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爭激烈的現實社會中，想要求得生存，的確需要才能。但是，如果以為隻須充分的才能便足以應付一切，這實在是癡人說夢。洪自誠認為：“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德——人格，就無從談才了。才與德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倘若強分高低，那麼人格是主要的，而才是人格的附帶物。
此外，他還指出：“徒有才能而缺乏人格，就好像是身處主人外出，而傭人為所欲為的客廳中，如此，這個家遲早會淪為妖怪變幻的場所。”所謂“才子溺於才”，隻憑才能辦事是行不通的，隻有德才兼備的人才能出類拔萃。
中國曆史上的周武王，曾在他洗手的盥盆上刻了這麼一段銘文：“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也，不可救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的重要。尤其是能在非難、排擠、誹謗麵前，保持冷靜的態度，采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使自己能真正地不“溺於人”。
這種自我保護的措施，主要是進行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有越軌之處，語言是否有不妥當的地方，一些習慣是否符合於社會道德規範，是否自己過於恃才傲物，不夠謙虛等等。古人雲：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別人對自己的一些議論，總是事出有因，風起於青萍之末，風源總還是自己吧！一般地說來，隻要是真心誠意，總是可以比較客觀地分析自己，所謂深夜捫心，神高一寸，正是此謂。隻要自己能夠不斷修省，那就可以在各種環境裏都自恃而不虛；第二是及時地總結經驗，反省自己處理人際關係是否正確？辦事失敗，遭致非議的原因，是否與此有關？具體地說來，即自己對所處環境的特點是否有足夠的了解？對同事、朋友、領導的個人秉性是否熟悉？如果導致自己陷於困境的根源，在於觸犯了別人的私人禁忌，那麼以後碰到此類情況，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曹操的特點就在於疑忌性重，量積狹，心又狠毒，曾有名言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他殺呂伯奢一家九口人和經常能揣摩出他用心的謀士楊修，是人盡皆知的事。可是他手下有一位謀士荀攸，卻與他相處融洽，前後為曹操“畫奇策十二”。
這位荀攸，就是摸透了曹操的性格和為人的特點，盡管才智過人，但從來不會像楊修那樣，指著那位在曹操睡覺時走近他床邊，被曹操疑心為刺客一刀殺死，事後曹操又大哭說自己夢中殺人而被隆重下葬的侍從說：“非丞相夢中殺人，乃君在夢中耳！”把過人的聰明都顯露出來而招致曹操不容。他對曹操的執禮甚恭是不用說的了，平時對一些小事，總是裝聾作啞，順水推舟，想來“丞相英明”之類的話是不會少說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博得曹操的信任與欣賞，每至關鍵時刻，他的計劃就總能為曹操所接受，從而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揮，同時又給自己創造了一個非常寬鬆的環境。故曹操讚歎荀攸“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智慧金言
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敬德思想源自西周時期的周公。翻閱中國曆代興衰史，最後獲得成功的君王，不僅本身擁有特殊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謙虛、寬容、體諒、信賴等品德。一個領導者一旦缺乏德行，就無法贏得部下的尊敬，難以成就大業。
才高非智，智者弗顯也
譯文
才能出眾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並不顯露自己。
解讀
俗話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刻意隱藏智慧往往是智。這是第一選擇。
這其中自有智者對智慧的獨特認識的原因，但更多的還是他們對智慧的反作用心存忌憚。在封建專製時代，一個人的智慧越高，如果他不為君主所用，他所麵臨的危險也就愈大。縱是賣身投靠，他們也常常被君主所猜忌，視為潛在的威脅。這就要求真正的智者以保身避禍為頭等大事了，做不到這一點的人，總是那些不知收斂的人，他們的結局大多不妙。
活學活用
自大一點是個臭字
《史記》裏西南夷列傳中有個“夜郎自大”的故事：
漢王朝統治中國時期，在中國南邊有一個部落，稱夜郎國。某年漢使者來訪夜郎國，夜郎王竟問使者：“漢朝有我夜郎大嗎？”使者愕然，至於怎麼回答的，《史記》中沒有記載，但可以想見，對如此愚蠢的問題，使者是不屑於回答吧？司馬遷在該篇的後記中評道：“隻知通道，故不知漢之廣大”。“夜郎自大”成語便由此而來。
但是，沉醉於自大中的反麵教員，也不止夜郎王一人，還有這麼一個故事：
後漢光武帝即位後，蜀地有位叫公孫述的人，自譖為王，與中央對立。與此同時，又有一割據漢朝西北隴地的隗囂族王，正困惑於不知應投靠光武帝還是歸順公孫述。於是派部下馬援前往公孫述處打探。馬援與公孫述原為舊知，他想：
“我單獨前往，公孫述會像以前那樣，雙手歡迎我吧？”
馬援懷著如此期待，來到了蜀都，卻受到了“一盆冷水”，護衛兵戒備森嚴，迎接他的態度極其嚴肅、傲慢。看到這裏，馬援對隨從說：
“夠了，夠了！他們隻是虛有其表，這種地方怎能容下天下之士呢？”
說完，便草草了事，趕回報告隗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