“反革命”而被關押、判刑的8名，被迫害致死的13名。吉林省長春市出席一九五九年全國群英會和一九六三年省群英會的250名勞動模範中，有40名受到打擊和迫害。對勞動模範、先進人物打擊之廣、迫害之深，可見一斑。“四人幫”還拉攏、利用少數勞動模範，為他們陰謀篡黨奪權服務，坑害了這部分模範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不僅摧殘了工運領袖、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而且分裂了工人階級隊伍。一開始，林彪、江青一夥就在工人中煽動建立各種派性組織，挑動工人鬥幹部、工人鬥工人，煽動武鬥，煽動停工停產。一時間，以工人群眾組織名義出現的各種派性組織遍及全國各地。上到全國總工會，下至廠礦企業和車間班組，絕大多數職工群眾都組織起各自的“造反組織”或“戰鬥隊”，卷入“奪權”和批鬥“走資派”的“鬥爭”。具有團結優良品質的中國工人階級隊伍，迅速被分裂成誓不兩立的兩大派和眾多的各類派別，相互進行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林彪、江青等人扶植一批壞人，把持一部分工人團體和派性組織，使之成為篡黨奪權的工具。
派性組織的出現，標誌工人隊伍和工人運動的分裂；派性鬥爭的泛濫，顯示工人運動方向的逆轉。這是“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嚴重惡果。但是應該看到，參加派性組織的職工，絕大多數是出於對毛澤東的信賴，懷著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改變現實生活中陰暗麵的良好願望而投身這場“革命”的。盡管他們在當時狂熱的個人崇拜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氛圍中身不由己，但從內心說，他們不讚成對各級工會領導人進行殘酷鬥爭，也不願意停工停產搞派性鬥爭，更反對製造流血的武鬥事件。後來，許多人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製、反對的態度，一些人也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所以，對當時參加派性鬥爭的一般職工群眾，不應進行指責。當然，當事者應當記取曆史的教訓。
第三，工會運動的成績被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開始，江青、陳伯達等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也為了攫取工會這個陣地，製造了“工運黑線統治論”。“黑線統治論”出籠於“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前夕，泛濫於“一月風暴”之後。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批發了經毛澤東修改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完全抹殺了新中國建立十七年來文藝界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績，誣蔑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個《紀要》。從此，“黑線專政論”被推而廣之，新中國建立後十七年的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都被說成是受“黑線統治”。
“工運黑線統治論”的主要內容是：誣蔑新中國建立十七年來的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被劉少奇及其在工會中的代理人所統治，他們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正確工人運動方針，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工運路線；羅織“三會一團”的罪名，強加於工會。把工會以生產為中心攻擊為“生產工會”，是取消階級鬥爭，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工會關心職工生活攻擊為“福利工會”，是腐蝕工人階級的“糖衣炮彈”，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把工會團結廣大職工、辦成真正的群眾組織，攻擊為“全民工會”、資產階級工會。把根本不存在的“工團主義”扣在工會頭上，說工會要淩駕於黨和政府之上，搞獨立王國。
這種混淆敵我、歪曲事實、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的“革命大批判”，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千百萬職工和廣大工會工作者、工會積極分子用血汗甚至生命譜寫的新中國工會運動的曆史，但是，它的確在一個時期裏攪亂了思想，模糊了人們對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的認識，為林彪、江青一夥“以幫代會”和篡黨奪權大造了輿論。
第四，“工代會”取代工會。“工代會”是“革命工人代表大會”的簡稱，“一月風暴”的產物。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全國上下普遍展開了“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爭鬥。為了適應“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需要，於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兩年中，在“砸爛舊工會”之後，全國有一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工代會”；省轄市和基層廠礦、企事業單位比較普遍地成立了“工代會”組織。“工代會”取代工會長達六七年，時間短的也有二三年，直到一九七三年整頓健全工會時，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
各地“工代會”名義上是在所謂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的，實際卻大多是各種幫派組織的湊合，其領導權往往被“造反派”頭頭所控製和掌握。盡管它們的口號和綱領五花八門，但總的都是在“左”傾方針和極左思潮影響下活動，都是把“鬥走資派”、“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作為自己的唯一使命。一九六七年北京市“工代會”的一個決議說得很清楚：“我們工人階級隻有一個選擇，一個答案，一個決心，就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定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鬥臭……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張春橋對上海市“工代會”成員說，工代會代表新生的力量和前進的方向，最有發言權，可以發號施令。正是在張春橋等的扶植下，以王洪文為頭子的上海“工總司”變成了上海市“工代會”，成為“四人幫”實現“改朝換代”的工具。由此不難看出，“工代會”是“以幫代會”的基本形式。當然，參加“工代會”的職工絕大多數是好人，其中也不乏知名的勞動模範和有威望的老工會工作者，他們還在“工代會”的名義下做了一些有益於職工群眾的工作。但是，這些都不能改變“工代會”的基本性質。
“工代會”的取代工會，在組織上進一步加劇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分裂，在思想上模糊了工人群眾的曆史使命感，在政治上篡改了工會運動的目標，因而加深了工會運動的災難。“工代會”的出現，實際上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幫代會”這一部署的實現。
二、職工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製
