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學習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工業交通部門建立政治工作部門的意見，討論決定在工業交通部門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使廣大職工群眾、工業管理機關、現代化企業更加革命化。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工業交通係統建立政治機關的決定（草稿）》。隨後，工交係統相繼建立政治工作部門，掀起了抓思想政治工作、學習解放軍的熱潮。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要求，一九六三年底，全國總工會在八屆五次執委會議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工會主席會議上，討論了如何學習解放軍經驗的問題。會議要求各級工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切實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職工群眾的生產活動中去、日常生活中去、職工家庭中去和工會的各項活動中去。並提出以工會小組、俱樂部、職工宿舍、業餘學校為工會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陣地，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細。各級工會貫徹這次會議精神，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職工思想政治工作。
（一）開展形勢、政策教育，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各級工會向職工及其家屬反複進行了國內外形勢和黨的政策教育，鼓勵職工樹立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思想，樹立戰勝困難的信心。
在進行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中，許多地方工會和基層工會開展了講革命故事活動。開展得較好和較普遍的遼寧、上海等地，講革命故事已成為向職工進行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有力工具，實行群眾自我教育的良好形式。故事的內容，緊密結合各個時期黨的政治任務，為中心工作服務。故事員不但在車間、班組、俱樂部、食堂講，還深入到單身宿舍、家屬住宅區講。遼寧撫順發電廠工人故事員張功升，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先後配合黨的中心任務講了74個故事，聽眾有14萬多人次。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從一九六二年七月到一九六三年底，共組織了706場故事會，聽眾達27萬多人次。他們還舉辦了32次新故事推廣晚會和兩期故事員學習班，推動了基層單位的講故事活動。
各級工會特別是基層工會還廣泛地開展講“三史”（革命鬥爭史、廠史、家史）活動，激勵職工特別是新工人和青年職工想過去，比現在，憶苦思甜，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在對東北、河南兩個報告的批示中提出：“用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這一批示，大大推動了各地講“三史”活動的開展。講“三史”的形式也多種多樣，如組織老工人講師團，舉辦報告會、展覽會，召開新老工人談心會，編演文藝節目，等等。不少地方、產業和基層工會，組織人力，編寫了老工人家史、廠（礦）史、產業工運史等，作為向職工進行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
（二）開展向雷鋒學習的活動。雷鋒是人民解放軍沈陽部隊工程兵某部班長、五好戰士。他以頑強的意誌苦練殺敵本領，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平凡的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績。一九六二年八月不幸因工犧牲。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澤東為雷鋒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隨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董必武等也題了詞。三月六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廣泛組織全國職工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通知》，要求各級工會把組織廣大職工向雷鋒學習作為對職工進行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廣大職工中樹立以雷鋒為榜樣，學習雷鋒有遠大理想，有崇高的生活目的，不怕困難，愛憎分明，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的革命精神；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為公忘私，舍己為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品質。各級工會組織和工會的文化宮、俱樂部、圖書館、廣播站、業餘學校都積極開展了學雷鋒的各項活動，並及時總結、宣傳了學習雷鋒活動中出現的好人、好事、好經驗。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共同重視、大力配合和宣傳下，在全國職工中很快掀起了一個向雷鋒學習的熱潮。使廣大職工的精神麵貌更加煥發。辦實事，做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整個工人階級和全社會的時代風貌。繼學習雷鋒之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和一九六六年二月，全國又掀起了向王傑、焦裕祿學習的熱潮。全國總工會為此都專門發出通知，號召各級工會幹部和廣大職工努力學習，並提出學習要求。各級工會組織都做了不少宣傳和組織工作。