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拎起了行李，似乎要離開了。我提高了音量，喊著：“等等，等等！”牆角坐著的兩個顧客迷惑地望向我。我卻顧不上了。
他已經推開了門。我想追上去，雙腳卻像被釘在地板上一樣。我隻能大聲地喊他：“你停下！你聽我說！嘿，你是希臘人不是嗎？”
他推著門的手猛然停下了，緩緩轉身：“你……你怎麼會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你家鄉在島上，叫……該死，叫什麼呢？不過我沒有騙你，你一定是不記得了。那時候你才這麼高……哦不，是這麼高。對了！Egina，你叫Egina，和島的名字相同！我沒有說錯吧！”
他低頭，滿眼的不可置信，微微張開嘴，似乎在腦海中搜尋著記憶。然而隻是吐出幾個字來：“這……不可能啊。”
就這樣我和我的Egina重逢在各自的異國他鄉，也是各自的物換星移。我沒有變成那個在雅典旅店偶然相識的長發男人，而Egina也沒有建起私家球場。他留了下來，幫我打點事務。其實店裏在貼出招工啟事後早已聘到店員，並不缺人手了。適值經濟滑坡多少有些蕭條，不溫不火的生意我和一個廚師、兩個夥計足以應付。
我很好奇Egina是如何尋到我這裏的。他隻是吞下一大口意大利麵，咧嘴笑：“其他店都要求會講芬蘭語，我想中餐館該不會吧？”
我逗他：“你怎麼就不想中餐館會要求講漢語呢？”
他神色艱難地問：“真……的嗎？”
“開玩笑啦。”我笑著。
Egina跟我講起他的遭遇。他父親去世於他十五歲那年。是出海遇上了風暴，連屍骨都沒撈到。他母親隨後改嫁到別處，他不願跟過去，便一個人住在島上。十八歲時高中快要畢業，繼父說早就應該自立，多供養半年已屬仁至義盡。他母親竟不敢反對。於是他肄了業，不再讀書。起初幾個月隨漁船出海，又覺得如此不會有什麼作為，決定去國外碰運氣。三年來先後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東一家西一家，奔勞顛簸，做過修理工、侍應、保安。誰知不是因為語言不通被辭退，便是遇到失業大潮遭了裁員。總之都幹不長。
他記得，在巴黎的最後一個晚上，下著綿長的雨。從臨時宿舍裏出來，靠在橋頭抽一支煙，旋即又掐滅了，丟進塞納河。心想，以後恐怕連煙也買不起，不如戒了幹淨。他向我描述那些雕刻精美金碧輝煌的大橋，是法蘭西文明先進的符號，卻總在陰影裏藏著一窩窩衣衫襤褸泣訴討要的乞丐——那是另一塊被割裂的世界。他朝一個跪趴在地的老人走過去，從口袋裏掏出一枚硬幣，彎腰放進她麵前的錫盤。我甚至能看到那一刻燈火壯麗的埃菲爾鐵塔，如同倒栽著一把剛出爐的鑄劍，隻待受完了雨水的淬煉，便要去淩遲每一顆失意的心。
“我無處可去，隻好投奔一個同去巴黎的朋友。”他說，“我一夜沒睡，幾乎已經決定回希臘了。”
“可是你最終沒有。”
“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坐起來，用朋友的電腦訂了一張來芬蘭的廉價機票。我聽人講過，北歐的經濟算是歐洲最好的，而芬蘭的物價又是北歐最低的。便想再搏一把。”
“話雖沒錯，不過也是相對而言罷了。”
“可我管不了那麼多——我隻是不願意就那麼回去，否則出來有什麼意義？”
“我懂。”我遞給他一杯水，說，“你是我見過的最勤勉的希臘人。我原本以為，希臘人隻會鬧罷工和曬太陽。不過Egina，請你一定要記住，這世界上的事，並非都有我們所追求的意義。但有時，去做一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我叫Egina退了暫住的青旅，直接搬來我的公寓。在客廳裏給他加了一張床。每天我們一同上下班。有時我去赫爾辛基采購，店裏事務就全交付給他。朝夕相處，日漸親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