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貝娜齊爾成長
1973年秋，貝娜齊爾遵從父親的願望，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到牛津大學來，與其說令貝娜齊爾欣喜若狂，不如說讓布托歡欣鼓舞。當貝娜齊爾姐弟們還很幼小時，布托便時常對他們津津樂道起牛津大學。牛津是世界上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學之一。牛津大學與英國曆史有著密切的關係，英國的文學、教會、君主政體、議會都與牛律大學有著某種聯係。布托認為美國教育雖然非常出色，但教育管理相對鬆懈，而牛津大學將使貝娜齊爾姐弟增強紀律觀念。因此，布托一直希望把貝娜齊爾姐弟送到那兒去受教育。作為長女。貝娜齊爾是布托四個子女中唯—一個有幸在政變前在牛津大學完成學業的人。大弟弟米爾在第二學年開始不久便離開了牛津大學、為營救當時已被軍政府監禁的父親而在英國四處奔波。而妹妹薩娜姆根本沒到過那兒。
布托在寫給女兒的信中大談其感覺，一種興奮和得意溢於言表。他說；“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想象著你正沿著我22年前留在牛律大學的足跡走著，我曾為你能在拉德克利夫求學而感到高興，不過由於我沒在哈佛讀過書，我沒法也那樣地想象在拉德克利夫的你。但是現在，我能活生生地想象得出你在那兒就跟當年我在那兒一樣，走在牛津街頭的鵝卵石上，踏過冰冷的石階，走進每一扇知識寶庫的大門。你得以在牛津求學使一個夢想成了現實。我們祈禱並希望這個已變成事實的夢將發展成為你終生為你的人民服務的宏偉事業。”
父親對女兒的希望已經昭然若揭，那就是沿著父親的路走，成為一個政治家。布托還告誡女兒要多參加社團活動，尤其是牛津大學的辯論社。盡管貝娜齊爾自己並不想從政，隻希望將來在外交部工作，但中津大學的生活確實培養了她良好的政治素質。
初到牛津的貝娜齊爾並不比初到哈佛時高興、快樂。在哈佛，她和同學有自己的套問。在這兒她隻能住瑪格麗特女生大樓內的很小的單人房間，過道上有一個公共盥洗室，沒有自己的電話，無法迅速與英國同學交朋友。一連幾星期，她隻能找那些一同來到牛津的美國同學玩。隻是父親不斷的來信才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父親寄來了一份他曾在1950年掛在牛津大學基督學院自己房間裏的古羅馬印刷品，並寫信告訴她：“在你去牛津大學前，這份東西對你不會有任何意義，現在我把它寄給你，可能你想把它掛在你的房間裏。”父親的鼓舞溫暖了貝娜齊爾，她也學著父親把它掛在了牆上。
在牛津大學，貝娜齊爾學會了在壓力下工作。她每周要為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導師寫出所要求的兩篇論文。
牛津大學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從社會主義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政治俱樂部直至劃船和獵免俱樂部，而最有名氣的當首推牛津辯論社。該社成立於1823年，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它仿效英國下院的做法，經常就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被看作是未來政治家的搖籃。貝娜齊爾對成為政治家並沒有興趣，但為了取悅父親，她還是參加了牛津大學辯論社。
貝娜齊爾參加辯論社除滿足父親的願望外，另一個原因是她自己也被辯論藝術所吸引。在牛津大學辯論社所獲得的經驗和鍛煉的口才。使她後來能在巴基斯坦大地上在數百萬人麵前揮灑自如地講演，成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領袖。
盡管貝娜齊爾在讀了三年的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後，第四年又選讀了國際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課程，但牛津大學辯論社才是她一生中經曆過的最重要最愉快的一個集中點。
在牛律大學辯論社，學生講演者要穿上正規的服裝，並在上衣的翻領上插上麝香石竹。貝娜齊爾第一次演講的議題是“本院將彈劾尼克鬆”。初次登台演講的貝娜齊爾便顯現出雄辯的口才，她說：“一個人高談法律和秩序，參加總統競選，然而他又為所欲為，破壞了法律，引起國家的全麵混亂，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美國曆史上充滿了自相矛盾的事件。讓我給你們說一說喬治·華盛頓和他父親有故事。當小喬治的父親發現有人砍倒了他的櫻桃樹時，他大發雷霆，想弄清是誰幹的。年輕的喬治勇敢地站到父親麵前說，‘父親，我不能撒謊，樹是我砍的。’如此，美國人從有一個不說謊的總統開始。而如今他們卻有了一位不能說真話的總統。”
