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父親遇難
1978年3月，貝娜齊爾聽到消息說拉合爾高級法院將宣判父親死刑。她聽後精神恍惚地把消息告訴了在拉合爾的母親和信德省及卡拉奇的人民黨領導人。軍管當局懼怕在宣判布托死刑時會出現騷亂，便在主要城市增加軍隊巡邏，並大規模逮捕人民黨黨員及人民黨的同情者。甚至婦女也遭逮捕，有些懷裏還抱著正在吃奶的嬰兒。
3月18日清晨，貝娜齊爾也被拘留了。當淩晨4點半她聽到“警察找你來了。”這句話時，貝娜齊爾突然想跑，跑去找媽媽，可她已被拘留在拉合爾，想去找爸爸，想跑到任何一個地方。去薩米妞那裏，去律師那兒，或是去米爾、沙·納瓦茲或薩娜姆那裏。她再也不能獨自一人來忍受了，她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真主啊，救救我們大家吧！貝娜齊爾在空蕩蕩的屋子裏來回走動，嘴裏反複嘟噥著這句話。
傍晚，法官宣布了對布托的判決，他被判處死刑。就在此時，布托的一條卷毛犬突然死了。這條狗一分鍾前還好好的，可是一下子就死掉了。第二天，那條母狗也沒有任何病症地死了。貝娜齊爾的那隻暹羅貓第三天也死了。這令貝娜齊爾驚奇不已。
此時，貝娜齊爾正在病中。幾天前，她感到耳朵裏不停地響著喀塔喀略的聲音，攪得她煩躁不安，整夜都不能入睡。但一想到父親麵臨的危險，她更加心神不安。
前幾天，貝娜齊爾去探望父親，父親已被打入死牢。牢裏潮濕發臭，厚厚的水泥牆透不進一絲兒光線。一張床被鐵鏈牢牢地掛在硬地上。父親已被關在這裏24小時了，他被鐵鏈鎖在床上，腳脖子上留下了被鏈條磨破的傷痕。床邊挖了一個沒加蓋的坑，這就是為已經判刑的犯人提供的唯一的廁所設備。坑裏發出了陣陣惡臭，令人作嘔。
“爸爸”，貝娜齊爾雙眼噙著淚水。
“你是怎麼進來的？”父親微笑著問。
貝娜齊爾給父親作了解釋，並告訴父親說：“呼籲齊亞從寬處理的國家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從英國廣播公司的消息中聽到的。勃列日涅夫寫來了信；華國鋒在呼籲信中談到了您締造的與中國的親密合作關係；阿薩德從敘利亞發來了呼籲；還有開羅的安瓦爾·薩達特、伊拉克總統、沙特政府、英迪拉·甘地和參議員麥戈文。實際上除了卡特總統外，全都發來呼籲。加拿大眾議院一致通過決議，呼籲巴基斯坦當局從輕判決；英國的150名國會議員敦促英國政府采取行動；此外還有希臘、波蘭、大赦國際、聯合國秘書長。澳大利亞和法國。爸爸，齊亞這一招行不通。”
“消息令人鼓舞。”父親說，“可是，我們不必上訴。”
“不，爸爸，你一定要上訴。”貝哪齊爾說。
談話中布托乘看守不注意，把一張紙條塞進了女兒手裏，“真主知道我是無辜的”，布托對女兒說，“我要在真主最後審判的那天在他的法庭上起訴。現在你可以走，探監的時間快結束了，你要自己決定什麼時間離開，不要讓他們來催。”
貝娜齊爾躲過了警察的搜查。回到家，她打開父親的紙條才麵寫著駁斥對她的非法拘留時應說的要點。
貝娜齊爾遵照父親的指點，寫了一份控告對她進行非法拘留的起訴書。
6月14日，律師給貝娜齊爾帶來了最好的生日禮物—一法基爾·烏德·丁法官在一審裁決中判決對她的拘留理由不能成立。貝娜齊爾因此獲釋，她終於有機會照顧一下自己的身體了。
1978年6月底，貝娜齊爾在卡拉奇的中東醫院做了第一次耳部和鼻竇手術。
病愈後，貝娜齊爾又積極投入了營救父親的活動中。她曾要求“大赦國際”了解對父親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和父親在獄中受到的非人待遇，但當局表示拒絕。
貝娜齊爾及所有關心布托的人向拉瓦爾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遞交了上訴書。
“我不得不尊重我妻子和女兒的意見，這不僅因為我們之間有親屬關係，而且還有更崇高的理由。”布托在寫給前巴基斯坦總檢察長和他在最高法院辯護團的負責人葉海亞·巴赫蒂亞爾的信中說，“她們母女倆在這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勇敢地擔起重任。她們有權代表我發表講話，並表明政治見解。”
1978年5月，最高法院開始審理布托的上訴。布托的律師住在福萊什曼旅館，貝娜齊爾等在那裏設立了辦事處，時刻關注著審理情況。
