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選擇了法國文學研究這條道路，並且幾十年孜孜不倦、奮發有為，與法國文學對我強大的吸引力有關，其緣由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法國文化法國文學是世界上最優秀、最燦爛、最有魅力、最在全球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文化之一。
問：改革開放後，您作為第一批促進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將西方現代思想介紹到中國，被譽為“開放的翻譯家”，與大師李健吾和羅大岡並稱為“三賢”。您為什麼要堅持把西方文學與思想，尤其是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當時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難與壓力？您怎樣理解“洋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樣體現的？
答：法國文學蘊含著、承載著豐富、優秀、有啟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紀反對封建禁欲主義，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識如沐甘露的人文主義文學，如十八世紀主張人自然而健康的發展，追求合理社會製度、合理社會構建的啟蒙主義文學，以及十九世紀對資本主義社會有深刻認識與剖析、對勞動人民有深切人道主義同情的現實主義文學，所有這些都是人類思想成果寶庫中的瑰寶，是全世界人共同擁有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們都曾得到過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讚譽。不要因為這些思想產生於外國，就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有權繼承，我們也應該繼承。不能凡是對著洋思想洋玩意兒就側目而視，怒目而視。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優秀遺產，已經有經典的表態在先，我們學著就是了。這是法國文學對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國文學也體現了令人歎服的藝術創造力，眾所周知，法國文學是幾乎所有重要的文學思潮的發源地，是幾乎所有風格流派產生的搖籃，從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一直到象征主義、荒誕派戲劇，以至新小說派，這種強大的活躍的藝術創造力、藝術創新力幾乎成為了世界文學不斷日新月異的發動機，這都是值得中國人研究、總結、借鑒的東西。作為一個學者，其工作內容就是研究這種優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華、譯介推廣，為中國的文化積累服務，這種職業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於我為什麼要堅持把西方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且不說我自己的愛好，首先是因為職責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語係法文專業這樣一個特定的國家教育機構，這樣一個特定的科班，我的職責與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來，做好這個文化搬運工作，這與其說是我個人的誌向與興趣，不如說我身體力行了共和國教育製度的意圖與要求，北大西方語言文學係這一科班的設置，顯然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對待歐洲優秀文化遺產的經典態度為理論根據的。
當然應該看到，任何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產生的現實條件，既有自己所能適用的現實範圍，也有自己不能適用的現實範圍，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外來的文化，無一例外適用於本土範圍，我理解社會主義中國對外來文化堅持“洋為中用”的原則，就是由此而來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對外來文化，在深度認知、深度理解、透徹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選擇、進行譯介、加以傳播，既是一項嚴肅的任務，也是一種難度很大的勞務。要把這個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學識、清醒的頭腦、理性的思維、準確的把握、慎重的態度，缺一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環境、正常的氛圍中進行，因而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我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環境中有所作為的。外國文學在中國的曆史命運，反映了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曲折進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確為外國文學工作帶來了春天，工作環境工作氛圍正常了，倒輪到我們這些外國文學工作者考慮如何更好地“洋為中用”，使外國文學工作更好地為我們本國的文化積累服務。
問：改革開放初期，您公開對“日丹諾夫論斷”作出聲討，並大聲疾呼薩特及其存在主義和左拉及其自然主義的曆史地位，在當時麵臨著怎樣的輿論壓力與風險？您為什麼堅持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