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貝聿銘鎮定自若，充滿信心，當法國建築師在記者招待會上對他群起而攻之時，他鏗鏘有力地回擊了他們。他以著名的樂觀態度經受住了漫長職業生涯中最為艱巨的考驗。法國的評論家說：貝聿銘是高明的外交家，每時每刻都表現得從容不迫，絲毫不為籠罩著他的異乎尋常的壓力所影響。
貝聿銘彬彬有禮但毫不妥協，翩翩風度中不失剛毅堅定的意誌，漸漸地，人們開始接受他的項目。
1988年7月3日，庭院和金字塔——盧浮宮嶄新麵貌的象征——全部竣工，20000多名趕時髦的人士在裏沃力街排隊，以期先睹為快。入口處的隊伍排了很長，繞著拿破侖庭院盤了兩圈。連嚴厲的建築評論家，英國王子查爾斯也喜歡上了它。
有一陣子，巴黎人對金字塔的狂熱崇拜使埃菲爾鐵塔黯然失色，金字塔成了巴黎特色的象征。最具諷刺意義的是一開始就對貝聿銘百般攻擊的著名的《費加羅報》，在頭版頭條位置聲明：“不管怎麼說，金字塔非常美麗”。後來，他們為慶祝雜誌增刊創辦十周年，邀請上千嘉賓參加了有關活動，而地點就在該報原先耗費無數筆墨大肆誹謗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內。
閱讀點睛：通過這個故事，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隻要有足夠的信心堅持自己，即便在遇到令人難以承受的誹謗、嘲諷、挫折與坎坷的時候，依然能夠如磐石般堅毅。這，或許就是大師與普通人的區別。
陳省身：一生隻做一件事
南香紅
陳省身，數學大師、微分幾何之父，是惟一獲得世界數學界最高榮譽“沃爾夫獎”的華人，被國際數學界尊為“微分幾何之父”。
陳省身8歲那年，他去浙江秀水縣城（今嘉興市）裏的縣立小學上學。那天下午放學時，不知什麼緣故，老師用戒尺挨個打學生的手心。陳省身雖然因為老實沒挨打，這件事卻對他刺激太大，從此便不肯再邁進小學校門一步。第二年他考入中學，4年中學之後，於15歲考入南開大學理學院本科。
在南開，陳省身做出主修數學的第一次選擇。一方麵是因為他的數學能力一向比較好，另一方麵則是由於他上第一堂化學實驗課，在吹玻璃管時手足無措，而助教又是以嚴厲著名、外號叫“趙老虎”的。從此，他對理化充滿畏懼。看來，每考數學“必是王牌”的他，就是為數學而生的。
陳省身19歲時考入清華大學讀碩士。在清華時的陳省身，對微分幾何充滿了向往，但未曾入門。他回憶說，“那時候的心情，是遠望著一座美麗的高山，還不知如何可以攀登。”
當陳省身聽了德國漢堡大學數學家W·布拉施克的“微分幾何的拓撲問題”後，決定去漢堡讀書。當時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的餘額，用此款資助的學子是要到美國讀書的，而且許多留學生一般也都願意去美國，但陳省身認為，讀數學必須去德國。這是他又一次主動的選擇。在他的堅持和前輩的幫助下，最後終於如願以償。
漢堡道路的選擇，使他有幸接觸了布拉施克、E·凱勒、E·嘉當等世界最偉大的數學家的思想和學術。
在漢堡大學開設嘉當—凱勒定理討論班時，一開始幾乎所有的人都來了，但因為艱澀難懂，最後隻剩下陳省身一個人，就在那時他認識了嘉當的魅力。
1936年，陳省身的公費留學期滿，接到清華的聘約，但他決定去巴黎跟嘉當先生工作一年。“這對於我在數學上的研究發展來說，確是決定性的一年。”他說。
1937年陳省身回到國內，正值抗日戰爭爆發。戰爭幾乎會影響和改變每個人的命運，卻沒有影響陳省身的數學方向。
陳省身隨西南聯大南遷，當時“設備、圖書什麼都沒有，條件差，也沒房子，記得我和華羅庚、王信忠先生擠在一個房間，因為地方小，連箱子裏的一點書都不願意打開。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也能做出成績來”。
陳省身在昆明的煤油燈下寫出的兩篇文章，發表在普林斯頓大學與高級研究所合辦的刊物《數學紀事》上，數學家H·外爾和A·韋伊感到陳省身的研究工作達到了“優異數學水準”，遂極力促成陳省身來普林斯頓。他們認為，陳省身是“迄今所注意到的最有前途的中國數學家”。
雖然美國卷入戰爭，但普林斯頓卻因戰爭“得福”，愛因斯坦、馮·諾依曼、E·諾特等因是猶太人或與猶太人有關而受迫害的科學家的加盟，使普林斯頓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數學研究中心。
陳省身決定從昆明前往美國的普林斯頓。那時，去美國的途徑是從昆明飛往印度，然後再坐船經由大西洋到達。“想到德國潛水艇的活躍，這條路自然有相當危險，但我決心赴美，不顧一切困難。”這一次的離別，陳省身甚至無法先回上海和妻子幼兒告別。陳省身選擇了乘坐美國飛虎隊的軍用飛機走西線前往美國，軍用飛機每到一個空軍基地，乘坐者就要在基地的房子住下，然後拿一個條子看布告，有自己的名字，就繼續往前飛一段。這樣，經印度、中非、南大西洋、巴西，前後用了一個星期，陳省身終於到達美國。