中國工會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這場浩劫，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第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是長期以來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他的個人專斷一般都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集體通過”，是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而這場“革命”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第二，“文化大革命”具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左”傾錯誤理論。由於新中國建立十七年來黨內和工會運動內部積澱已久的“左”傾錯誤影響一直未得消除，“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錯誤理論不僅很有市場，而且頗有吸引力和迷惑力。第三，處在“文化大革命”第一線的林彪、江青一夥，具有特殊身份和合法地位。他們裝出“最最革命”的姿態，用欺騙和恐怖相結合的手段，煽動宗教式狂熱，製造了一個個人崇拜的社會環境。第四，一些德高望重、人民信賴的革命家，出於種種原因，也支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而增大了“文化大革命”的號召力的不可抗拒性。第五，中國社會、黨和國家生活中確實存在著陰暗麵，工會運動和工會工作中也確實存在為職工說話、辦事不足及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缺點，廣大人民和職工確實抱有通過“文化大革命”以改變現實的企望。第六，黨的隊伍、幹部隊伍、工人階級隊伍、青年學生隊伍在理論素養和思想水平方麵存在明顯不足。“唯上”、“唯書”，思想僵化或半僵化，個人迷信盛行。因而在複雜的政治鬥爭麵前分不清是非，識別不了真假馬克思主義，一切以領袖個人的是非為是非，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大多在蒙昧狀況中被卷入了這場運動。上述種種，就使“文化大革命”得以在億萬群眾的投身下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這種大背景下，工會運動和工會事業也就在劫難逃了。
盡管“文化大革命”在表麵上有千百萬職工群眾的狂熱參加，然而這決不表明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認識和行動的統一。在“文化大革命”進行中，不少工會工作者和職工進行過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抵製。當紅衛兵四處串聯，到處衝擊黨政機關時，上海市的一批勞動模範和老工人貼出《我們老工人要說話了》的大字報進行抵製。《十六條》公布以後，迫害領導幹部之風愈演愈烈。對於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全國總工會機關和各地、各級工會中許多人有三個“不理解”：對“文化大革命”這場路線鬥爭不理解；對這場鬥爭的內容和表現不理解；對指責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和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不理解。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或消極、抵製的態度。在職工群眾中也出現了很多“逍遙派”。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濁浪中，各地都有職工和基層工會工作者，用各種巧妙方式，保護那些為工人做了好事、為工會運動做出過貢獻的幹部。當“派性風”、“抄家風”、“奪權風”、“誣陷風”、“打砸搶風”頻頻刮起之時，許多人勇敢地站出來，盡最大的努力維護正常秩序，減少動亂的損失。
在林彪、“四人幫”肆行無忌的日子裏，從普通職工到工會領導人，都有人起而反抗，揭露他們的嘴臉。在上海，有的老工人不怕迫害，敢於當眾怒罵江青、姚文元。有的青年工人在日記裏剖析張春橋“有極大的政治野心”。鄭州鐵路局一個青年職工，提出江青、張春橋一夥是製造動亂局勢的“黑手、後台”，他對照張春橋的“理論”，研讀了馬列原著後得出結論：張春橋是一個肆意篡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政治騙子。廣州一個青年工人在日記中寫下《給江青的一封信》，曆數了她的罪行後寫道：“好心奉勸你：勿口沫橫飛，勿操屠豬之刀亂砍生靈。還主權以能者，謝桂冠於魯迅……”。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委員陳少敏，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反對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光明磊落行動，是工運領袖、工會工作者抵製“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典型。這次中央全會在高壓氣氛中討論、批準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陳少敏一直保持沉默，會議《簡報》說她“沒有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思想深處有抵觸”，“頑固不化”。康生逼她表態，仍不為壓力所動。當全會舉手表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時，陳少敏沒有舉手，拒不表示同意。陳少敏在抵製、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所表現的工人階級無私無畏的優良品格，為全黨所推崇。
反對動亂，堅守生產崗位，是眾多職工當時消極應付“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手段。以製造天下大亂、實現亂中奪權的林彪、江青一夥，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煽動工人停工停產，欺騙和要挾工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不為走資派生產”、“不為修正主義路線做嫁衣裳”。他們的輿論工具對遵守生產秩序、勞動紀律、努力工作的幹部、工人和勞動模範肆意汙蔑，誹謗這些人是“老保”、“綿羊”，是“奴隸”、“馴服工具”。但是，各地都有許多勞動模範和職工不受他們的迷惑與壓力，在本職崗位上勤奮工作，勇做貢獻。著名勞模、革新能手王崇倫，在被“專政”的逆境中，堅持技術革新不鬆勁。家裏人勸他不要拖著嚴刑致傷的身子去上班。他說：“骨頭還沒碎，還得去頂崗；碎了長好，也還要幹！”王崇倫帶領技術協作積極分子，進行多項革新。僅一九七三年就實現十幾個技術革新項目，推動了煉鋼生產。廣西柳州機械廠總工程師、內燃機專家盧達，在“四人幫”猖獗時，頂住“白專道路”的政治壓力，避開監視，潛心鑽研美國、加拿大、瑞典等國操舟機的有關資料，計算出兩千多個數據，克服技術難關，依靠大家的努力協作，在一九七六年製造出中國第一台127大馬力操舟機。南京無線電廠工人、五十年代全國著名技術革新能手周阿慶，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中一直堅守生產崗位，反對“停產鬧革命”。他說：“工人不幹活，哪叫什麼革命！”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九七五年，周阿慶作為老工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重點企業彙報會。他針對“四人幫”否定合理規章製度的謬論，明確提出了加強企業管理、健全規章製度的5項建議。他的建議受到鄧小平的重視，在接見與會代表時，當麵對他進行表揚和鼓勵。周阿慶回廠後，帶領工人恢複和建立各種規章製度。一些職工勸他罷手，以免受“四人幫”刮起的歪風的傷害。他誠懇地對大家說：“我是共產黨員，不能牆頭草，隨風倒。對的不怕批，真理不怕辯，搞社會主義建設，合理的規章製度不能少。”許多職工和工會工作者始終保持高度的責任心，一邊挨鬥受批，一邊照樣堅持生產、指揮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