焦裕祿的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為人民鞠躬盡瘁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以及他的大搞調查研究，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在廣大職工特別是廣大幹部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向雷鋒學習的活動，大大激發了廣大職工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性，在全國職工中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各級工會都把組織職工學習毛澤東著作作為重要任務，在職工中積極組織了各種學習毛澤東著作小組。工會的業餘學校開辦毛澤東著作學習班和輔導班；各地工人文化宮舉辦了學習毛澤東著作輔導講座和輔導員培訓班，幫助職工學習和為基層培養學習輔導員。廣大職工比較普遍地學習了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著作。通過學習提高了思想覺悟和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提高了克服困難、戰勝因難的毅力和信心。很多職工還學習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運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解決生產建設或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突出的如大慶油田的職工，在會戰期間認真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以“兩論”作指導，解決了大慶油田艱苦創業中很多生產建設技術上的問題和生活上的困難，創造出了輝煌業績。各地都湧現了一批學習毛澤東著作好的單位、好的小組和個人。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動的廣泛開展，對提高職工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理論水平，搞好經濟建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從一九六四年五月起，林彪按其所謂“走捷徑”、“背警句”的主張，授意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並鼓吹“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正如鄧小平等領導人當時就指出的，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簡單化”，“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然而，在思想政治領域“左”傾錯誤日益發展的情況下，林彪的這些主張和言論，卻得到大肆宣揚和傳播。不少單位在組織職工學習中，急於要職工聯係思想，“立竿見影”；並把學習毛澤東著作作為“突出政治”的標誌，列為勞動競賽的條件。這就不可避免地在組織毛澤東著作學習中出現形式主義、簡單化、虛假浮誇、名不符實等弊端和問題，對學習活動起了反作用。
四、改進職工文化技術教育工作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於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和大量精減職工，以及職工生活困難等原因，職工參加業餘學習的人數大幅度下降，由一九六○年的2257萬人，猛降到一九六一年的480萬人，一九六二年又下降到231萬人，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任何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才開始逐步回升。
這期間，各級工會組織和各有關部門，對職工業餘教育進行了不少調查研究工作，並認真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職工業餘教育的經驗教訓，注意了從實際出發確定辦學規模和調整辦學形式，製定和修訂了一些教學計劃，建立了一些必要的教學製度，加強了對師資的培養，工作有所改進。
一九六一年九月和十月，全國總工會分別在杭州和北京召開了職工業餘教育工作座談會，主要分析職工業餘教育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討論如何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今後工作的意見。會議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職工業餘教育工作總的要求是，“鼓足幹勁，實事求是，鞏固提高，穩步發展”。在方法上，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強調要鞏固學習隊伍，在鞏固的基礎上適當發展；強調要適應企業和職工的需要，並提出要著重抓好兩頭，即著重抓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一九六一年底，全國總工會會同教育部，到沈陽、上海等地，對職工業餘高等學校的情況和教學質量進行了考察。在此基礎上，全國總工會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在青島召開了職工業餘高等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著重研究了職工業餘高等學校的調整、鞏固和提高教學質量的問題，並起草了一些有關的文件。在此期間，全國總工會和教育部共同組織部分省市的職工業餘學校教師，審閱了全國各地編寫的幾百套職工業餘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材，並向全國推薦了上海、河北兩地的教材；還編寫了職工業餘初等語文和數學課的教學大綱。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又共同組織力量編寫了供全國統一使用的職工業餘初等和初中共7門課的教材。
全國總工會還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於一九六二年製定並發出了《關於企業職工業餘教育經費開支問題的通知》，劃分了工會和企業行政在職工業餘教育經費上的開支範圍。於一九六三年製定並發出了《關於企業職工業餘學校專職工作人員配備的暫行規定》。
