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托對兒子在國外的活動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他們在政治上正日漸成熟，不愧為布托家族的人；擔心的是他們還年輕，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唯恐他們在鬥爭策略上出現失誤，貽人以口實。所以布托囑咐貝娜齊爾給米爾寫信說：“跟偉人有關係的人必須潔身自愛。這兒的報上說，你在倫敦生活鋪張。爸爸知道你不會這樣，可是他還想叫我提醒你一下，個人生活要謹慎，不要去電影院，不要奢侈浪費，否則別人會說你隻顧自己享受，忘了父親在死牢受苦。”信中還提醒米爾注意作為布托的兒子在外交上的禁忌：“不要接受印度人和以色列人的采訪，要完全不與他們來往。這裏印度報界對你的采訪作了歪曲報道。”
經過長時期的法庭鬥爭，布托的律師終於為他爭得了在最高法院進行自我辯護的權利。
1978年12月18日，設在拉瓦爾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開庭，公開審理布托案件，聽取布托的自我辯護。消息傳出，人們蜂擁而至，都想親眼看看已被關押一年多的前總理。最高法院隻能坐一百人的審判庭，卻擠進了三四百人。上千名擠不進去的人就守候在法院外麵軍警設置的路障後麵，目睹布托前總理每天被用警車送到法院，又被用警車押回監獄。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被拘留近一年後，於11月被法院釋放，有幸去法院參加旁聽，一睹丈夫精彩的自我辯護。而貝娜齊爾卻沒有那麼幸運，她仍在被拘留之中，提出的旁聽請求被斷然拒絕，她隻能聽母親給她講述法庭裏的情景。
被打入死牢的布托，在監獄裏受盡了折磨，半年多見不到陽光，一連二十幾天喝不到淨水，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因此，當努斯拉特見到自己的丈夫時，他臉色蒼白，身體虛弱。
布托對心愛的妻子說：“我在講話時覺得有點頭暈。麵對士氣高漲的人民，我真不知道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
布托最大的快樂是能見到人民。為了鼓舞人民的鬥誌，為了顯示自己對軍管當局的蔑視和不屈不撓的堅強意誌，每當出現在公眾麵前時，布托總是穿著整潔，精神抖擻，對歡迎的人群報以微笑，依然保持著前總理的迷人風度。
出庭的第一天，布托身穿仆人從克裏夫頓70號家中送來的裁製可體的西裝，內襯絲衫並打著領帶，口袋上插著一塊色彩鮮豔的手帕，像他擔任總理時一樣風度翩翩，微笑著與擠上前來的人握手致意。他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在法庭上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的自我辯護。
他首先列舉了在拉合爾高級法院審理時證人們相互矛盾的不實之詞，有力地反駁了稱他是謀殺案中的同謀犯的指控，還反駁了所謂他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在大選中舞弊等種種指控。他鏗鏘有力地說：“每一個肉體之軀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我不想苟且偷生，但我要伸張正義。”“問題不在於我必須證明自己無辜，而是對我的起訴必須要站得住腳，而不是一提出合乎常理的疑問就不堪一擊。我要求確認我是無辜的，不是為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這一個人，我要求這樣做是為了更高的思考，思考這裏曾存在著多麼荒謬的不公正。”
布托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向憑借雄辯的口才和迷人的風度贏得人足的支持。這次在法庭上，布托自我辯護的即席發言再一次顯示出他雄辯的口才和政治魅力，又一次征服了聽得入迷的群眾。
這是布托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改變布托的命運。
1979年2月6日，拉瓦爾品第最高法院作出判決，以4票對3票確認了對布托的死刑判決。
律師們再次忙碌起來，他們要為布托獲釋作最後一次努力。他們要求得到四份最高法院長達1500頁的判決書，但最後僅得到一份。他們找來影印機，影印了許多份判決書。他們在為要求複審的上訴準備材料。
