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爭激烈的現實社會中,想要求得生存,的確需要才能。但是,如果以為隻須充分的才能便足以應付一切,這實在是癡人說夢。洪自誠認為:“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德——人格,就無從談才了。才與德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倘若強分高低,那麼人格是主要的,而才是人格的附帶物。
此外,他還指出:“徒有才能而缺乏人格,就好像是身處主人外出,而傭人為所欲為的客廳中,如此,這個家遲早會淪為妖怪變幻的場所。”所謂“才子溺於才”,隻憑才能辦事是行不通的,隻有德才兼備的人才能出類拔萃。
中國曆史上的周武王,曾在他洗手的盥盆上刻了這麼一段銘文:“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也,不可救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的重要。尤其是能在非難、排擠、誹謗麵前,保持冷靜的態度,采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使自己能真正地不“溺於人”。
這種自我保護的措施,主要是進行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有越軌之處,語言是否有不妥當的地方,一些習慣是否符合於社會道德規範,是否自己過於恃才傲物,不夠謙虛等等。古人雲: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別人對自己的一些議論,總是事出有因,風起於青萍之末,風源總還是自己吧!一般地說來,隻要是真心誠意,總是可以比較客觀地分析自己,所謂深夜捫心,神高一寸,正是此謂。隻要自己能夠不斷修省,那就可以在各種環境裏都自恃而不虛;第二是及時地總結經驗,反省自己處理人際關係是否正確?辦事失敗,遭致非議的原因,是否與此有關?具體地說來,即自己對所處環境的特點是否有足夠的了解?對同事、朋友、領導的個人秉性是否熟悉?如果導致自己陷於困境的根源,在於觸犯了別人的私人禁忌,那麼以後碰到此類情況,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曹操的特點就在於疑忌性重,量積狹,心又狠毒,曾有名言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他殺呂伯奢一家九口人和經常能揣摩出他用心的謀士楊修,是人盡皆知的事。可是他手下有一位謀士荀攸,卻與他相處融洽,前後為曹操“畫奇策十二”。
這位荀攸,就是摸透了曹操的性格和為人的特點,盡管才智過人,但從來不會像楊修那樣,指著那位在曹操睡覺時走近他床邊,被曹操疑心為刺客一刀殺死,事後曹操又大哭說自己夢中殺人而被隆重下葬的侍從說:“非丞相夢中殺人,乃君在夢中耳!”把過人的聰明都顯露出來而招致曹操不容。他對曹操的執禮甚恭是不用說的了,平時對一些小事,總是裝聾作啞,順水推舟,想來“丞相英明”之類的話是不會少說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博得曹操的信任與欣賞,每至關鍵時刻,他的計劃就總能為曹操所接受,從而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揮,同時又給自己創造了一個非常寬鬆的環境。故曹操讚歎荀攸“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智慧金言
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敬德思想源自西周時期的周公。翻閱中國曆代興衰史,最後獲得成功的君王,不僅本身擁有特殊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謙虛、寬容、體諒、信賴等品德。一個領導者一旦缺乏德行,就無法贏得部下的尊敬,難以成就大業。
才高非智,智者弗顯也
譯文
才能出眾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並不顯露自己。
解讀
俗話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刻意隱藏智慧往往是智。這是第一選擇。
這其中自有智者對智慧的獨特認識的原因,但更多的還是他們對智慧的反作用心存忌憚。在封建專製時代,一個人的智慧越高,如果他不為君主所用,他所麵臨的危險也就愈大。縱是賣身投靠,他們也常常被君主所猜忌,視為潛在的威脅。這就要求真正的智者以保身避禍為頭等大事了,做不到這一點的人,總是那些不知收斂的人,他們的結局大多不妙。
活學活用
自大一點是個臭字
《史記》裏西南夷列傳中有個“夜郎自大”的故事:
漢王朝統治中國時期,在中國南邊有一個部落,稱夜郎國。某年漢使者來訪夜郎國,夜郎王竟問使者:“漢朝有我夜郎大嗎?”使者愕然,至於怎麼回答的,《史記》中沒有記載,但可以想見,對如此愚蠢的問題,使者是不屑於回答吧?司馬遷在該篇的後記中評道:“隻知通道,故不知漢之廣大”。“夜郎自大”成語便由此而來。
但是,沉醉於自大中的反麵教員,也不止夜郎王一人,還有這麼一個故事:
後漢光武帝即位後,蜀地有位叫公孫述的人,自譖為王,與中央對立。與此同時,又有一割據漢朝西北隴地的隗囂族王,正困惑於不知應投靠光武帝還是歸順公孫述。於是派部下馬援前往公孫述處打探。馬援與公孫述原為舊知,他想:
“我單獨前往,公孫述會像以前那樣,雙手歡迎我吧?”
馬援懷著如此期待,來到了蜀都,卻受到了“一盆冷水”,護衛兵戒備森嚴,迎接他的態度極其嚴肅、傲慢。看到這裏,馬援對隨從說:
“夠了,夠了!他們隻是虛有其表,這種地方怎能容下天下之士呢?”
說完,便草草了事,趕回報告隗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