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對於國家民族命運和文化的思考就是在這個過程在中逐漸形成的，後來這種思考伴隨了我的所有作品的創作過程。那些老駝夫老商人老僧侶，他們便是我的老師。對了，還有一位專門做史誌研究的老學者劉映元，他是我經常拜訪的老師。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可惜的是當我做出一點成績想著要報答他的時候，老先生卻已經仙逝了。連他的家人都找不到了，這件事讓我抱憾終生！
阿霞：《大盛魁商號》可以說是您旅蒙商題材的集大成之作，據我所知，這部長篇再版了兩次，反響也很大。您自己對這部作品滿意嗎？
鄧九剛：其實長篇小說《大盛魁商號》總共是三部，一百二十萬字，直到今年我才算徹底完成。光是第三部就大改了五遍。第一部是1998年出版，先後有過三個版本，第二部是2006年出版，先後也有過三個版本，第三部2010年和前兩部一起出版。1999年台灣核心出版社有過一個繁體字版本，隻是第一部和第二部。這些年盜版版本我收集到的有七種。
阿霞：介入電視劇是在什麼時候？寫電視劇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在您看來，電視劇和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具體談談您的一些電視劇作品。
鄧九剛：我大概有過七部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最早的是1994年的《駝道》，很不理想，我也不喜歡。前年還有一部《山村大爺》，也不怎麼喜歡。影視改編給我帶來的好處就是經濟效益，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
阿霞：你曾先後就讀於內蒙古大學文學研究班和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這段經曆對您的寫作有什麼特殊的幫助或意義嗎？九十年代，您與肖亦農、路遠被譽稱為內蒙古文壇的“三駕馬車”，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鄧九剛：那是在魯迅文學院的時候，有北京的記者采訪我們，有過這樣的說法，那時候我們三個都在魯迅文學院學習，表現也很活躍。
阿霞：我了解到在許多作者的回憶裏，您任《草原》小說編輯的那段時期是《草原》曆史上最好的時期，我指的是當時那種文學氛圍和《草原》編輯隊伍的整體力量。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鄧九剛：我在《草原》當編輯的時候是1985年到1988年，正是全國文壇興旺的時候，當然也就是《草原》最活躍影響力最大的時候，很讓人懷念。編輯整體力量也很強，有趙健雄、宋振偉、尚貴榮、李廷舫……
阿霞：您是否也認為寫作是一種體力活？您覺得作家的精神活動在寫作與生活中會有矛盾或衝突嗎？
鄧九剛：是個體力活，尤其是寫長篇小說更是對體力的極大消耗。作家的精神活動與當下社會生活肯定是存在矛盾的。當發生問題時要冷靜，沒有別的辦法，不要和生活硬碰。
阿霞：從技術層麵講，您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怎樣處理小說故事與現實之間的關係？虛構是否可以完全脫離現實世界或獨立解決文本的目的？
鄧九剛：這是一個必須把握又很難把握的問題。一定要與現實保持聯係，甚至應該是緊密的聯係，即便是曆史題材的小說也是如此。
阿霞：您心目中理想中的小說應該什麼樣的？是否存在好小說與壞小說這樣的說法？
鄧九剛：寫了大半輩子小說，真的對小說是越來越說不清楚了。好與壞當然是有的，比如文字十分粗糙，內涵也很淺薄甚至有負麵認識的，還有下流的，應該算做是壞小說。反之就應該算好小說了。我心中理想的小說應該是像《三國演義》、《靜靜的頓河》那樣的小說。有故事有思想，也有生動鮮活的人物，讀了讓人感動。
阿霞：我知道，這幾年茶葉之路研究會與俄羅斯有過深入而持續的交流與合作。俄羅斯的專家曾把您視為“中國的列夫·托爾斯泰”，您怎麼看待這種評價，介紹一下茶葉之路研究會的一些情況吧。
鄧九剛：基本是一種玩笑。是出自一個名字叫魯斯蘭的俄羅斯人之口，他是俄羅斯茶葉協會的會長。我們是在2009年北京參加一個專業會議上相識的，會後我請他到我朋友的一家茶館喝茶。很輕鬆的聊天，他是個很風趣的人，很懂得中國人的心理，也很會開玩笑。魯斯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中國茶葉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他是莫斯科大學茶葉專科畢業的學生，是裏海附近的少數民族。
阿霞：“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的成立應該可以說是直接源於《茶葉之路》這本書出版後所產生影響的結果，而且您本人擔任了這個研究會的會長。您是否想過這本書何以會引發如此大的社會效應？
鄧九剛：《茶葉之路》出版的時候曾經搞過一個研討會，當時就有專家指出，這是一本四不像著作，既不像報告文學，也不像經濟學著作；既不像史學著作，也不像散文。就是隨心所欲的一種文字表達方式。好像有點受黃仁宇先生的影響。後來的事我就是隨波逐流了，首先是引起俄羅斯強烈的反響，其後國內學術界也跟著對《茶葉之路》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就促成了“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的成立。現在研究會已經發展了，根據會員不同的訴求，分別組成“內蒙古草原茶路研究會”、“內蒙古萬裏茶路文化研究會”和最早的“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有以做俄羅斯生意的為側重的，有以旅遊為側重的，有以學術研究為側重的。更有意思的是現在俄羅斯和蒙古國也都相繼成立“茶葉之路”研究會，這是我預先沒有想到的。
阿霞：今後還有什麼寫作計劃？
鄧九剛：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書名是《大洋癱》。主人公是一個地主少爺，一個大煙鬼。日本占領時坐過監獄，民國時期也坐過監獄，共和國時又坐過監獄。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本質上就是一個農民，就是一個傳統文化熏陶下的農民，抱著農民自己的真理生活的人。由於堅持農民的真理，又不識時務，總是與生活格格不入。
阿霞：這是一部讓讀者期待的小說，但願我們能盡早讀到。最後，如果讓您對年輕的一代寫作者給出一些建議，您想說些什麼？
鄧九剛：這些年我好像忘記了自己的年齡，總是和年輕人在一起做事情。對生命對老年生活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做事情。反正最後的結果都是一個字——死。做事情死還是坐著等死，我選擇做事情。年輕人更要做事情，愛寫作的就寫，寫真實的感受，寫自己故鄉的事。對了，如果說對年輕人有什麼話說，就是要熱愛自己的家鄉，具體就是熱愛呼和浩特這塊地方。這是一塊好地方，其豐厚的曆史文化積澱，是挖掘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