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致性製度變遷理論
我們已給出了一個新的誘致性製度變遷的投資模型，並用西方與非西方經濟的農業發展經驗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檢驗。我們已在理論與實證的基礎上論證了技術變遷的方向與速度是對需求的增長率與相應的資源條件的回應，我們還揭示了技術在地區及國家間的轉化實質上是對誘致由新知識演化而來的技術變遷的同一自發進程的回應。
技術變遷可以被視為發展進程所內生的，這一觀點並不意味著農業或工業技術的進步可以聽任一隻“看不見的手”來指導技術發展沿著“原始的”資源條件或需求的增長所決定的“有效”路徑發展。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的產生是製度發展過程的結果，技術變遷反過來又代表了一個對製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不過，我們對新知識被用於改變技術變遷的速度與方向及用於技術變遷的轉化方麵的了解，比資源被用於製度創新與轉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們已經說明了製度在技術變遷的形成與擴散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們是技術努力與生產率增長方向發生偏差的重要原因。賓斯旺格已討論了市場結構對研究資源配置的影響，桑德斯和拉坦已討論了公共政策，尤其論證了利率的補貼是巴西農業的技術變遷方向發生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傑維已概括了技術變遷與製度組織之間的動態影響模型。
在本文中，我們將詳盡闡述一個製度變遷理論的要素。在這裏，對製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製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劃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然後，我們將考慮市場組織不完善的含義，在這裏，經濟和政治資源是為了製度創新與製度績效的增進而交換的。
製度變遷的理論
在過去的20年間，我們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並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如果我們要完全實現對經濟發展中技術變遷的作用的理解，我們就必須具備用於分析的知識和能力。不過，正如找們已注明的，我們現在已開始理解那些能使一個社會在對技術和經濟機會或製約作出回應時，形成不斷的製度創新力量的進程。
什麼叫製度變遷？
人們常常將製度與組織區分開來。一種製度通常被定義為一套行為規則，它們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係。一種組織則一般被看作是一個決策單位——一個家庭，一個企業，一個局——由它來實施對資源的控製。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是一種沒有差別的區分。一個組織（例如一個家庭或一個企業）所接受的外界給定的行為規則是另一組織的決定或傳統的產物，諸如有組織的勞工，一個國家的法院體製或一種宗教信仰。
在本文中，製度概念將包括組織的含義。因此，製度創新或製度發展一詞將被用於指（1）一種特定組織的行為的變化；（2）這一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變化；（3）在一種組織的環境中支配行為與相互關係的規則的變化。⑤
對技術與製度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明確理解一直是那些對發展的曆史和製度方麵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感到困惑的。不過，在這一研究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是製度變遷依賴於技術變遷，另一種則認為技術變遷依賴於製度變遷。技術決定論
馬克思比他的同時代學者更深刻地洞見了技術與製度變遷之間的曆史關係。他將發明看作是一個社會進程，而不是先驗的洞見或偶然的天賦靈感的結果。在馬克思的體係中，階級鬥爭反映了經濟製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衝突”。盡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係的變化（製度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他的觀點繼續支配著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技術變遷與製度變遷之間的關係的思想。
技術決定論在美國製度學派的著作中也是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論點。凡伯倫和他的追隨者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製度是靜態的因素。埃爾文·K·青格勒指出，在凡伯倫的體係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製度之間的辯證鬥爭與衝突導致了經濟與政治製度被慢慢地置換與替代，經濟組織的體係經曆了曆史的變遷與調整。”西蒙·庫茲涅茨在他的數量研究中討論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因時，他所使用的術語也與凡伯倫所使用的術語非常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技術擴散的研究受到下麵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即現代化包含著對習俗、文化、個性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以便利用由技術進步所創造的機會。不過，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一種傾向是不再強調抵製概念，而主要強調了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收入流的規模。因此，製度創新被看作是對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與生產率增長的滯後反應。
在新古典製度學家那裏，為了考察能管理技術變遷的“非人性”力量的製度的設計，技術對製度現代化的影響已被拋在一邊。他們在關於技術變遷的福利意義上有很大的分歧，但無論是老的還是新的製度學家似乎都認為技術變遷是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的自動內在邏輯的產物。
製度決定論
波拉伊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形成了一個不十分有力的傳統，即他們主張製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按照這一線索，道格拉斯·諾斯和P．托馬斯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在人口對稀缺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時，那些支配產權的規則的製度發生了變遷。這些作者試圖論證，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增長表明了對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長期變化與市場規模的變化的滯後回應。
按照諾斯與托馬斯的觀點，隻有當經濟組織是有效的時，才會發生增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要求產權的修正，以便減低創新活動中私人與社會報酬的差別。要素市場的組織的改進（其中包括對土地與勞動的產權的再確定），主要是對土地與勞動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即相對稀缺性的變化）的回應。之後，一個擴張了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需求又對產品市場組織的改進施加了壓力，並誘致了政治單位規模的擴大。在諾斯與托馬斯看來，荷蘭和英國在1500－1700年間的發展比法國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實，就是正在形成的國家對持續的財政危機的回應所產生的特定的產權形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