一九六三年，隨著國民經濟和職工生活狀況的逐步好轉以及職工業餘教育工作的逐步改進，參加業餘學習的職工人數開始回升。至年底，全國參加業餘文化技術學習的職工增加到300萬人，其中參加大專班學習的達19萬人。特別是緊密為生產服務的各種各樣的短訓班有很大發展，參加學習的人數達到45.65萬人，占參加學習職工總數的15%。這一年，職工業餘高等學校（班）的畢業生共有3.34萬人。在這以前，每年業餘大學畢業生隻有一二千或三四千人。這標誌著職工業餘教育已開始較多地為企業培養急需的專業人才。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六四年初，全國總工會和教育部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職工業餘教育工作會議。會議回顧了幾年來的職工業餘教育工作，交流了辦學、教學和領導管理方麵的經驗，討論了今後兩年的工作。會議提出，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麵好轉，職工業餘教育出現新的發展趨勢，在今後兩年內，職工業餘教育要繼續做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在鞏固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具體要求是：擴大辦學規模；抓緊掃除現有職工中的文盲；分期分批地組織現有小學、初中程度的職工繼續學習；組織各種短期技術班和各種單科班；辦好和發展業餘中專和業餘高等學校。會議還討論了《關於職工業餘高等學校工作的暫行規定（草案）》、《關於職工業餘學校教師工作的若幹規定（草案）》等文件（上述兩個草案，經修改後，於一九六四年四月，由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發給各地試行）。會後，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四年四月批轉全國總工會、教育部《關於全國職工業餘教育工作會議的報告》，要求各地方、各有關部門結合實際情況，研究執行。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經過各地貫徹這次會議精神，職工業餘教育出現了較大的發展。一九六四年，全國參加業餘學習的職工增加到414萬人，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38%。其中參加初技、中專、大專學習的增加較多。參加中專學習的有21萬多人，比一九六三年增加57.7%，參加大專的有24萬多人，比一九六三年增加29.24%。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間，劉少奇多次講到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要求五年總結經驗，十年後推廣。各地積極進行了試點。據教育部的不完全統計，這一年下半年，全國半工半讀學校已有4000多所，參加學習的職工達80多萬人。這兩年間，雖然由於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的影響，在職工業餘教育中也出現一些起伏，但總的說還是穩步發展的。
在這期間，各地湧現了一批辦學好的單位和一批工作積極、熱愛職工業餘教育事業、精通教學業務的優秀教師，以及長期堅持業餘學習由文盲或小學達到大學畢業的優秀職工。各地總結了一批優秀典型。一九六六年四月，全國總工會在福州召開了全國職工業餘教育經驗交流會，會議著重交流了教師革命化的經驗和辦好職工業餘教育的經驗。會上提出了要“為革命而學，為革命而教，為革命而辦好職工業餘學校”的口號。會議確定今後職工業餘教育總的要求是，按毛澤東思想舉辦職工業餘教育，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和改造職工業餘教育隊伍，把職工業餘學校辦成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這次會議已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會議後期強調了所謂職工業餘教育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對當時職工業餘教育形勢和教師隊伍的估計以及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是不符合實際的。
總的說，經過一九六一年後的幾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職工教育有所改進和加強，教學質量有所提高。從這一時期整體來看，雖然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職工教育經曆了大發展、大減縮等曲折的發展過程，但是成績還是很大的。
首先，職工文化程度有較大提高。經過各個方麵、廣大教師和廣大職工群眾的共同努力，共掃除文盲667萬人，有228萬人從業餘初等學校畢業，63萬人從業餘初中畢業，16萬多人從業餘中專、高中畢業，13萬多人從業餘大專畢業。由於職工業餘教育的發展以及全日製學校每年給企業輸送的畢業生，促使職工隊伍的文化麵貌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變。據一九六三年對3000多個基層單位的調查，職工中文盲、半文盲約占20%，初等文化程度的約占40%，初中程度的約占27%，中專、高中程度的約占10%，大專程度的約占3%。這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文盲、半文盲占70—80%的狀況，已有極大的改變；與一九五七年的小學程度的約占60%，初中、高中、中專程度的約占19%，大專程度的約占1.2%的狀況，也有了很大的改變。
第二，建立了從掃盲、初等、中等到大專的職工業餘教育體係，創造了靈活多樣的辦學形式，發展了廣播、電視、函授教育。
第三，建立了一支職工教育的教師隊伍。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熱愛職工教育事業、鑽研職工教育的教學業務，成為“文化大革命”後恢複和發展職工教育的重要力量。
第四，摸索和積累了職工教育的不少經驗。在職工教育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體係、結構、辦學形式、教學製度、教學方法、領導管理等方麵都積累了重要經驗。例如：職工教育必須以生產為中心，為企業生產的需要和職工群眾的需要服務，必須適合職工教育的特點和規律；強調“結合生產，統一安排，因材施教，靈活多樣”等原則；發揮辦學、教學和職工學習三個積極性；企業領導必須兩手抓，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教育；職工教育涉及各個方麵，必須各個方麵、各個部門互相配合，通力協作等等經驗，至今仍有指導作用。
五、“五好”競賽廣泛開展和職工技術協作活動的興起