憑借21歲年輕人所有的自信和激情，貝娜齊爾列舉了這位美國總統可被彈劾的理由。在演講結束時，貝娜齊爾情緒激動地說：“千萬別搞錯了，我的朋友們，這些罪過是嚴重的。尼克鬆總是把自己淩駕於法律之上，為所欲為。最後一個英國君主這樣幹的結果是掉了腦袋。我們建議對他動動手術，雖說不是那麼嚴厲．但其作用絕不比此差。據說，有一次尼克鬆去看精神病專家，那人告訴他說‘你沒患妄想狂症，總統先生，不過你倒真是遭人恨呢！’今天，尼克鬆不僅令人憎恨，而且還失去了所有的信譽，由於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譽，尼克鬆便失去了領導整個美國民族的道德權威。這不隻是尼克鬆的悲劇，也是美國的不幸。”
由貝娜齊爾提出的彈劾尼克鬆的動議在牛津大學辯論社以345票讚成，2票反對而通過。貝娜齊爾的演講是成功的，然而，她並不高興。她可以在這裏大談法律準則、信譽、道德權威，甚至可以通過憲法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撤換一位民選的國家元首，把尼克鬆趕下台，但在她的祖國巴基斯坦，這一切都被丟棄了。4年後推翻她父親布托總理的不是選票，不是講演，而是槍杆子。
在牛津大學，貝娜齊爾過得輕鬆愉快。朋友們帶她到查韋爾河上遊玩。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的布倫海姆宮的綠樹蔭下野餐，駕駛著父親送的禮物——一輛黃色敞篷小汽車去觀看莎土比亞戲劇，或去倫敦，大口大口地吃美國薄荷奶油冰淇淋，去聽鋼琴曲，毫無顧忌地交朋友，同朋友們高談闊論，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遠離了巴基斯坦。
1974年2月，貝娜齊爾飛回巴基斯坦。父親要她一同去拉合爾參加由他召集的第二次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一心想將來到外交部工作的貝娜齊爾非常樂意，並且還為自己已有的外交經驗沾沾自喜。
那是1973年布托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在白宮舉行的正式宴會上，貝娜齊爾坐在以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聞名於世的外交博士亨利·基辛格國務卿旁邊。喝湯時，貝娜齊爾滿腦子想著那份玩世不恭的《哈佛大學諷刺文摘》上的一張照片，畫麵上叼著雪茄的美國國務卿正躺在一塊熊貓皮毯上。當宴會上到魚這道菜時，為了別再走神，貝娜齊爾和基辛格閑談起哈佛的優越感和其它不會引起爭議的話題。第二天晚上，在另一次宴會上，基辛格拉住布托說：“總理先生，您的女兒比您更咄咄逼人啊。”布托會心地笑了，把基辛格的妙語當作真心的恭維。
在那次訪問中，貝娜齊爾還認識了被水門事件困擾的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
在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上，布托呼籲與會的38個國家在外交上承認孟加拉國，並取得了成功。這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戰俘鋪平了道路。貝娜齊爾為父親的成功而高興。
貝娜齊爾在會議上認識了許多伊斯蘭國家的領導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沙特國王費薩爾，大開了眼界。
但當貝娜齊爾心情愉快地返回英國時，她卻蒙受了一次極大的侮辱。
“你計劃住在英國什麼地方？”英國移民局官員問道，並仔細查看貝娜齊爾的護照。
“牛津大學，我是那兒的學生。”貝娜齊爾彬彬有禮地回答。
“牛津大學？”他以譏諷的口氣問。貝娜齊爾怒火衝天，拿出學生證給他看。
“貝娜齊爾·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戲謔的腔調讀到，“你的公安卡呢？”
“在這兒。”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大學的費用呢？”
貝娜齊爾壓製自己的怒火，沒有諷刺他。“我父母給我的銀行賬戶上彙款”。
移民局官員又一次仔細檢查各種證件，又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查找什麼，但最終沒有查到。
“一個土巴老怎有那麼多錢來牛津受教育？”他嘟噥著，才把所有的證件退還給貝娜齊爾。