貝娜齊爾夜以繼日地在福萊什曼旅館工作，整理出布托親自寫的對當局不實之詞的辯護詞，布托希望把辯護詞遞交最高法院。每天貝娜齊爾和朋友都在趕著謄寫律師從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帶回來的布托的手稿。他寫在紙的正反兩麵上的字非常難認。8月正值炎熱的齋月，布托在牢房中既齋戒又寫辯護詞，艱難可想而知。律師把打印好的稿件帶去給布托，他修改後再帶回來重新打印。貝娜齊爾等把布托的辯護詞的最後定稿—一秘密代號為“雷吉”——送到拉合爾的一家秘密印刷廠印刷。
但在辯護詞遞交到最高法院之前，印出的稿件落到了當局手中。為了重新趕製出遞交給法院和散發給外國新聞界的辯護詞副本，人民黨的工作人員挑燈夜戰，影印了這份長達300頁的辯護詞。
辯護詞遞交到最高法院後，首席法官下令禁止發表，但此時幾份副本已流傳到國外。後來辯護詞在印度以《如果我被謀殺》為題出版成書，十分暢銷。
由於貝娜齊爾在政治鬥爭中顯示出卓越的才幹和為人民黨的事業忘我工作的獻身精神，1978年9月，25歲的貝娜齊爾·布托小姐當選為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9月的一天，布托對來探監的女兒說：“我想叫你去一趟西北邊境省，我們要使人民保持高昂的士氣。你去的時候帶著那頂毛澤東主席送給我的帽子，它放在克裏夫頓70號的衣帽間裏。你演說時戴上它，然後搞下放在地上，並且對群眾說：‘我父親說，他的帽子應該始終放在人民的腳前。’”
但貝娜齊爾更擔心的是父親的身體，他日漸消瘦，牙床已變紫，有的地方已感染了，他還常發燒。
布托對女兒能否抗住這一切打擊頗為擔心，他歉意地說：“萍姬，我真不願讓你再去冒任何風險。如果他們變得更加瘋狂，你可能會重新被捕。我從一開始就感到擔心，但是我又想到成千上萬人正在為我們的事業受到鞭笞和折磨……”殷殷父女情溢於言表。
貝娜齊爾趕忙安慰父親說：“爸爸，別說了。我知道，作為父親，你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可你不僅是我的父親，你還是我的政治領袖，就像你是那些正在受折磨的人的領袖一樣。”
布托又叮囑女兒說：“你要小心，你將進入部落地區，別忘了那裏很守舊，你在演說時，有時頭巾愛滑下來，想著再披上。”
實事證明布托的擔心有點多餘。貝娜齊爾一行到達西北邊境省和部落地區，每到一處，她都能同恪守“對惡人毫不留情，對客人熱情款待”信條的巴丹人促膝暢談。
“巴丹人以愛護尊嚴聞名。我父親不僅在為自己的尊嚴，也在為祖國的尊嚴進行戰鬥。”貝娜齊爾對巴丹人說。盡管貝娜齊爾隻會講烏爾都語，不會說當地的普什圖語，但心有靈犀一點通，巴丹人能聽明白。巴丹人表現出了博大的胸懷，在那些地區，對婦女約束極為嚴格，但對貝娜齊爾，一個女人，他們沒有苛求。國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別的禁錮。人群用普什圖語高呼：“歡迎，歡迎，歡迎貝娜齊爾！”
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釋放布托。一個叫阿齊茲的男人為抗議當局審判布托而自焚。而第一個以自焚的方式抗議當局對布托進行迫害的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名叫帕爾維茲·雅各布。這兩個人生前貝娜齊爾都見過，她為他們的死深感悲傷。以後幾周又有5個人自焚身死，他們以這種最為強烈的抗議方式反對當局對布托的迫害。人民黨發動了強大的群眾運動，抗議對布托的審判。
貝娜齊爾在西北邊境省和旁遮普省的活動收獲很大，這引起了當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貝娜齊爾在木爾坦機場被軍警逮捕，押解回拉瓦爾品第。她和母親再一次被拘留。
為了躲避軍管當局的迫害，布托的二個兒子米爾·穆爾塔紮和沙·納瓦茲及小女兒薩娜姆都去了國外，隻留下長女貝娜齊爾在國內堅持鬥爭。但米爾和沙兄弟倆為了搭救自己身陷囹圄的父親，都放棄了學業．在國外領導反對軍管當局的鬥爭。
米爾在英國努力地工作著，不時會見來訪的外國政府人士，向他們介紹巴基斯坦國內的真實情況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審判。他還組織領導了旅居英國的巴基斯坦人抗議判決布托死刑的示威遊行。為了籌措活動經費，米爾賣掉了貝娜齊爾在牛津大學時用的那輛小汽車，用賣車錢在倫敦印製了布托的辯護詞，通過各種渠道廣為散發。為了使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迫害，米爾還親赴美國，在紐約呼籲聯合國對巴基斯坦當局施加壓力，挽救布托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