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柳鳴九:法國文學園地的“中國農夫”(3 / 3)

答:改革開放初期,我對日丹諾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曆史地位,的確碰到了風險,受到了輿論壓力,對這些往事,我隻想講三點:

其一、我當時提出這些問題,是自信認識到了日丹諾夫論斷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與二十世紀世界文化的實際,認識到了社會主義中國對薩特的否定與批判,是大水衝倒了龍王廟。既然我認識到了,我就應該講實事求是的話,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堅持自己的理論觀點,不作違心的改口,僅僅是因為我信任改革開放這個時代,我不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我這點事會招致“倒大黴”,果然,這一切不久就過去了。“縱然一夜風吹去,隻在蘆花淺水邊”,我慶幸我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細談過去所受到的壓力與付出的代價,是因為已經成為了過去。凡過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慶幸的。

問:研究方法上,您曾經有“旁征博引”情結、“東施效顰”之舉,但後來您解脫於這種情結,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後您總結出哪些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呢?這對於年輕的研究學者,以及整個社會有什麼樣的借鑒意義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結,來自對錢鍾書的崇拜,但後來發現很吃力,因為我沒有錢先生那種強記博聞的天賦與瀏覽萬卷書的本領,而且發現旁征博引有時會影響順暢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觀點。沒有那種天分,就不用操練那種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要把一個問題講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證把一個問題講透了,這就夠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適合這種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積材料,而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這句名言的信徒與學生,我力圖這樣做。要這樣做,必須要對所研究的課題有全麵、準確、深入的認知與把握,必須有提出問題的勇氣與膽識,更主要的是要在解決問題上下紮實功夫,要把提出的問題講透,令人信服,這不僅要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而且要收集與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說服力的例證與事實根據。如果能夠提出一兩個問題,也能解決一兩個問題,那就是不小的成績了。說實話,提出問題相對比較容易,而解決問題則難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隻是對問題有所解決,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興的。

問:您評價自己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從事的是“擺渡”和“搬運”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緒福斯的故事。而我們看到的是您豐碩的研究成果,可謂著作等身。那麼,您為何如此評價自己?您認為做學問需要怎樣的品質?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蘆葦是易損的、速朽的,西緒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勞的,我以這兩個形象來比喻自己,多少表現了我的徹悟意識。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既像蘆葦,也像西緒福斯,這就是對人生、對人存在狀態的徹悟。這兩個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前一個比喻強調了“會思想”,這就是人類偉大的所在,後一個比喻強調了推石上山的堅毅和與生俱有的本分感,以這兩個形象來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勵自己多思,激勵自己要有堅毅的精神與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過程中的自得感與成就感。關於評價問題,我的確按我自身的條件,盡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與其我來評價自己,還不如任人評說。

至於做學問需要什麼樣的品質,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沒什麼獨特的見解,我想不外是麵對做學問這件事,在態度上要勤奮勤勞,在精神上要實事求是,在方式上要切實可行,在麵對挫折與失敗上要堅強堅持、走得出坎坷路、坐得住冷板凳。

關於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對於學者來說,不存在多少利的問題,做學問本來就是一個清貧的職業,如果要去爭錙銖小利,那是太不明智,太不值得了。做學問倒是有一個名的問題,搞得好可以獨領風騷數百年,甚至流芳百世,但這絕不是刻意而為所能達到的。還是隻問耕耘,莫問收獲吧,耕耘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出名、自然會有名,水到渠成,這是君子出名的自然而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