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運作(2 / 3)

製度創新的效應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當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價格比在沒有實現快速技術與製度變遷的經濟部門的新收入流的價格更低時,它們是可以獲得的。創新性組織(家庭,企業,官僚當局)企圖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創新活動的收益內部化,在任何一個進步的社會,其結果都是引致了用於修正技術進步與製度運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會階層進行分割的持續的製度變遷流。

這一進程的曆史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對土地租佃製度變遷的需求有時是由新知識的應用中獲得潛在收益所誘致的,如英國的圈地運動。這一需求有時是通過佃農的政治壓力來實施的,這些佃農期望分享生產率增長所帶來的收益,在美國,組織工會是為了形成一種政治力量,以保證工人分享工業發展所形成的增長紅利。農業研究和推廣體係的發展代表了農民和一般公共機構為使社會在農業生產中應用先進的生物和機械技術獲得潛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紀20年代中期到現在,為發展農用品價格支持計劃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視為農業生產者為從農業研究的製度化所致的收益中獲取一個較高的份額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這些價格計劃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的收益中將有一個較大的份額被以較低的食品價格的形式轉給消費者。

對技術或製度變遷所形成的增長紅利的分割進行修正的努力,是集體行動的產物。無論是製度經濟學中的康芒斯傳統,還是政治科學中的多元主義傳統,它們都強調了自願的聯合來分享共同的經濟利益,對改變與加速經濟增長相聯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設性作用。

近來,為將企業與消費者行為的微觀經濟理論拓展到分析集體行動,對集體行動代表了對個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嚴重挑戰。奧爾森的研究的一個創造性企圖是想將企業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的內涵延伸到對集體行動的分析中去。

奧爾森強調了組織成本和個人同團體利益的衝突對實現經濟目標時動員政治資源的製約。“如果一個大的團體的成員在理性地追求他們的個人最大福利時,就不會起到使他們的共同或團體目標利益進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種強製的力量迫使他們這樣做,或除非向團體中的單個成員提供了某些分別的激勵而區別於共同的或團體利益的實現,團體中單個的成員有助於承擔在實現團體目標時所包含的成本或負擔。”

奧爾森說明了那些較大的團體進一步追逐自利的因素:“第一,團體越大,任何人在總團體利益中所獲取的收益越少……第二,……團體越大,……任何小的成員子集從集體利益中獲取足夠的收益,同時隻為此承受一個很小的負擔的可能性越小……第三,團體的成員越多,組織的成本也越大,因而,阻止所有的成員在獲取收益後離開的成本越大。”其結果,每一個團體成員都有理由期待其他人會作出組織的努力,或承擔維持組織的成本。

分析這些團體行動壁壘的方式有兩種。一個潛在團體的成員可能被迫強製參與,也可能向他們提供為動員政治資源所需要的超過慣常的經濟利益的激勵。例如,當農業的推廣服務在美國發展時,農民被迫組織地方“農場局”或協會,以獲取由一個推廣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務。這些地方農業協會後來又加入了國家農場局,它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所起的政治作用還在擴大。聯邦政府和國家開始將推廣服務從農場局中“分離”開來,後來,農場局又通過組織市場營銷合作社和購買合作社以及保險公司來補償這一遞減的公共支持,這些組織既使這些服務隻能由農場局的成員來獲得,也限製了受保護的局成員的紅利。

美國其他的農場組織也遵循上麵所描述的模式,如農民協會和全國農民組織。美國現在最為緊密的有組織的農場團體可能要數一些特殊日用品的市場營銷合作社了。這些日用品包括奶製品、檸檬水果、桃子、酸果蔓的果實以及葡萄。這些組織的優點是成員少,地理集中,對就近市場的壟斷與近乎完全壟斷,並能對聯邦和州立法機關施加影響以支持建立和執行市場營銷規則,也可以建立強製與基於由政治行動計劃的農業基金所提供的有關服務的組合。

當我們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組織的力量時,我們看到了農場的人口規模與農民的政治力量之間的相反關係:在發展中國家,農場人口較大,但幾乎沒有政治權力。在那裏,工業勞動力代表了總勞動力的一小部分,而有組織的勞動力與總勞動力相比很小的國家(常常是發展中國家),有組織的勞動者與無組織的勞動者的工資的差異要比工業和有組織的勞動力較大的國家更大。奧爾森的理論也提供了一種方法來分析一個社會中大多數處於劣勢的和分散的基礎團體(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發達國家的消費者)為追逐他們的團體利益而實現有效的組織和施加充分的政治影響時的失敗。

對自願的集體行動的壁壘已使公共代理組織努力實施有效的競爭或補償有組織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利益。不過,反壟斷的實施以及其他消費者導向的管製代理的經驗可以被解釋為是與尼斯卡寧的官僚主義行為模型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模型相一致的。例如,生產者的利益經常支配那些已經建立管製代理的能夠立法的消費者。即便當消費者的利益最初已支配管製者時,他們也傾向於成為一段時期內被管製的工具。

製度創新的動態學

從官僚主義和集體行動理論所引出的推論是十分令人悲觀的。這兩種理論都表明,在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市場中所顯示的製度變遷需求是很不完全的,因而產生了在製度變遷導向上的根本性偏向。這些偏向對生產者比對消費者更為有利,在生產者當中,這些偏向又對那些對資本品或人力資源進行了最大投資的生產者最為有利。因此,製度變遷的市場對於有組織的石油生產者比對有組織的農民運作更好,它對有組織的醫生比對有組織的產業工人更為有效。

另一方麵,經驗事實沒有支持我們所認識到的通過消除結構的不完整能獲得較大的收益的觀點。資料沒有表明工資在有組織的勞動市場部門比在無組織的勞動市場部門提高更快,我們假定對這些與官僚主義與集體行動理論所引伸的推論明顯不一致的解釋,可以從製度變遷市場的供給方麵發現。我們還更為明確地假定,製度變遷曲線的右移或製度創新可能性曲線的轉換,往往會降低製度變遷的成本,並使得製度變遷市場更為有效。

官僚化的企業家

我們可以通過考察官僚主義理論與集體行動理論的共同含義來解釋它們之間的某些明顯的不相容性。集體行動的理論認為,大的團體在作為正規的組織追逐他們的特別利益時,會有許多對他們的能力與動機的製約。然而,官僚主義行為理論的一個主要含義是,官僚化的企業家在追逐較大的預算與較多的職員時,將會發現他們的利益是為了組織對他們的服務具有潛在需求的顧客團體,因此,當官僚化的企業家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較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委托團體,以便創造對他們的服務的需求時,他們的效應就是降低了組織的成本。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當奧爾森在檢驗勞工、農業以及專業組織所起的壓力團體的作用時,他常常發現官僚化的企業家這隻“隱藏的手”的原因。

在經濟和社會緊張時期,組織一個潛在團體的成本可能會激劇下降。在有些情況下,對社會變遷的潛在需求“為想要獲得社會利潤的社會企業家提供了機會,他們在這樣做時,將為那些期待它們的人‘供給’或提供了社會運動。”尼斯卡寧和奧爾森顯然低估了那些供給或需求一種公共品的人可能聯合起來,以從技術或製度創新中獲取現有的或潛在的收益。進言之,一個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會降低,從而會進一步降低組織的成本。這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規模對組織的製約可能不像奧爾森所意味的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