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法國文學園地的“中國農夫”
文化大觀
作者：劉文韜 王碧薇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曆史和現實都表明，人類文明是由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世界文明瑰寶比比皆是，……法國有拉伯雷、拉封丹、莫裏哀、司湯達、巴爾紮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薩特、加繆、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奈、羅丹、柏遼茲、比才、德彪西等大師。”尊重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為我所用，既表明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又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自覺自信。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柳鳴九先生。
1934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法國文學史學家、理論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他曆經數十載編著的《法國文學史》，是迄今為止國內規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國國別文學史；他主編的《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體係；理論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左拉》《法蘭西風月談》等鞭辟入裏，娓娓道來；翻譯作品《雨果文學論文選》《莫泊桑短篇小說》《局外人》等精妙絕倫，引人入勝。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鳴九文集》受到社會廣泛關注。
問：您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係，為什麼您後來選擇走上研究法國文學之路？請問法國文學的吸引力在哪裏，讓你60年來孜孜不倦？
答：我是隨著共和國的誕生而成長的學者，也就是說，我是共和國培養出來的學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後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沒有什麼先驗的命定性，因為我不是書香門第出身，從小沒什麼條件與我後來從事的學科有任何淵源。第一次知道法國文學，說來還帶有一點喜劇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念初一的時候，有一天在校園的告示牌上，見到了一則尋物啟事：校內一位有名的教師，說他丟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譯本，如有拾得者歸還給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謝。我也就記住了這兩個名字：左拉與《小酒店》，這是法國文學第一次走進我的心裏。
稍後，我在重慶的求精中學念書。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外國文學，我所借閱的圖書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與洛蒂的《冰島漁夫》。從此以後，一直到建國初期，我通過學校的圖書館、街上的書店以及小書鋪，讀到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如：李青崖譯的莫泊桑，畢修勺譯的左拉，傅雷譯的巴爾紮克與《約翰·克裏斯朵夫》，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等等，所有這些都隻是我的課餘愛好，我從來沒想到過，我將來要研究外國文學，更沒有具體地想到要搞法國文學。如果就我的課外閱讀來說，好像倒是俄國文學對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讀了不少俄國文學的中譯本。
後來我投考北大西語係，我選了法文，原因也很簡單，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礎，既然來到北大，當然是再多學一門外文為好。這裏我應該著重說明的是，當時的北大西語係全名為：西方語言文學係，明確以培養該國語言文學的研究人才與教學人才為宗旨，它的畢業生的工作分配最對口的崗位，就是高等學校的西方語言文學師資、研究機構與文化機構的同類研究人員與編輯人員。
應該說，我之所以在法國文學研究方麵有所作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於我的大學畢業分配比較理想。我分配到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擔任《西方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的編輯與翻譯。這個時期，我的文藝理論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藝批評史的進修，我對法國古典文藝理論的翻譯，以及譯叢的編輯工作，實際上都成為了我後來法國文學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且是比較紮實的基礎。我這個時期的導師與業務領導是著名的美學家蔡儀先生，我所得到的培養與他是分不開的，他是我第一個伯樂。但是，我這些工作與我所學的法國語言文學專業，畢竟不是吻合得嚴絲合縫，我有點不知好歹，不知滿足，割舍不掉對原本專業根深蒂固的情結，因此，告別我的伯樂蔡儀先生，而選擇致力於法國文學研究的道路。
我為什麼做了這個選擇？我當時的如意算盤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國文學史研究，然後，回過頭去再進行理論體係的構建。但是法國文學就像一個遼闊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這片水域，遊了十幾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發覺我已經沒有力氣遊回原來的理論陸地了。不過我感到慶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後，結合法國文學研究的心得，在文藝理論方麵，又做了一些工作，如：係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徹底批判論”，對日丹諾夫論斷進行全麵的批駁，重新評價二十世紀西方文學，以及對自然主義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價，等等。如果沒有在蔡儀麾下所打下的那點文藝理論基礎，那我就做不出這幾件事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