（一）廣泛開展以“五好”為目標的比學趕幫增產節約運動。從一九六一年開始，各個地方工會和基層工會在組織職工開展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中，都重視了加強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勞動競賽大多圍繞全麵完成生產建設計劃和企業調整任務這一總的目標，根據本企業的實際情況，確定競賽的中心內容。發動職工群眾，實事求是地製定企業、車間、班組和個人的增產節約計劃。不少企業領導和工會幹部深入班組，了解生產情況，分析職工思想情況，針對實際問題，組織競賽。因而使競賽的目標較為明確，切合實際。在這期間，有些地方、有些企業為使群眾生產、生活、教育等方麵的工作在競賽中結合起來，使競賽不僅比生產指標，而且比思想、比風格、比誌氣，先後開展了“五好”班組和“五好”職工競賽，也有的開展了先進班組和先進生產者運動。這對提高職工的政治覺悟，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推動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和全麵加強企業管理，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在全國開展的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中，有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11個中央工業、交通部門提出了開展“五好”企業和“五好”職工的社會主義競賽。但各地區、各部門提出的“五好”標準不盡相同，競賽評比方法和對“五好”競賽的認識也很不一致。對此，國家經委和全國總工會，召集了各產業工會、部分地區工會和一些企業的幹部對“五好”企業、“五好”職工的標準和它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以及如何組織“五好”競賽等問題進一步作了研究，又征求了國務院工業、交通各部的意見，於九月聯名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了《關於在工業、交通企業中開展“五好”企業和“五好”職工競賽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國務院於十月批轉了這個報告。報告中統一規定了“五好”企業、“五好”職工標準的具體內容。“五好”企業是政治工作好，計劃完成好，企業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幹部作風好。“五好”職工是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務好，遵守紀律好，經常學習好，團結互助好。“五好”班組是政治工作好，完成任務好，班組管理好，經常學習好，團結互助好。並規定了評比獎勵和授予“五好”榮譽稱號的辦法。其中規定“五好”企業由國務院主管部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委（或委托大中城市人委）評比，授予稱號。競賽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行政、工會和共青團分工協作，密切配合。工會要做好競賽的日常組織工作。此後，全國各地廣泛開展了以“五好”為目標的比學趕幫增產節約運動。這是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新發展。它把當時各地開展的“五好”競賽和先進生產者運動統一起來，比過去的勞動競賽、先進生產者運動，內容更為豐富，要求更加全麵，既反映了企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又反映了全麵搞好生產和加強管理的要求，體現了政治和經濟、技術的結合，科學管理和群眾運動的結合，生產和生活的結合，領導和群眾的結合，有力地推動了比學趕幫活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發展。而且，把“五好”競賽作為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的一項工作任務，使競賽的領導進一步加強。一九六四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了“五好”集體和“五好”職工表彰大會，樹立了一批“五好”企業、“五好”班組和“五好”職工的先進典型。
在爭創“五好”企業、爭當“五好”職工目標的鼓舞下，比學趕幫活動更加活躍，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不少企業解決了“老、大、難”的技術問題，提高了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增加了品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管理水平。之後，有些企業又提出了要趕超國內先進水平和國際先進水平的目標，職工提出了“既要認真地比，虛心地學，積極地趕，熱情地幫，又要勇敢地超”。於是，在一九六五年，比學趕幫活動又進一步發展成為比學趕幫超活動。
（二）群眾性技術協作的興起，技術協作與勞動競賽、增產節約運動緊密結合。一九六一年六月，沈陽市氣體壓縮機廠工人出身的工程師、市勞動模範吳家柱，響應中共沈陽市委發出的“全市工人，特別是先進生產者，要做無產階級的硬骨頭，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戰勝一切困難，搞好生產”的號召，決心帶頭推廣先進技術經驗，克服工廠生產技術上的困難，為國爭光。他與沈陽拖拉機廠工人出身的技術員、市勞動模範林海豐，沈陽高壓開關廠技術員、市先進生產者吳大有共同商議，決定聯合起來，交流推廣經驗，開展技術協作，並馬上從他們三個人所在的工廠做起。之後，他們又分頭串聯一些能工巧匠、工程技術人員，開展了群眾性的技術協作活動。這是全國第一個職工群眾技術協作組織的雛形。他們不計報酬，利用業餘時間和節假日，幫助一些工廠解決生產上的難題，取得了明顯效果。這一活動，受到中共沈陽市委和沈陽市總工會的高度評價和支持。市總工會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幫助他們建立了正式組織。命名為沈陽市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經驗交流、技術協作委員會。這是全國最早建立的一個地方性職工技協組織。從此，技術協作活動進一步活躍起來，參加技術協作的積極分子隊伍不斷擴大，開展技術協作的行業由原來隻在機電行業擴大到了各行各業。開展的地區遍及遼寧省各地。群眾性技術協作，不僅解決了不少廠礦企業的生產關鍵問題，一些由於前蘇聯撤走專家造成的“半截子”工程，也在群眾性技術協作活動中順利投產，並生產出許多“爭氣”產品和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