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擴散與轉化
引入製度創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製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製度變遷的成本。縱觀現代曆史，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和利他主義的政策都會導致國家之間的製度形式的巨大轉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後，新的共和國遵循美國的模式建立了立憲民主與總統製。有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荷蘭的立法體製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習俗體製。德國和日本則謹慎地引進了自由主義的製度形式作為它們的經濟國家主義化的計劃的一部分。在最近幾十年，一些雙邊的和多邊的技術援助代理組織已成為製度轉化的一個重要來源。發展中國家繼續視製度轉化的過程為他們發展技術創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個很自然的部分。在農業中，無論是試驗站還是推廣服務都變得很普及了。
不適當的製度轉化會導致製度變遷供給的偏向，這類似於不合適的技術轉化所導致的技術變遷供給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獻論述了不適當的製度轉化以及這類轉化對製度發展的扭曲性影響。
有一個方麵的文獻為我們理解製度的轉化進程作出了貢獻，它收集了大量的關於製度建立的原始資料。這方麵的知識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學領域發展的，它們為技術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種對付幹預的有效的方法，從而誘致了更加有效的製度運行。關於製度建立的文獻典型地采用了一種明確地朝向製度變遷的規範方法，對有效的製度化的影響的檢驗就是要著組織對它的集合的規範性影響。因此，試驗站對稻穀研究能力的製度化的有效性將由稻穀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識對稻穀產量、稻穀生產者的收入以及稻穀價格對城市消費者的影響來得到恰當的評價。製度建立的文獻展現了對特定的組織形式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問題，以及將技術轉化與創新的能力製度化的普遍關注。
與此同時，製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評，即它沒有對一種類型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在這一類型下，為合適的製度變遷所提供的機會可能是基於不同的技術與環境特征。例如，西芬認為，一個關注正在發展的技術的組織可能比一個關注技術不集中的組織更容易製度化。他指出，許多技術相對“封閉的體係”意味著它們所要求的行為對於它們的操作非常獨特，而且與一般的社會文化體製不同。另一方麵，當技術體係不是封閉的時，在共同體的發展努力中，有效的製度化可能非常難實現。
社會科學中的新知識
相對穩定的封閉體製的技術可以通過地理的或政治的邊界來轉化，而且在資源與文化差異很大的社會比那些技術最初發展已構成製度與技術變遷方向偏向的一個重要來源的社會更容易製度化。這類轉化的可能性將資源轉化成了與國家或區域的文化賦予的發展相一致的製度創新的進程。從富國轉向窮國的製度形式在沒有巨大的適應性時，它很少可能為發展作出有效的貢獻。製度創新確實有可能比技術創新的地區分布更為專門化。將歐洲和北美的生產合作社模式轉化到發展中國家的努力代表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在製度發展領域的資源沒有投入非生產性使用的例子。
縱觀曆史，社會知識使製度績效和製度創新得以增進＿這主要是通過成功先例的逐漸積累或作為行政與管理知識與經驗的副產品來實現的，在最近的一個世紀，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已為製度創新的效率開辟了新的可能性。我們在前文中已提出，對社會科學知識的需求是由對更為有效的製度績效的需求中派生出來的。社會科學知識可能會經由現存的製度或通過促進新的更為有效的製度的發展和創新而導致更為有效的製度績效。例如，對商品供給數量與需求關係的研究已導致更為有效的供給管理、食品的獲得與食品的分配計劃；對影響新技術的擴散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過農業推廣服務導致了更為有效的績效，並導致了農業生產運動的更為有效的設計；對土地租佃或團隊農作安排的效應的研究已導致了在獲取自然資源的更大的公平與對農村地區的資源的利用帶來更大的生產率的製度創新。
社會科學知識的效應已使製度變遷的供給函數右移，即社會科學知識對代價更大的真偽學習過程的替代，這能使製度創新的成本降低，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很顯然的，即隻有當這些製度創新的更為有效的來源能夠發展本土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資源和其他社會的社會科學知識的文化條件時，一個社會才能實現新的收入流。
不過，隻有少數幾個國家開始通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的製度化而使收益的獲取成為可能。A．格申克龍已論證了社會科學知識對製度變遷的貢獻更多的是通過加強意識形態而不是通過分析能力的進步來實現的。E．S．鄧恩認為，社會科學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於對能維持現存的製度組織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對旨在轉變這些模式的研究。不過，K．波拉伊卻表達了一個社會科學知識對製度創新作出了貢獻的更為樂觀的觀點。
不管對曆史經驗作出怎樣的解釋，但有一點似乎是很顯然的，即在本世紀後半期，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已對製度創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貢獻。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製度設計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會科學知識，並已在許多國家有效地製度化了。在旨在實現更為有效的製度績效的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中，計劃性的代理人和計劃人已成為主導性的行動者。
研究工作者和計劃工作者近來對那些在製度績效方麵能實現更大公平的製度設計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對獲取經濟與政治資源的相對劣勢的無能為力（這是許多社會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對實現因社會科學知識進步所可能帶來的製度績效增長的嚴重製約。
展望未來
正如我們在本文所概括的，誘致性製度變遷理論還是不完善的。很顯然，這一理論對製度創新概念采取了一種漸進主義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對漸近主義方法的批評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們不得不從社會科學知識的觀點來分析製度績效的效率與公平的含義。不過，我們還沒有像已經發展和實施了的誘致性創新檢驗那樣提供一個可以進行嚴格的經驗檢驗的誘致性製度創新假說。
很顯然，在通過製度變遷的需求與供給的操作力量的市場中有一個嚴重的偏向——通過利用經濟與政治資源以努力實現製度創新與效率，而且還沒有一種理論或政治體製表明如何消除這一偏向。
我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誘致性製度變遷理論確實為我們開辟了利用社會科學與有關專業的資源以發展與特定的資源和社會的文化賦予更為一致的製度創新。我們在以後還將在誘致性技術與製度創新的理論概念的邏輯下來檢驗與綠色革命相聯係的技術變遷和製度變遷的曆史——它是發生於本世紀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發展中國家的食品生產的努力。因此，我們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檢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促進我們理解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技術變遷和製度變遷所起的作用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