貝娜齊爾憤怒地衝出了機場。她想起了父親的告誡，父親曾一再告誡她要小心在西方可能碰到的種族偏見。當貝娜齊爾從牛津大學寫給家裏的信中隱隱約約顯現出對西方的好感時，布托再一次警告她要注意種族歧視的危險。他說：“西方心裏完全明白，作為一名學生你們不會永久地呆在他們的國家，他們接受你，是因為他們認為你不是個移民，不是一個要依賴他們的有色人種。一旦他們知道你是又一個回到他們那個了不起的國家避難的巴基斯坦或亞洲人，他們的態度就會完全改變。他們將開始蔑視你。他們將認為在通往成功的任何道路上，你竟然也來同他們競爭，那是不公平的。”盡管貝娜齊爾從未真正考慮過不回巴基斯坦，甚至是渴望著回去，回到她出生的土地上去，但她還是經受了種族歧視的一幕。
1974年4月，布托尤為高興的是看到女兒準確地預測了法國新總統是誰。當時布托帶貝娜齊爾到法國參加喬治·蓬皮杜總統的葬禮。
布托和他的朋友在吃飯時問貝娜齊爾。“你認為誰會成為下屆總統？”
“吉斯卡爾·德斯坦。”貝娜齊爾自信地回答。
後來法國總統選舉的結果果然如此，這不僅令貝娜齊爾興奮萬分，更令布托激動。因為1972年貝娜齊爾姐弟四人利用暑假到中國訪問時，周恩來總理曾問在哈佛大學讀書的貝娜齊爾誰會成為美國下屆總統。
“喬治·麥戈文。”貝娜齊爾非常肯定地回答。
即使當周恩來說他有消息確認理查德·尼克鬆會接任總統後，貝娜齊爾仍堅持己見。
“你回美國後給我來信談談你的看法。”周恩來總理和藹地說。
貝娜齊爾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話做了，但她仍堅持認為麥戈文會成為總統，但事實證明她錯了。而這次，貝娜齊爾非常準確地預測了德斯坦會成為總統，這種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預見性正是作為一個政治家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布托能不為女兒的這一進步而高興嗎？對貝娜齊爾來說，這隻不過是一次價值的實現而已，她並不因此而立誌要成為政治家。
牛津大學時期，是貝娜齊爾最輝煌的年代。1976年夏天，她以優異的成績從牛津大學畢業，返回巴基斯坦。
回國後，貝娜齊爾按照父親的願望，進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室從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有所用，一展才華，貝娜齊爾十分高興。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學識和研究能力，1976年秋天，貝娜齊爾又返回津大學選讀一年的國際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課程。這期間，貝娜齊爾致力於競選牛津辯論社主席之職。這是她多年孜孜以求的。幾年來，她一直是牛津辯論社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並且擔任司庫。在第一次競選主席職務時被擊敗了，而這次終於如願以償。
在此之前，疼愛女兒的布托擔心女兒再次失敗，害怕女兒被失敗所擊倒，便來信諄諄開導她說：“在一場選舉中，一方必然贏，而另一方必定要輸。你應盡你的最大努力，但是對選舉結果則必須高高興興接受。”一個月後，當他得知女兒成功了時，喜形於色，立即發來電報祝賀。電報中說：“獲悉你當選為牛津辯論社主席，欣喜萬分，你幹得真漂亮，我們衷心地熱烈祝賀你取得的偉大成功！”
貝娜齊爾的當選也在牛津大學引起了強烈的轟動。僅在十年前婦女還被禁止去辯論社所在的頂層的樓座，辯論社成員的比例至今仍然是七男一女，貝娜齊爾的勝利令人們大吃一驚。
貝娜齊爾競選勝利了，然而，她父親布托的競選才剛剛開始，而且前途未卜。
布托自1971年底取代葉海亞·汗當政以來，雷厲風行地頒布了1973年憲法。推行了一係列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改革。主要是推行工業及金融機構的國有化；土地改革，將大量土地交給中小農民或無地農民；降低軍隊的政治作用，改組軍隊領導，實行分僅，原來海，陸、空三軍由總司令指揮．而布托則把總司令的職能分成三個職位執行：海、陸、空三軍各設參謀長，在此之上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尤其令貝娜齊爾讚賞的是布托為婦女打開了從事外交、公務和在警察部隊服役的大門。為提倡婦女教育，布托任命了一位婦女擔任伊斯蘭堡大學副校長。在政府部門，任命婦女任信德省督和國民議會副議長。通訊部門也為婦女敞開了大門，女播音員第一次出現在巴基斯坦電視上。布托總理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75年布托夫人率巴基斯坦代表團出席了在墨西哥城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國際會議，並且被選為大會的副主席。
