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鑲玉的華夏起源
品質生活
作者：葉舒憲
中國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則用“白玉為堂金作馬”形容大清朝貴族的奢華生活，讓象征玉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象征金的女主人公薛寶釵，結成“金玉良緣”的一對，讓這自古的中國便“金玉滿堂”。
中國第一位哲人老子，用四個字形容物質財富積累的峰巔狀態，叫“金玉滿堂”。可見，金玉之組合在華夏文明中所蘊內涵的，既代表頂級的物質財富，又能體現無比高貴的精神價值。如果說要探究金玉組合的由來，可以按照物的敘事原則，上溯到老子時代以前很久，甚至是前文明的史前期社會。按照古漢語的用例，“金”原用來泛指金屬，可以包括金銀銅等各種貴金屬在內，所以銅器銘文就叫“金文”，青銅又稱“美金”。鐵的顏色不豔麗，獲得“惡金”之名。銀叫做“白金”，真金叫“黃金”。《山海經》一書記錄著熊山等八座山出產白金；雲山等二十九座山出產黃金；同時還記載有一百多座山，出產金銀銅，有一百四十多座山出產玉，其中有十四處山或水出產白玉。
先秦時代的奢侈品
若疑惑古代，究竟是金、銀、銅更貴重，還是玉石價更高？有《管子》一書提供的重要線索：《管子·輕重乙》假托武王與癸度的問答，說到貴重物資貿易的輕重等級問題。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裏，其途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製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在癸度的這個排序中，珠與玉並列首位，金列第二位，刀布列第三位。因為前二者的出產地距離周王朝距離十分遙遠。對照以下《尚書·顧命》中敘述的西周初年國家重寶，則基本上皆為各地出產的玉石之類，包括越玉、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金屬，好像周初時期以玉獨尊的情況還是十分明顯的。那麼，就華夏文明而言，後起的貴重金屬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攀附上更古老的美玉的呢？對此，文獻中難以找到合適的解答。
解讀考古遺跡和出土文物，已經成為重新進入我們所未知的遠古華夏文明世界的不二法門。其知識創新意義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摧枯拉朽，別開生麵。特別是在對漢字產生的早期和古文字時期的文化傳統了解後，物的敘事正在充當正宗的主導性敘事範式。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範式，擅長在文字記錄之外去尋找對象，這對國學研究範式的變革有積極作用。這種變革首先體現在信息獲得方式的多樣化；其次是闡釋與證明方法的多樣化。筆者從國學方法範式革新的立場，將考古學和博物學研究融合進來，提出“四重證據法”，並嚐試運用到文明探源研究課題中。若要說明金玉組合的發生之謎，目前比較有利的實物證據是銅鑲玉石或鑲綠鬆石的史前文物，堪稱“中國最早的金鑲玉”原型標本。
國學傳統是以傳世文獻和經典解釋為絕對核心而展開的，器物之學雖然自宋代就有萌芽，但是直到今日也還處於邊緣和支流的地位，根本不能和經史子集四類文獻相提並論。給中國考古學帶來以實物發掘為主的新式研究傳統的人，是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質學家，是當年北洋政府外聘的地礦顧問。安特生（仰韶文化之父）能夠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一係列重要文化遺址的初始發現者，如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就很好地說明了器物和文物研究的意義，為什麼不可能在國學自身傳統中脫穎而出，必須要借助於西方式的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登場，才得以在現代中國學術中紮根、開花、結果。
華夏文明 二裏頭文化
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號稱“華夏第一王都”，那裏發掘出距今3700年的宮殿遺址，一般認為是夏代晚期都城所在。二裏頭文化高等級墓葬中，出土一種鑲嵌綠鬆石銅牌，應是金玉組合在華夏文明發生期的雛形。早在1942年，此類型的青銅牌飾就已被盜掘並經過文物商轉賣到海外文物市場。其製作年代和出土地點則不明確。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二裏頭遺址編號M4墓葬中發掘出第一個鑲嵌綠鬆石銅牌，世界各博物館和收藏家手中的同類牌共9件才得以弄清其由來的真麵目。至1987年，共發掘出完整的銅牌飾3件，損壞1件。在發掘簡報中籠統稱之為“獸麵銅牌飾”，未做具體的圖像學分析考釋。後來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和甘肅天水也報告說有出土的夏商之際的銅牌飾4件，被解釋為二裏頭文化向遠方傳播的產物。目前世界各博物館共存有同類出土銅牌15件。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少量藏品，不同層次的仿製贗品則見於各地文物市場上。
李學勤在《中國青銅器及其最新發現》中說：“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二裏頭文化是夏文化。二裏頭文化的青銅器不僅有小件的工具和飾物，而且還有較大的禮器和兵器，都是用合範法鑄造的。這開啟了中國青銅器長期普遍使用這種鑄造方法的傳統。”又說：“二裏頭文化青銅器的工藝水準，還表現在其裝飾技巧上。這時已經有很精湛的在青銅器上鑲嵌綠鬆石的技藝。其代表是一種束腰的長圓形牌飾，已見有十件，其表麵都滿嵌綠鬆石，構成美觀的饕餮紋。這評語點明了銅牌飾在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上的標誌意義，卻未能仔細辨析三個銅牌飾的形象差異，未能辨識“饕餮紋”的多元動物原型。綜合已經發表的觀點看，有學者建議將“饕餮紋”說改為“獸麵紋”說，理由是文獻所稱饕餮的特征是“有首無身”的，與二裏頭出土的銅牌飾形象有首有身不符。學者陳國梁曾提出：“龍紋或者說是龍紋頭部的特寫”的說法，也有學者嚐試對三個銅牌飾進行分別辨識，提出一種是虎龍牌，另一種牌為虯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