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出土的獸麵紋銅牌飾，現存洛陽博物館的“鴞形神徽”鑲嵌綠鬆石銅牌，屬於二裏頭文化二期，是該時期唯一的銅牌；二裏頭文化二期銅牌也僅有一件。其餘的約十件銅牌，包括1984和1987年的2件發掘品，和海內外博物館藏品7件，都屬於二裏頭文化四期。甘肅天水出土的一件，若屬於齊家文化的話，其年代應比二裏頭文化更早。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鑲嵌綠鬆石銅牌，年代為商代末期，大大晚於二裏頭文化。
疑問重重 探源解密
綜合各種考古信息後，除了金和玉之外，現代人也開始越來越熟悉綠鬆石器物，自仰韶文化到二裏頭文化的2000年傳承，以鑲嵌玉石的工藝起源與史前文化傳播為線索：是西北的齊家文化東進影響到中原，還是中原文明的金鑲玉模式西進影響西北地區？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讀，是源起二裏頭一期文化沒有銅器也沒有玉器出土，金鑲玉技術的工藝品不可能出現。二期文化的銅牌製作已經十分精美，不像是本地工藝技術傳統突然發生的結果，和二裏頭出土玉禮器體係的情況一樣，不排除接受外來影響的可能。早於二裏頭文化的金鑲玉雖然尚未發現，但是山東龍山文化的玉雕技術中，已經有鑲綠鬆石玉器的出土證物；山西陶寺文化則出土 綠鬆石，而西北齊家文化出土有鑲嵌或粘貼綠鬆石的陶器。單獨的綠鬆石雕刻藝術，以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小飾品為最早，距今約八千年。以距今6000年的東北紅山文化綠鬆石鴞鳥最為精美。
周之先祖夏人的佩飾，居然以金屬玉器相結合的華美形式，從二裏頭遺址的黃土層下重現天日。殷商的獸類造型中最常見的麵部特征表現模式——臣字眼，就來源於二裏頭銅牌獸麵形象。二裏頭文化所開啟的時代正是特色鮮明的中國青銅時代。用銅器和玉器來體現當時宗教與政治不分的神聖王權觀，給商周以下的中國社會留下深遠影響。先於青銅鼎而在銅牌上出現的鑲嵌動物造型，有理由視為夏族的“神徽”，而在十多件銅牌飾中數量最多的熊形神徽，可稱為夏朝的國徽一類標誌物。
從6000年前的紅山文化綠鬆石鴞算起，到二裏頭二期文化的年代（公元前17世紀），用綠鬆石製作鴞神偶像的造型傳統在史前中國已有兩千年傳承。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綠鬆石鴞（鳥）形佩，應該是二裏頭鴞神形象的最直接繼承者。
為什麼“熊神圖騰”能夠在當時獨超眾類，成為首屈一指的神聖符號呢？
華夏共祖黃帝名軒轅號有熊的符號現象，提示出解答的思路，那就是史前“神熊信仰和“熊圖騰”崇拜的大傳統，遺留給後代文明的語言文字編碼程序。直到《周禮》中有關“熊虎為旗”的國家禮製規則，依然延續著大傳統所遺留的表現模式。
銅鑲綠鬆石器物在已挖掘的二裏頭文化400座墓葬中僅有幾件，顯得十分稀有。這和青銅禮器初始階段較為稀有的情況是對應的。“個別墓葬中出現了銅鈴和綠鬆石器的組合，有銅鈴的墓葬必有綠鬆石器，或為銅牌飾或為其他綠鬆石器；玉禮器的主體地位呈下降趨勢，逐漸被新興的銅禮器取代。”需要說明的是，在迄今看到的10餘件二裏頭型獸形銅牌飾中，除去沒有動物形象的三星堆的三件，還剩12件。其中除了1981年出土的一件“鴞形牌飾”和1987年出土的一件虎形牌飾，其他近10件都是“熊形牌飾”。這個數量上的比例是很有意義的。趙殿增先生已經做出推測：“根據有準確出土情況的銅牌可知，此式銅牌盛行於二裏頭文化四期，其特點是在典型的獸麵紋上增加了裝飾性的單線雲紋圖案，綠鬆石豎排，滿嵌。從數量和形態看，此式可能是銅牌最流行時期的一種標準式樣。”增加甘肅天水所發現的一件，可確認“熊牌”為夏代晚期神話圖像的標準式樣。
那麼，金（金屬）玉石組合的史前宗教觀念意義如何？對金與玉組合出現的宗教觀念，我想即是最古老的物神崇拜，玉石崇拜之上，又增添和派生出新的物神崇拜，即金屬材料及其冶煉工藝是神話化和神聖化。金鑲玉的工藝傳統，始於更早的玉鑲綠鬆石，屬於山東龍山文化，以及陶鑲綠鬆石工藝裝飾，是屬於齊家文化的傳統。由於鑲嵌組合的材料，伴隨青銅時代的到來而發生新舊交替，遂導致華夏文明中金玉並重的價值觀念，還衍生出“金聲玉振說”和“金玉良緣說”，曆4000載而承襲不變。
編輯：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