1977年1月5日，貝娜齊爾高高興興地返回巴基斯坦，參加父親的生日宴會。在宴會上，貝娜齊爾見到了六個月後發動政變推翻她父親的政府並改變了他們一家命運的人——布托親手破格提拔的陸軍參謀長穆罕默德·齊亞·哈克將軍。
穆罕默德·齊亞·哈克，1924年8月出生於印度旁遮普邦賈朗達爾一個中下階層的阿拉因人家庭。早年就讀於印度著名的聖·斯蒂芬學院。1944年，齊亞·哈克從聖·斯蒂芬學院畢業後加入駐印度的英軍，經過短期培訓後即於1945年隨英軍轉戰於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1947年印巴分治時，齊亞·哈克的家鄉賈朗達爾被分在印度境內，作為穆斯林的齊亞·哈克一家被迫移居巴基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齊亞·哈克曾在印度台拉登軍事學院學習。1955年又在巴基斯坦奎達指揮和參謀學院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1959年至1963年間，齊亞·哈克兩次受派到美國接受裝甲兵軍官和參謀軍官訓練。1964年他晉升為中校，1966——1969年先後任裝甲團團長、師上校參謀、準將旅長等，曾參加1965年和1971年的兩次印巴戰爭。1972年，齊亞·哈克升為少將，擔任裝甲師師長。1975年4月升為中將，擔任巴基斯坦陸軍第二軍軍長。1976年3月，齊亞·哈克被佐·阿·布托總理越過6位比他資深的將軍，破格提拔為軍隊的首腦—一陸軍參謀長，並晉升為上將。
初次見到齊亞·哈克，貝娜奇爾便有幾分失望。在她的頭腦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大粗壯，具有詹姆士·邦德那樣鋼鐵般的意誌。而她麵前的這位將軍既矮小，又緊張，相貌平平，擦著潤發香脂的頭發從中間分開貼在頭上。他並不像一個鼓舞人心的軍隊領導人。尤其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奉承說他見到佐·阿·布托這樣偉大人物的女兒，他是如何的榮幸，這令貝娜齊爾渾身不舒服。她不知道父親怎麼會找這樣一個人來擔任陸軍參謀長。據說，父親為挑選他還費了很大心血。
在生日宴會上布托充滿自信地告訴女兒：“我將號召進行另一次土地改革，我還將在3月份舉行大選、憲法上規定要到8月份大選，但我看沒有必要再等待了。我們按照憲法建立起來的民主機構正在運轉，議會和各省政府也都在行使職責。如果我們在這次大選中得到人民的支持，我們便可以更容易地向第二階段邁講，執行我們的各項計劃。”
不久，貝娜齊爾返回牛津大學，去組織牛津辯論社的辯論活動，而她的父親則緊鑼密鼓地準備大選。盡管貝娜齊爾主持辯論已經很忙碌了，但她仍然關注著國內的大選。
此時，巴基斯坦國內的競選鬥爭如火如荼。為了同布托領導的人民黨角逐，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伊斯蘭促進會、伊斯蘭神學者協會、獨立運動黨、巴基斯坦民主黨、全國民主黨等9個反對黨於1977年1月中旬聯合組成“巴基斯坦全國聯盟”，簡稱“巴盟”，並以“犁頭”作為競選標記。
“巴盟”先是放出風來，說將不接受3月份的大選結果，聲稱政府將操縱大選。“巴盟”在布托和他的首席部長們參加競選的地區沒有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並辯解說是他們提出的候選人和支持者被警察抓走了，要等最後期限過後才放出來。他們說：“我們遭到了綁架，當局阻止我們注冊競選。”
同時，“巴盟”又大肆攻擊說，布托不可信任，他計劃把每個人的私有房舍都收歸國有，將每個婦女的金首飾都充公。他們嘲笑布托是一個富翁，不是人民的人，他穿的是西裝，足登的是意大利皮鞋，喝的是蘇格蘭威士忌酒。他們還利用宗教攻擊布托，說布托是一個極壞的穆斯林，他僅僅從現在才開始學習如何作一日五次的祈禱。
而人民黨則針鋒相對，開動宣傳機器，進行反駁。布托還對不同階層的人許下個同的諾言。人民黨在競選中以“劍”為標誌。布托說他的人民黨要用劍來同資本家作戰，用劍來砍斷套在窮人身上的鎖鏈，用劍來結束資本主義的統治。針對“巴盟”的指責，他回擊說：“我不否認在一天工作18小時後、我偶爾喝點酒，但是，我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樣，我不喝人民的血。”
遠在千裏之外的貝娜齊爾緊張地注視著國內的大選。父母親每周寄給她的巴基斯坦報紙，她都仔仔細細地看，還不時打電話詢問競選情況。
在選舉那天晚上，貝娜齊爾來到基督學院對麵大弟弟米爾的房間，同他一起焦急地等待國內的電話。米爾是1976年秋季進入牛津大學的。米爾預測人民黨會在議會競選中獲得150到156個議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