而此時，貝娜齊爾和母親卻被關在伊斯蘭堡。父親的生命在一天天縮短，而她卻無能為力，什麼也不能做。她焦灼不安，整夜失眠，母親叫她服安眠藥，可無濟於事。貝娜齊爾有時看到鏡中的自己也不免大吃一驚：憔悴的臉上由於過度緊張長滿了粉刺，瘦骨磷峋，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顴骨，凹陷的眼眶和包著一層發皺臉皮的雙頰。
1979年2月12日，貝娜齊爾和母親被送往西哈拉的一所警察訓練營。這裏離關押布托的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隻有幾英裏遠，軍管當局顯然在為處死布托做準備。
1979年3月24日，最高法院駁回了對布托的複審申訴。世界各國對此都感到震驚，外國首腦紛紛呼籲齊亞·哈克刀下留人。大不列顛首相卡拉漢第三次要求齊亞作出寬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心的沙特阿拉伯也再次發出了呼籲，甚至卡特總統這次也加入了呼籲的行列。但齊亞·哈克對此無動於衷。1979年3月27日，他針對各國領導人的勸告和呼籲說：“大部分都是出於私人關係，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勸告，我們最好下台。”他還說：“如果我赦免布托，就將遭到巴基斯坦輿論的譴責。”
貝娜齊爾在西哈拉又被延長拘留15天，理由是她為了最後尋求釋放父親的機會，可能會進二步搞煽動性的政治活動。
父親在一天天接近死亡，究竟是哪一天？女兒既不想知道又想知道。
4月2日深夜，貝娜齊爾正躺在訓練營的小屋裏，母親忽然進屋。
“萍姬”，母親喚著她的小名，但一聽母親的聲調，貝娜齊爾便預感到她最不希望的時刻來臨了。“外麵的軍官說，讓我們倆今天一起去看你父親。這是什麼意思？”
母親其實很明白，貝娜齊爾也很明白。但她們誰都不願意承認這是真的。
“我必須把這一消息傳出去，最後一次請求國際社會和人民的聲援。”貝娜齊爾決心為挽救父親的生命作最後一次拚搏。“告訴他們，我不太舒服，”貝娜齊爾對母親說。
“對他們說，如果這是最後一次見麵，我當然要去。如果不是，我明天去。”母親對衛兵說。
這時，貝娜齊爾迅速撕碎了已寫好的紙條，重新寫了一張。“他們已令我們最後一次相見。”貝娜齊爾潦草地寫給外麵的一個朋友，希望她急告人民黨的領導人，讓他們通知外交團，並把人民動員起來。
“把它立即交給婭斯敏。”貝娜齊爾對忠誠的家仆易卜拉欣說，“快！易卜拉欣，快去！跟衛兵說，你去為我取藥！”
透過窗戶，貝娜齊爾看到軍管部隊的人員在相互商量，然後通過無線電請示上級。易卜拉欣在亂哄哄中來到了門口。
“我得馬上去為主人貝娜齊爾取藥，得馬上。”他對衛兵講。簡直是奇跡，在不到5分鍾內，他們便讓易卜拉欣走了。
窗外，無線電有了指示，監獄長過來對布托夫人說：“你女兒得了病，你們可以明天去探監”。貝娜齊爾對為父親父爭取到24小時的生命而喜出望外。
晚上8點兒分，貝娜齊爾收聽到英國廣播公司對亞洲的廣播。廣播報道說，布托的女兒從監獄裏送出了一則消息，說明天，即4月3日，她同父親見最後一麵。消息終於傳出去了！貝娜齊爾如釋重負，她等待著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她呼籲人民奮起抗議，但是沒有。貝娜齊爾和母親無言以對，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了。
1979年4月3日，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和女兒貝娜齊爾被一輛吉普車快速送出了西哈拉監獄，又被帶進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與佐·阿·布托做最後的訣別。
見到妻子和女兒一起來了，布托有些驚詫，因為軍管當局每次隻允許她們中的一個人單獨來看布托。所以布托向她們問道：“你們怎麼都來了？”
努斯拉特沒有回答。
“難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麵？”布托忍不住又問。
努斯拉特竭力控製住自己，沒有回答。
貝娜齊爾回答說：“爸爸，我想是這樣的。”
布托叫來站在一旁的監獄長問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麵嗎？”
監獄長膽怯地回答說：“是的。”
布托又問：“日子定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