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運作
市場結構與效率
在經濟學中，對製度運作的正規分析主要是在理解企業行為的市場結構的含義中演進的。經濟組織領域的許多早期著作的主要目標是分析要素與產品結構對企業行為與績效的影響。它通過分析官僚化組織對資源配置及企業成長的意義，進而對管理行為進行了較新的研究，考察了外部環境對企業行為的影響。
這種研究也是分析社會主義體製下的生產組織的經濟學中的一個長期傳統。這包括努力說明指導公共企業的管理者接近於在完全競爭下的私有企業或經濟的均衡資源配置與產出水平。由於由公共部門生產的公共品與私有品都在增長，即便是在一個非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形成了關於公共投資決策的理論與實際的大量文獻。
社會主義經濟學文獻與傳統的收益費用分析的一個主要缺陷是，它們都沒有包含關於政治行為或官僚主義行為的明確解釋。在一段時期內，一個關於官僚主義行為的內含的“利他主義”或“有機”的理論一般假定，如果政治家和官僚能提供最優化的規則，這一類規則就會被采用與實施。不過日益明確的一點是，在將個人的偏好轉變成公共政策時，立法機關的有效性（即對可交換的政策進行投票的效率）取決於一個社會在作出選擇時所利用的製度。還有一點也很明顯：對公共部門企業的管理（包括政府辦公處，大學的係或研究所，區域或地方發展當局，國家工業）並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計劃代理所說明的最大化規則或目標函數，這類製度下的管理者的行為受到它們所操作的經濟與政治的要素和產品市場的影響。
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在過去20年間為發展更為正規的分析集體選擇與行動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這一努力中，他們試圖將更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製度經濟學家最初感興趣的一係列問題中去，並引起政治科學家對多元化問題的興趣和社會學家對組織問題的關注。在許多方麵，這一努力對公共部門的製度的行為的理解，類似於經濟組織領域和管理行為領域對一個私有部門中支配官僚化組織的企業的外部與內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頓的看法，對集體選擇與行動的新的研究線索包括四個理論組成部分：即關於公共品、民主、決策規則和交易費用的理論。布雷頓認為，在解釋決定公共品與私有品之間的資源配置的力量時，關於公共品的理論著作是不適當的，因為它並沒有與正規理論對應的製度補充。在布雷頓看來，民主的理論確實體現了可觀察的政治體製的實質性要素——政治派別，決策規則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參與政治活動的報酬。關於決策規則的理論則主要考察個人選擇問題，它隻是剛開始體現製度決策的過程。交易費用理論則集中於在資源與時間方麵市場與非市場交易的成本內涵，它現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發展領域，我們尤其要關注導致了技術和製度變遷的集體行動，它們使一個社會的增長與發展能力擴張。這些使能力擴張的技術和製度創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個人努力或其他試圖影響它的行動的結果。我們在下麵兩節將考察尼斯卡寧對官僚主義行為的研究和奧爾森關於集體行動的交易費用的著作，以幫助我們分析對製度創新的潛在需求變為對製度變遷的有效需求的進程。
官僚主義行為
關於官僚主義經濟學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使官僚化企業家在官僚當局的預算與產出下的最大化行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寧所定義的，一個官僚當局是任意一個非利潤組織，它至少有部分是從一個周期性的撥款或讚助獲取資金。
在尼斯卡寧看來，大多數官僚當局的行為是以它們能在競爭性市場下獲取它們的主要生產要素以及在壟斷性或買方獨家壟斷的市場中出售它們的服務或產品為條件。大多數的官僚當局是由一個單一的支配性的集體組織來支助的（例如一個國家級或省級的立法機構），它們又是通過稅收來獲取資金的。同樣，一個發起組織或受托團體又從當局的項目中獲取收益，這常常依賴於一個特定的當局能夠供給它所需要的服務，而且官僚當局依賴於受托團體對它的政治支持。在這些條件下，官僚當局與它的發起組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雙邊壟斷”的關係。
為了建立可以被稱之為官僚主義行為的“純理論”，尼斯卡寧將上麵的觀察與官僚化企業家的效用函數（管理者是官僚當局的總預算的單調函數）的觀點結合了起來。尼斯卡寧的模型形成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假說：（1）一個官僚當局將比一個競爭性行業或一個追逐利潤的壟斷者提供更大的產出。這意味著用於生產官僚當局產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於一種官僚化的組織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歡公共學校，郵政工人可能會抵製一個國家郵政公司的形成。（2）隻要預算代表了對產出的約束，一個官僚當局就有從事推銷活動的激勵，它會增加對它的服務的需求，也會降低對它的服務的需求彈性。（3）一個官僚當局在麵對對它的服務的需求彈性很大時，它的供給成本等於或接近於在一個有組織的競爭性行業的普遍成本。相反，一個無彈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當局從它的活動中獲取較高份額的經濟租金。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員增加或設施更加豪華的形式。
除了有些領域比如國防外，在“純粹理論”中所說明的官僚主義模型是很難觀察的。官僚當局一般是將服務的組合提供給幾個受托團體。在美國，一所農業大學向一個項目很多的受托團體提供教學、研究和推廣的組合。它從國家和聯邦立法機關，以及通過學費和商品的銷售來獲取收入，不過，立法機關在撥出基金以及受托團體在支持立法的撥款時，是有幾種可選擇的方案的。例如，美國國會是將研究基金撥給美國農業部，而不是州實驗站。農民可以從相鄰的州實驗站的出版物和推廣服務以及農場的出版物中獲取信息。學生可以在州一級的農業學院注冊，而不是在他們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學學習除農業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課程。這些修正的努力是為了使得對農業學院服務的需求（包括教學，研究，推廣單位）比在純粹的官僚主義行為的雙邊壟斷模型的含義更具有彈性，並引致類似於我們在一個競爭行業所看到的製度行為。
不過，尼斯卡寧模型確實具有巨大的預見力。它預見了一種在彈性需求條件下生產過剩以及在無彈性需求的條件下形成過剩租金的趨勢，這似乎是與關於官僚主義行為的經驗知識相吻合的。生產的產出水平超過W．K．布呂昂在對美國食品分類項目中所論證的一個競爭性市場下的均衡水平的趨勢。A．O．克魯格用導向尋租或形成租金的資源估計了為獲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國民就業（或許可證）、商品以及服務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GNP中占一個顯著的份額。
用新古典企業理論的方式來將官僚主義行為模型化的努力，已對官僚服務的有效供給得出了許多十分有力的洞見。不過在這方麵的著作中，還很少對製度創新予以明確的考慮。因此，我們很難考察官僚主義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為與新知識的發明之間的相關性，後者是由政治史學家和經濟發展學者已經描述了的。
集體行動
增長紅利的形成或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或者是更為有效的製度績效展現了製度變遷的第二個需求來源的結果。技術變遷的顯著重要性就在於，它能容許知識對資源的替代，或較為廉價的但是更為豐裕的資源對更加昂貴的資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資源的非彈性供給對增長的製約。類似地，製度績效的增長降低了經濟組織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