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和托馬斯反複強調了製度變遷比技術變遷更為優先且更為根本的觀點。他們將更為集約的耕作製度（比如二田製對三田製的替代）視為一種製度對相對要素價格變化而不是技術變遷的回應。進而，他們強調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擴張即便在沒有發生技術變遷時也能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貢獻。
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一個範圍不很廣的研究中論證到，美國工業於本世紀50和60年代發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對技術變遷可能實現的潛在規模經濟的經濟收益的回應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場機會擴張所誘致的製度變遷的產物。這一革命發端於本世紀20年代，這時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開始發展一些新的組織模式。這一體製一方麵由所有各部的決策高度集中的經營公司組成，另一方麵它又包括鬆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這一新體製的演進中，當對一個多重分工的結構所進行的決策高度分散的同時，對整個團體的戰略計劃和金融控製又仍然由一個集中的機構來裁決。在主導性企業中，“通過建立一個通用的辦公室和處理產品發展的日常事務來使戰略決策係統化……分散化決策的製度化。”錢德勒論述到，由這些結構性創新所導致的製度效率的收益，又創造了一種傳導技術創新的環境。在他看來，美國工業中的規模經濟更多的是製度創新的產物，而不是技術變遷的結果。
一個製度變遷模型
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中有一種傾向是，它們或者將製度變遷抽象掉，或者視製度變遷是一個經濟體製所外生的。這些方法都是不恰當的。在現實世界中，產權的執行是有成本的，市場的交換要消耗資源，信息是稀缺的。製度變遷不僅會影響資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種資源使用性的活動，由於對這一事實的忽略，因此我們對製度變遷進程的理解還有待提高。我們同樣在一個不很滿足的條件下將製度變遷融入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去，這與我們在50年代中期處理技術變遷的經濟學的方法相同。
我們在這裏假定，製度變遷可能是由對與經濟增長相聯係的更為有效的製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們還假定，製度變遷可能是關於社會與經濟行為、組織與變遷的知識供給進步的結果。
對製度變遷的需求
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獲得關於製度變遷的需求理論的幾個要素。正如我們在前麵已注明的，諾斯和托馬斯主要根據支配產權的規則的製度變遷解釋了西歐在900－1700年間的經濟增長。在他們看來，製度變遷是由人口對稀缺的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所引致的。T·W·舒爾茨在考察更為晚近的經濟史時，驗證了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製度變遷的主要原因。諾斯和托馬斯對舒爾茨下麵的觀點似乎毫無疑義是同意的，即“我們很難想象任何趨勢性的經濟運動對於製度的改變比對於工資相對於租金的運動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
在歐洲中世紀的成熟時期（1000－1300年），“土地變得稀缺，土地的價值處於上升中，”由於土地的稀缺性變得普遍起來，它對限製共有財產使用的壓力增加了。對土地使用的更為有效的控製是與更為集約的農業生產體製的采用相聯係的，三田製開始替代傳統的兩年一次的輪作製。
在現代早期，人口對土地的持續壓力導致公地的廢除和從以使用奴隸勞動為基礎的耕作製轉向由農民所有的所有者經營，或轉向由資本主義所有的對工資勞動力的使用。其結果是更為集約的作物生產體製的演進，這在低地國家和英國尤其如此。這些體製以後在德國、丹麥和法國也同樣占支配性地位。在20世紀，由於土地對農業生產的製約變得不很嚴重，相應於農地產權的製度演進的推動力削弱了單個生產者的私有產權。
更為近期，環境從農業與工業及工業生產中吸收了殘餘，這一需求與對環境服務和舒適的需求產生了激烈衝突。這一競爭導致了原來被視為免費品的公共資源的經濟價值的顯著上升。相對於這些價值日益增加的公共資源，其結果是形成了一些用於區分個人、企業和共同體產權的新製度。
諾斯和托馬斯也分析了當工資相對於土地的價值提高時的經濟迅速增長時期。他們發現在這一時期，當給予農民和土地所有者對他所使用的土地有更大的控製權時，就會發生製度變遷。在上一世紀的一半時期，製度變遷是由人的經濟價值的顯著加速提高所引致的。我們已從一個否定人對自己的投資機會和激勵與受奴役很普遍的狀況，變成了現在的對人的代理人的私人與公共投資製度化了的狀況，如教育與衛生條件的改善。
諾斯和托馬斯對歐洲發展得出了製度變遷是對勞動力-土地價格率變化的回應，在對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報告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在1868－1928年間是經濟普遍加速增長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主從庇護責任的修正有利於佃農和無地的勞動者。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由於土地價格相對於工資率的上升，平衡又轉向有利於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佃農和勞動者。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更為集約的農作製度的使用已導致水的經濟價值的增加，這一增加的價值已誘致了能更明確地定義灌溉的產權，以及在分配水時更大地使用市場機製。
無疑，由技術變遷所釋放的新的收入流確實是對製度變遷需求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新的和更為有效的技術中獲取潛在收益，這確實是私人部門的研究與發展以及公共部門對自然資源的探索與發展科學技術的一個強有力動機。從州政府擁有允許建立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的壟斷特權的階段，到一般合並法的實施，確立了旨在指導經濟活動的協會的權利的今天，現代法人組織的發展代表了對19世紀的運輸、交通和製造技術的進步所創造的經濟機會的製度回應。
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導致的與技術變遷或製度績效的增進相聯係的效率收益，這是進行進一步的製度變遷的一個主要激勵。在一個古典的或新古典的世界，政治資源的使用妨礙了經濟目標的實現，新的收入流是按照李嘉圖的分配模式來分配要素的技術變遷所形成的，來自於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將具有相對無彈性的供給函數的特征。不過，我們很容易地看到，無彈性要素的供給者對新的收入流的獲取隻提供一種功能——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是對增長的製約，而不是增長的一個來源——即確立一種對社會產品的權利。其結果是，技術的進步可能會調動個人對其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的積極性，以及為了再確定產權以實現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組織和引進集體行動的積極性。與有組織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聯係的製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長，從而帶來了對勞動法人組織的需求，它們以工會、農會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現出來，以使每個團體都能更有效地參與對新收入流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